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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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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当作自己升官发财的手段。这是彭慧根据从桂林赴上海途中所见一对夫妇的真实情况,略加发挥写成的。《马校长》刻划了一个不学无术,对上级阿以逢迎,对学生横蛮无理的女校长。在当时的教育界,特别是在小城镇里,这一类的校长、训育主任,是不乏其人的。《洋外套》反映了工人生活的贫困,揭露了国民党官员贪污美国救济物资的丑行。
  这两年里,彭慧一家主要靠翻译写作为生,经济相当桔据。穆木天在同济大学兼点课,算有一点固定收入。每月发薪时用布口袋提回一兜钞票,却买不了几斤米。关于国民党滥发钞票,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困难,穆木天在《我好像到了一个鬼世界》的诗中曾写道:
  付饭钱的票子堆起来,
  比一盘炒饭还高。
  我觉得好像把一把票子硬塞进肚子里。
  结果还是饿。
  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紧张的脑力劳动使彭慧病倒了。亏得一些老朋友帮忙,经过一段卧床休养,才得以恢复。
  妇女运动,从来是彭慧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上海解放前,她除翻译写作外,还和曹孟君、郑倚虹、黄静文、胡绣枫等一起,开展妇女工作。她还和季洪、宋元、海尼等女文艺工作者一起,以读书会的名义,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讨论时局。说到高兴之处,她们竟会情不自禁地唱起“山那边哟好地方”并扭起秧歌来。
  1948年,在妇女问题上,曾有过一场关于妇女参加社会工作还是应回到家庭中去的争论。有一种谬论认为,当时有些妇女不甘心从事家务劳动而参加社会工作,因而影响了自身和后代的健康,主张妇女应安于家务劳动。彭慧为此在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杂志上连续发表两篇论妇女解放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指出,当时许多家庭主妇“不是由于'不甘心'而出来找职业的,乃是由于一家人吃不饱而出来工作的”。她说,当时,“从大学教授、著作家,直到工农大众,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吃不饱穿不暖的忧虑。孩子既营养不良又失学,是普遍现象”。在这种“整个国家民族没有健康”的情况下,是不会有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的。她在文章中还写道:“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从黑暗到光明过渡的时代,想兼顾家庭生活和社会工作的妇女们,她们自己,她们的家庭和孩子,在这不合理的社会里会遭到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想要减少这类牺牲,那只有“大家努力,使那个真正男女平等的社会一早日出现”。
  1948年的“三八”妇女节,彭慧曾到南京金陵女大,给女学生作报告,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夜间,她和一些女学生睡在一起。与她们彻夜长谈,解除她们对共产党的种种误解和疑虑,告诉她们,祖国的长夜即将过去,马上就是天明!
  阳光·乌云·风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特务的威胁,生活的忧虑都成为过去。解放区的天空多么晴朗,新中国的阳光多么灿烂!多年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彭慧的心清,无比欢畅!夏天,她到北京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秋天,和穆木天一起去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50年,又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从1950年到1957年,彭慧翻译了布宾诺夫的《白桦树》,结合教学写了《普希金研究》、《托尔斯泰研究》、《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苏联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等讲稿和论著。从1954年起,她担任《文艺学习》的编委,为该刊写了一些介绍苏联作家与作品的文章。还写过一些其他评论。1956年彭慧参加作家参观团,访问了上海、南京、杭州、洛阳等地,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几篇歌颂社会主义祖国新面貌的诗歌、散文。她还不时为青年朋友作有关提高文学修养的报告。那些年,彭意既搞教学,又担任中文系党总支的工作,还要翻译写作,并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整天忙得团团转。她的气管炎很严重,由于哮喘,经常夜里不能躺下好好睡觉。但平日里,她却总是那么精神抖擞,笑声爽朗。1954年,当女儿二十岁生日时,彭慧给她写了一封信,回忆了二十年前那黑暗苦难的岁月,要女儿懂得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幸福,鼓励她听党的话,努力学习,争取能为祖国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彭慧自己,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情的支配下,不顾疾病,夜以继日地工作的。
  1957年,彭慧五十岁,她热情、坦率一如既往。她为每一件好人好事而兴奋、激动,就是看了一出好戏,听到一首好歌,也欢喜得不行。但对于看到的缺点、问题,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尽管1957年在党整风的过程中,她在群众场合发言不多,也很慎重,却也被错划为右派。晴空中的这一朵乌云,对于身临其下的人,打击是沉重的。彭慧的党籍被开除了,教授职称和各项职务被撤销了……更痛苦的是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然而,由于多年的斗争锻炼,这些都不能改变她的信念。为了顾全大局,她含冤却不愿意叫屈……为了不给孩子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影响孩子进步,她忍着内心的痛苦,要女儿和自己划清界线继续听党的话,努力学习和工作。
  精神上的痛苦,使彭意有个时期一夜一夜地不能入睡……《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关于如何对待错误思想和党内斗争的部分,她看了一遍又一遍,书页上布满了她用毛笔画的圈圈点点。经过一段思想斗争和认真思考,她感到沉溺在痛苦中是无益的,决心根据当时的条件,尽可能继续做一点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当时她已没有教学任务,只搞一点辅助性的资料工作。于是她拿出很大的精力,认真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学习党史,总结回顾自己的生活道路。接着,就开始写起长篇小说来。这是她在思想上酝酿已久,只因工作繁忙而未能着手的事。为创作这部小说,彭慧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经常抱病工作到深夜。1960年6月,在她五十三岁生日的前夕,彭慧在1928年和三妹彭玲等在国外合影的一张像片背面题了一首诗,反映了她这个时期的心情:
  回首北国华年,
  晨曦暮霭共磋研。
  忆哈哈亭声,
  青春正好,
  长江岸上,
  多少熬煎。
  往事无边,
  何须惆怅,更莫伤壮志云烟。
  头白了,
  再人人根改造,
  跃进向前!
