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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黄克诚仍然坚持保留对所争论问题的看法。事后，黄克诚觉得可能由于自己刚从八路军划归新四军指挥，缺乏相互间了解，让人产生了自己不服从指挥的误会。于是，他找到军长陈毅，认真地询问：“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
战事接连不断，巩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十分繁重，黄克诚很快将这件事抛之脑后了。
9月，秋风渐起。
黄克诚率部来到苏北已经是第二个秋天了。
一年多在苏北的抗日斗争，使黄克诚深切感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策英明，高瞻远瞩。
本来，黄克诚率部南下，与彭雪枫部会合后，黄克诚与彭雪枫都将目光偏向豫西，对于中央关于“华中是重要的生命线”这一战略性指示认识不足。
虽然后来毛泽东复电，黄克诚立即率部过路东，来到皖东北，但是这种认识仍然局限于不完全理解的范围。直到“皖南事变”，毛泽东预言的突发事件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苏北根据地建立起来，新四军军部在华中重建，黄克诚才真正有了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立足全局，把握关键，这才是一名高级指挥员应当具备的素质，黄克诚告诫自己。
现在，有一件事情引起了他的思考。
不久前，他得到消息，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也就是他原来率领的八路军三四四旅在豫西反顽斗争中失利，部队损失较大，部队中还出现了个别叛逃事件，部分同志悲观情绪也产生了。
现在，十旅随四师来到了皖东北地区。
黄克诚觉得，身在局部，应当胸怀全局，四师力量受到削弱，应该给予支援。于是，他向上级提出建议：将三师建制完整并充实的第九旅与四师十旅互相对调，以利于四师的休整补充和发展。
黄克诚的建议得到军部的高度赞许。
不久，四师十旅对调到了第三师，原旅、团番号不变。
十旅来到三师，黄克诚十分关心。很快，他接见了十旅的干部们，对他们划归三师建制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十旅的负责同志，旅长刘震、政治部主任高农斧等都是三四四旅的老同志，是黄克诚的老部下，大家相见，倍感亲切、高兴。
黄克诚专门就十旅地方化的问题向刘震等作了详细说明。原来，十旅拨归三师后，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旅长刘震兼任淮海区司令员，军区政治部主任则由旅政治部主任高农斧兼任。
部队地方化，有很多同志思想转不过弯来，认为主力军一夜之间变为地方部队，是不是豫西的仗没打好？
黄克诚告诉刘震等旅领导，主力部队地方化，是在困难条件下立足生根，渡过难关，坚持和发展根据地，准备以后新发展的正确道路，并不是走回头路，十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黄克诚一席话，打消了刘震等心中的矛盾与顾虑，使他们在思想上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准备。
十旅在淮海区“安家”后，不但迅速恢复了元气，而且认真贯彻部队地方化的决定，将革命的火种撒遍淮海大地，在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整个淮海平原的抗日武装斗争如火如荼，迅猛发展。
白驹过隙，岁月匆匆。转眼间，1942年来到了。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奉命调回延安党中央工作。临行前，他主持召开了华中局扩大会议。
华中局各区和各部队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刘少奇代表华中局作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陈毅作军事建设报告，黄克诚作政治工作报告。
黄克诚一直从事部队政治思想工作，这时又兼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因而他结合工作实际，立足华中全局，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受华中局委托，作了一次深入浅出的政治工作报告。
黄克诚着重讲述了目前军事建设中的政治工作问题。
他从部队政治工作，根据地政治工作，友军政治工作和敌伪军政治工作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阐述。
黄克诚特别强调了在干部问题上应当注意的两个方面：使用干部和爱护干部。黄克诚认为，使用干部方面，应当注重德才兼备，注重干部的党性、知识和独立工作能力。在爱护干部方面，不仅要关心他们的生活与健康，使之能够在艰苦的经济条件和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勇挑重担，坚持工作，尤为重要的是，要从政治上来爱护干部，平时发现干部在思想上出现不良倾向的苗头，就要及时进行教育、批评、帮助。不应平时不关心，或者平时看到干部有什么问题当面不说，记在心里，到时候再一起算总帐。另外，黄克诚还指出，在审查干部和锄奸问题上，一定要区别对待，信证据不轻信口供，宁可错放，也不可错杀。应当注意随时纠正违反政策、刑讯逼供的现象。
黄克诚的报告得到与会同志的广泛赞同，华中局把他的报告，作为华中我军政治工作的纲要，发表在刊物《真理》1942年第八期上。
关于使用和爱护干部问题，黄克诚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后来，在华中局开展“抢救”运动时，黄克诚顶住压力，坚决反对逼供信，保护了一批干部。
涟水县东北郑潭口。
