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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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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何必去找什么活路呢?!”在旧社会经过战斗洗礼的彭慧没有想到,在新社会中,邪恶也能形成一时的风暴,搅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善良的人们,那时哪里能想到,恶毒的“四人帮”就是要把知道他们的黑根底,又不肯跟着他们颠倒黑白的人置于死地。1968年7月,彭慧在一次斗争会后回屋的途中,倒在北师大的操场上,没有得到治疗,她又被送回到那间无人照应的小屋。第二天中午,六十一岁的女作家就离开了人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留下一句话……
  然而,彭慧的信念并没有错。乌云和风暴不会持久。终于晴空中又洒下了金色的阳光。虽然彭慧的肉体已不能复活,但她的政治生命却得以恢复。1957年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了改正,党籍也恢复了。她的遗作《不尽长江滚滚来》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凡是熟悉彭慧的人都有一个同感,那就是很难想象出她愁苦的模样。多少年来,人们从未见她沮丧颓唐、消极无为过。困难和挫折从不能改变她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即使在个人的不顺利的处境下,她仍然为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每一个成就而欢欣鼓舞。她总是毫不懈怠地尽自己的可能去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不断地“跃进向前”!如果彭慧九泉有知,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该会多么地激动和高兴啊!
  1980年9月
  罗洪
  阎纯德
  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 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赵景深:《文坛忆旧》
  在上海一个普通的里弄里,我找到了罗洪,当时她正在居民委员会开会。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曾经有过较大影响的女作家,于1971年被“四人帮”勒令退休,居民委员会召集的会议,成了她唯一的政治生活。她认为,在那里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了解各种各样的事,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有益的。
  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但耳聪目明,慈祥的神情,时常出现在她的脸上,言谈中,有许多回忆,也有不少感慨。
  历史,不应该忘记每一个于社会有贡献的人,作家罗洪。将自己的爱和恨、歌颂和鞭挞写成了作品,在我们社会的光明里,也有她的心血培育的精神……
  1910年11月19日,罗洪在江苏省松江县一个普通职员家庭里诞生了。她姓姚,原名自珍,罗洪是她的笔名,也是她日后通用的名字,因此也叫姚罗洪。她的父亲在一所工业专科学校当过化学教员,也当过医院的药剂师。父亲小时候,念完小学到上海读中学,家道已很拮据。后来又到日本学医两年,因家里无力供应便回来了。她父亲年轻时经济不宽裕,但特别喜欢订阅期刊和买新书。这一切,对罗洪爱好文艺以及从事创作,都有一定影响。
  罗洪念小学时,有一天发现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木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用重磅道林纸印成的大开本杂志,义厚又重。里面有《小说月报》、《游戏杂志》,作品多是文言,有游记、谈论古今的杂文、讲究趣味的短文等,另外还有侧重于科学性文章的《东方杂志》。罗洪翻着这些杂志,好像进入了神奇的王国,一种强烈的新奇感弥漫了她幼小的心灵。罗洪,对于文学的爱好,最初就是在这个“百宝箱”里酝酿的。
  读完小学,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女师收费少,膳费学校出,这是她报考该校的主要原因。当时她家里生活颇苦,一切开支全靠父亲那点有限的工资。
  罗洪到女师读书,是她第一次离开家庭,又走那么远,家庭之爱,总是牵着她的感情,每逢寒暑假回家,她却只有一件事——读文学作品,一点也没帮妈妈干家务。妈妈是一位非常贤淑的妇女,见她爱读书,就宁愿自己劳累,也不肯使唤她。
  她家的小房子里,有个大柜子,上半格全是书,除了《说岳全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外,多数是翻译作品,如《黑奴吁天录》、《天演论》,还有林琴南译的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块肉余生述》等。她如饥似渴地读着,并从那里汲取思想和艺术营养。
  在小学读书时,她常常为母亲受到不平等待遇而气愤。父亲在家里是绝对权威,母亲一切都得依从他。那时罗洪年幼,不敢说话,封建意识统治着整个家庭。到女师后,写信向父亲提出对家庭关系的看法,还天真地说,等她独立生活后,便供养母亲,不让母亲再受他的气。她的信充满了男女平等的新思想,这是她反封建的第一个实际行动。父亲接信后,很欣慰女儿有这样新的见识,此后,他果然改了一些。罗洪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直到现在,只要一提到母亲,她还总是情不自禁地被泪水湿润了眼睛,嗓音也喑哑了。
  中学时期,罗洪狂热地爱着文学,贪婪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罗曼·罗兰、托尔斯泰、契诃夫的许多小说及易卜生、梅特林克的剧本,还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这些伟大作家的不朽之作,使她的感情与它们的主人一起沉浮、变幻,使她认识社会、人生、美与丑、真诚与虚伪、人道与无情,使她痛苦过,欢乐过……这些文学的种子,第一次在她心里萌发为写作的幼芽。当时,她热烈地幻想着,但又觉得这种愿望太渺茫,矛盾的心情使她不便向任何人诉说自己隐秘的追求。