  在对小说进行构思的过程中,彭慧最先想到要表现的有李大钊、向警予、赵世炎、何孟雄等革命先烈,有她的一些老战友,还有她在武汉、上海纱厂做工时,帮助和掩护过她的工人的英雄形象。彭慧对“三·一八”前后北京的斗争情况是熟悉的,而1927年和1930年前后那些难忘的斗争岁月,她又都是在武汉度过的。因此,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她一度考虑前半部在北京,后半部在武汉。开始塑造某些主人翁时,她基本上用的真人真事,后来,可能是受到当时在文艺创作上曾有过的不要写真人,不要写活人的思想影响,也可能由于写真人真事不便于进行艺术的概括,她改变了初衷,把主人翁集中在汉口工厂区(石乔)口的一家纺织厂的几个工人(主要是女工)和区委的几个干部身上。故事开始描写了在旧军阀统治下处于地下的工会活动。然后,着重表现北伐军到武汉后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思想、生活上的变化和他们的斗争。汉口收复英租界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得到了反映,也有一点农村斗争的描写。其中还穿插了几对青年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当时反对封建婚姻,争取自由恋爱的时代特点,也衬托出主人翁高尚的情操。小说的后半部描写了由于国民党的背叛和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歌颂了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英勇不屈,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末了是“八·七”会议后,重整组织,继续战斗。彭慧最初给小说起名为《扬子江的早潮》,后来定为《不尽长江滚滚来》。
  为写《不尽长江滚滚来》,女作家克服了不少困难。1962年以前,当“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时,她的创作活动是偷偷进行的,生怕让人知道。一个“右派分子”居然写起小说来了,很可能会被认为是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表现。六十年代离1927年已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虽然1956年彭慧随作家参观团曾到过武汉,但只看了看长江大桥和一些供游览参观的场所。当年汉口(石乔)口区的一些情况,已记不太清了。况且,过去对某些细节也未留神。为写小说,很需要重游旧地,找老工人座谈回忆一下当年的事情。但是,彭慧当时哪有这样的条件!她只能靠收集有关的革命回忆录和访问大革命时期在武汉从事革命斗争的老战友来解决这一困难。赵世兰、杨之华、李文宜、李慧等老朋友都给予她热情的支持,提供了有关当时斗争以至生活细节的许多宝贵情况。大姐彭淑端、三妹彭玲自然是她经常询问的对象。当韦君宜得知彭慧在写这部长篇时,也热情地鼓励她坚持下去,并在创作思想和艺术结构上提出不少很好的建议。在作者当时的处境下,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彭慧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反复进行了修改,最后定稿共有四十七章,三十多万字。修改稿有的地方比初稿有提高,有些地方却未必,也有些部分是忍痛割爱了。例如,小说初稿中原来正面描写“八·七”会议。然而,由于这是重大历史事件,谁也不敢拍板,最后只好删去了。当彭慧满心以为小说可以通过出版时,不料这部作品连同她本人都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恶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1967年的抄家风中,小说手稿全部被抄走,而彭慧自已,一会儿被拉去批斗,一会儿被押去劳动。北师大有一小撮人秉承林彪、“四人帮”的旨意,将穆木天关进“牛棚”,进行“审查”,实际上是给他编造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以用作整三十年代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的“炮弹”。与此同时,他们对彭慧进行了严酷的秘密审讯,逼她写诬陷左联领导人的材料。彭慧坚持原则,拒不肯写,从而遭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1968年初,彭慧被勒令迁出原来的住所。一辆三轮板车把彭慧及随身用的几件杂物拉到北师大校园内一个荒僻的角落里的一间破旧的小平房跟前。三轮车工人一声不响地帮白发苍苍的彭慧把东西搬进那间昏暗的小屋后,在房中环顾一下漏风的土墙,抬头见一段旧绳子从房梁上垂了下来,在半空摇晃。他若有所思地登上凳子,解下那段绳子,转身走了。彭慧敏感地把三轮车工人的举动看在眼里,感到群众对自己的同情与关切,不禁默念道:“好心的人啊,放心,我不会寻短悬梁的!”
  彭慧搬到那间小屋居住后,不允许她外出,也不许任何人去看她。她曾经偷偷跑到城里去看女儿,为此又挨了斗。但她对形势的严重还没有足够的估计。她在给女儿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今后我再也不去找你了,你也不要来了。他们说我去找你是去找活路。我相信党和毛主席是不会让我走死路的,我又何必去找什么活路呢?!”在旧社会经过战斗洗礼的彭慧没有想到,在新社会中,邪恶也能形成一时的风暴,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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