郑潭口是一个小镇，恰好位于一帆河与完蛮河交叉处。虽说是小镇，但它是苏北根据地盐阜与淮海两区联系的纽带，也是日伪军大新集、新安镇等联成一线的据点之咽喉，因而战略位置显得十分重要。
8月，国民党顽军韩德勤，借日军对苏北“扫荡”之机，趁火打劫，向新四军发动进攻，企图分割苏北抗日根据地，策应东犯顽军。郑潭口，成为顽军精心构筑的“模范工事”。
整个小镇被建成了一个东西三百米、南北五百米、四周又用五六米高的围墙围起来的据点。
南、北、西三面是两米厚的夹壁墙，人可以自由行走，同时又设有对内对外射击孔。夹墙每隔一段再用隔墙分开。围墙下面是挖筑的地道，地道同镇内九十多个地堡、暗堡、炮楼相连。
镇内还有一座高达十几米的中心炮楼，由周围六个炮楼拱卫。围墙外是四道防线，一帆河又成为一道天然防线。真可谓“铜墙铁壁，固若金汤”。
9月，黄克诚等经过商议，决定拔掉这枚楔入我苏北根据地的钉子。
在军部支持下，黄克诚亲自召八旅二十二团团长张天云布置任务，面授机宜。
“老头子呢？”张天云接到命令，大汗淋漓跑到师部，悄声问哨兵。
“老头子”是三师同志对黄克诚的称呼。黄克诚参加革命时间长，年龄大了些，经验丰富，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子，因而大家都私下亲热地称他“老头子”。
哨兵用嘴一努屋里，张天云心神领会，一步跨了进去。“这回你可有仗打了！”黄克诚戏谑地指着张天云的脑门，“师部决定派你们团攻打郑潭口。
不过，人家说‘这是攻不破的铁镇’，这可是个硬仗啊！“
“保证完成任务！”张团长一个立正，嗓门提高了八度。“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黄克诚面容一整，“任务艰巨，师部决定派彭雄参谋长亲自去指挥。”
说着，黄克诚一指旁边的彭雄。
张团长又向彭雄敬了一个礼：“太好了！”黄克诚补充说：“我把师炮兵营调拔给你们，涟水县大队也配合你们作战。”
彭雄、张天云奉命率二十二团径奔郑潭口。
经过周密部署，二十二团向郑潭口发动猛攻。
战斗打响后，黄克诚时刻关注战况的发展，不时让人询问情况，并及时给予指示。
郑潭口一战，在广大指战员努力下，一举歼敌六百多人，拔除了这一“模范工事”，取得了彻底胜利。
消息传来，黄克诚立刻发报致贺并慰问。
这是苏北攻坚战的首次胜利啊，它预示着一个良好的开端，黄克诚想。
果然，10月，三师七旅一部与兄弟部队又一举攻克陈道口，歼敌一千五百多人，粉碎了顽军对淮海区的进攻，使淮南、淮北、淮海、盐阜四块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然而，苏北抗战的艰苦阶段还未过去。
1942年底，日军为控制淮、涟、沭地区，向苏北根据地淮海区发动了大“扫荡”，开始构筑据点、碉堡，修建公路，企图分割封锁淮海区，进而由点及面，全面控制这一地区。根据军部指示精神，黄克诚命令淮海区以主力加强地方军，使主力部队进一步游击化，分地区坚持斗争，从而粉碎敌人的大“扫荡”。
淮海区军民在书记金明、军分区司令员刘震的亲自指挥下，动员党政军民协调行动，精简军分区机关，将全区又分成四个中心县委，配以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合编的四个支队，灵活机动地展开对敌斗争。
三个多月激烈而残酷的斗争过去，淮海区军民打破了日寇妄图消灭新四军的迷梦，使根据地重新恢复到“扫荡”前的态势。
1943年早春。乍暖还寒的季节，日寇对苏北根据地盐阜区又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梳蓖式大扫荡”。
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黄克诚率师部及苏北区党委机关主动撤退，跳出敌人包围圈外。
日本侵略军这次大“扫荡”，集中其十七师团、三十五师团、十五师团独立十二混成旅团共一万多人，辅以伪军八九千人，规模空前，气势汹汹。
对于这次“扫荡”，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早有预计，因而专门向三师发出指示，要求党政军积极准备，反击日军“扫荡”。
接到指示，黄克诚立即召集党政军领导，商量、布置反“扫荡”事宜，制定了灵活机动的反“扫荡”作战方针。
日伪军长驱直入，采取“梳篦式”搜索，企图集中主力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黄克诚等针锋相对，除留一部与敌周旋，主力部队避开敌人，转移到“扫荡”圈外，隐蔽待机。
日伪军在寻找新四军主力作战扑空后，转而分途集中兵力分区“扫荡”，黄克诚等审时度势，采用了圈内打小仗，圈外部队积极作战的方针，并且取得了兄弟部队在苏中和淮北的战略配合，三师各部打出了很多漂亮仗。
敌人被新四军搞得焦头烂额，无奈，主力开始撤退，只留下了一部分兵力修筑工事、固守据点。黄克诚等果断出击，集中三师各部打击敌伪薄弱部分，攻克了一些要害区域的敌伪据点。在近二十天的时间里，三师将士会同地方武装连续作战，给予日伪军以有力打击，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进攻，进一步巩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鼓舞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斗争热情。
反“扫荡”胜利后，盐阜区士绅在慰问大会上称颂三师将士：“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时分时合，神出鬼没，或攻或守，将卒用命，民族精神发扬无余，民气鼓励收效甚宏，于此足知中国之不会亡。”夜深人静，月色朦胧。
黄克诚在昏暗的油灯下，伏案疾书，向华中局、军部汇报盐阜区反“扫荡”的情况。
黄克诚胸有成竹，动起笔来，也颇觉自然流畅。
黄克诚写道：敌人用很大兵力以较长时间进行“扫荡”，军事组织战术均颇高明，然所获战果极端微弱，乃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弱点，这些弱点表现在：（一）最大弱点是得不到人民的同情支持而遭到人民的憎恨和反抗，特别由于敌伪的残暴行为激起各阶层人民莫大的仇恨与反抗。
（二）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