  从清朝末年至“五四”运动前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当时的罗洪也很信服这种口号,因此,有时还想从事科学研究,为国家做出点贡献。不过,父亲为她订的《科学杂志》,她并没有醉心去读,所迷恋的仍是文学。当初她就明白,文学这条路是崎岖、坎坷的,不容易行走,可是她却终于走了这条路。她最亲密的三位同学,华艹收和葛邦咏成了被学生爱戴的教师,另一位吴健雄,爱好数理,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专攻高能物理,早已是世界闻名的女科学家了。
  1925年上海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工人顾正红的五卅惨案,这一暴行激怒了全国人民: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当时苏州女子师范(那时已改名为苏州女中)是一所管理严格的学校,学生每学期只能出校三次。但是,席卷全国的风暴使这所死水般的学校也掀起了巨浪。发动罢课、募捐,她是一位积极分子。她们挨家串户宣传,要大家支持工人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整整三天,她讲话讲得嗓音哑了,走路走得腿骨疼了,但心情异常振奋,她觉得这是在维护受人欺凌的母亲,在为祖国而战。后来,她们班级,又发起了义演,准备演出田汉的著名话剧《咖啡店之一夜》。全班同学谁也没有演出经验,也不知如何排练。但大家热情高涨,推选演员,竟把她选为主角。她不示弱,全力以赴,果真演出了水平,获得好评。就这样,这所沉寂的学校,在时代的急流里顿然活跃起来。
  罗洪,一个爱国主义者,她的中学时代是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不断挑衅中度过的。天真,经过现实生活的锤炼,变得成熟了,她带着对旧社会的不满,进入了文学界。
  1929年中学毕业后,她回家乡当了两年教师。第二年,她便开始写作。处女作是随笔《在无聊的时候》(1930年5月16日刊于《真善美》第六卷第一号),第一篇小说《不等边》于1930年9月10日在《真美善》杂志发表,同年11月1日,第二篇小说《校长女士》(发表在《妇女杂志》上)是她观察了一位校长颇有典型的性格、行动后写出的,由于细节加工不够,真人的影子较浓。小说发表后,一方面感到高兴,一方面又怕校长报复她。结果,那位校长见了她总是笑,一反常态。其实,那篇小说虽然也有点批评,却没什么刻薄的嘲讽,因此校长对她也没有什么恶感,这样她才放了心。
  处女作发表后,她仔细考虑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如何进行艺术构思等问题,并用自己第一次创作的感受,去印证那些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的名著,这样,她开始了写作生涯。为了保证有充裕的写作时间,她辞去学校工作,到苏州当家庭教师,为一个初中学生补习功课。这时,她认识了苏州东吴大学学生——作家、文学翻译家朱雯(1911。10。12…1994。10。7)。朱雯是一个有才华的文学的青年,他从事诗歌和小说创作,已经出版了一个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那时朱雯在编辑文艺刊物《白华》,当时的知名人士郑伯奇、绿漪(苏雪林)、赵景深、严良才、汪锡鹏也都撰稿支持《白华》。
  1931年春天,巴金到苏州,她和朱雯一同去看他。罗洪对巴金刚在《小说月刊》上连载的长篇小说《灭亡》很感兴趣。她觉得《灭亡》是巴金运用自己特有的表现方法来表达的,很想看看巴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跟巴金一起的还有研究历史的杨人(木便)。当时巴金只有二十七岁,比较沉默,但待人热情而诚恳,他正创作《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这一年她与朱雯(王坟)合出了书信集《从文学到恋爱》(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
  那时,朱雯爱读沈从文的小说,且经常得到这位来自湘西、当过兵的作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指点青年进行创作的长信,每每读了沈从文写给朱雯的这些信,罗洪都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朱雯以应届毕业生的名义,通过郑伯奇的介绍,邀请上海大道剧社来苏州作宣传演出,主要演员有郑君里、周伯勋、刘保罗,还有女演员胡萍,演出了《乱钟》、《放下你的鞭子》等优秀剧作。在三天演出中,罗洪做接待工作。这一抗日宣传活动受到警察当局的严密注意和干预,幸而事先得到消息,通知他们逃跑,否则就很可能被“一网打尽”。这件事,使她对社会现实有了新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她完成了一篇三万字的小说《水》,寄给《小说月报》,不料不久“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闸北一场大火,烧毁了编辑部,稿子被焚,底稿也在离开苏州时丢失。后来,她将其中一部分内容,写成了短篇小说《到哪里去》。
  1932年春,她与朱雯在上海结婚,他们的请柬印得新颖别致,赵景深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事;婚后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桃源村,做了王莹的邻居。当时洪深正为《晨报》主编《每日电影》副刊,朱雯被邀约撰写电影评论和电影艺术理论文章,罗洪继续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同年8月,他们回到家乡。
  在残酷的岁月里,中国一片黑暗,帝国主义的侵略,当局的腐败,各地灾荒连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年轻的罗洪,怀着一颗同情与不平之心,在她写作之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她家虽住城镇,却在农村有亲戚,因此与农民常有来往,这使她了解不少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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