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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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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句也只能代表首篇。总之,这一册是'杂碎'。”
  《劫灰》中,有些短篇已抛弃恋爱的题材,去描写一、两件故乡的人和事,可是笔致不如她描写男女之间的恋爱那样运用自如,《劫灰》小说集中,虽然有时也流露出过去那种生命的活力,但已显得十分微弱了。
  继《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之后,由于作者思想变迁,再发表作品时的笔名已改为沅君。《楚辞·九歌·湘夫人》中有佳句云:“沅有艹臣兮澧有兰”。王逸《注》中写道:“言流水之中,有盛茂之艹臣;渣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后人常以此比喻高洁的人品或事物。取笔名沅君是作者的自勉,她要永远做一个廉洁、正直的人。小说《春痕》中,曾多处提到渣君,主人公也把渣君当作“与我相信终身的伴侣”。
  三
  冯沅君从事文艺创作的同时,还写了几篇阐述文艺见解的精辟论文。主要有:《为病呻吟》(《语丝》第六期)、《对于文学应有的见解》、《不著名的文人作品》(《语丝》第十期)、《闲暇与文艺》(《语丝》第二十三期)等,文章数量不多,文字也不算长,但清晰、简炼,表达了她对文艺的诸多看法。为方便起见,将冯沅君论文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她认为文艺的可贵之处,“即在其能抒写人之难言的痛苦和欢愉,……'莫抛心力作词人'”;对于社会上流行极广的文艺即“无病呻吟”的说法提出了激烈谴责。她呼吁:“文艺界的朋友们,我们宁可说某种文艺没有价值,因其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那种冷酷的判词千万要斟酌用。因为世间尽有些蓄满腔不平之气而无充分表现能力的可怜的人呀!”
  (二)她认为人们应该重视作品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对于那些被“社会上视为不足轻重的人的作品”,“就艺术价值方面说,就同情方面说”都应予以重视。因为它“总是天地间的一种艺术品;犹如晴空彩霞,无论天南地北都是自然界的美景”。她主张“选文艺为总集之时,绝对应收无名的文人作品;若果作者之年代可考,且作品在艺术方面有最高之价值,文学史亦未尝不可选录,以代表一代文学之精神”。
  (三)她认为研究作者作品要从多方面,要考虑到环境等诸因素,“有些是得环境之帮助而得相当发展,有许多是受环境的压制而蕴蓄在内,看去同没有一样,但是他们只是潜伏而已”;她“并不反对作者的生平与作品互证,但是不可太拘泥了”。
  (四)她在《闲暇与文艺》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闲暇与孤寂是作成文艺的重要因素,文艺是精神剩余时的作品”……“若果终日为名利为面包忙得马不停蹄,很难做出好文艺。因为无论是写景或写情的文字,当作家创作时,必有精密的观察与体会,决不是在心为形役的生活中所能做到的。”冯沅君的文艺观,深受创造社前期思想的影响,强调文学的“写动力”是作者的“内心要求”,文艺乃艺术家内心智慧的表现。
  四
  1925年,冯沅君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了。当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洋军阀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反动政府摇摇欲坠。北京各大专学校人心惶惶,名教师受南方一些学校之邀,纷纷南下。冯沅君经女高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胡先(马肃)等人介绍到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陆侃如也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两位颇有才华的古典文学研究家相识了。当时陆侃如已完成了《古代诗史》上册的著述,正考虑撰写《中国诗史》,冯沅君对于诗词元曲又早有研究,二人愿意通力合作,以早日完成《诗史》的著述。
  此期间,冯沅君的三个短篇集,全部由陆侃如整理出版,封面题字和《编后记》也是他一手所写。陆侃如在《卷箷》再版后记中说:“以上的话,本该作者自己向读者说明的。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字里行间表露了冯陆二人性格的和谐,工作上的互相信赖。
  事业上的共同合作近于结果的时候,爱情的蓓蕾也已含苞待放了。冯陆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曾征求长兄冯友兰的意见,由于对陆的家庭某些情况不了解,没有立即表示同意。冯、陆二人又找到蔡元培、胡适等人,给冯友兰写信,让他不必多过问,冯友兰也就没有再坚持。得到家里默许后,于1929年1月24日在上海结婚。从此,冯陆二人终身相伴,白头偕老。
  结婚以后,冯陆二人一方面坚持不懈地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一方面为凑聚去国外留学的路费而节衣宿食,经过五年的全力奋斗,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当时,法国、德国国内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法郎、马克大跌价。很多人利用这个机会,用比较稳定的银元换取数量相当可观的法郎,他们也采用这个办法于1932年乘邮船到马赛转巴黎。考取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班,专事古典词曲的研究,得博士学位。1933年出版论文集《沅君卅前选集》(上海女子书店)。于1935年回国,先后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武汉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中文系担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担任教学工作外,仍继续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被誉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这期间出版了《张玉田年谱》、《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古剧说汇》等,并与陆侃如合著《中国诗史》、《南戏拾遗》等书。
  五
  1949年以后,她一直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并被选为省妇联副主席,直至逝世。1955年,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多年来,她积极参加校内外的社会活动,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及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
  冯沅君在逾半个世纪的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在中国古今文学研究家中,堪称“豪杰”。她,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她,热心培养青年,提携后进。她的学生或者是她指导过的青年教师都深得其益。曾被冯先生提名留校担任古典文学教学助教。并亲手培养过的袁世硕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留校后冯先生亲自担任我的导师。她为我制定的进修规划, 非常细致、具体。定期对我进行辅导,解答我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并及时审阅,批改我交的读书札记。……她是手把着手带我走上 讲台的。冯先生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记得在我毕业留校的第 一个冬天里,她背着我交给了系里公务员老胡十元钱,托她代买 几百斤煤,供我晚上在教研室学习取暖用。
  她的治学态度也十分严谨。她在研究和探讨问题时,总是充分地占有资料,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然后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解放后,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她还与陆侃如先生合编了《中国文学史简编》和《中国文学简史》,并受教育部的委托,和林庚教授一起主编了《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质量颇高。
  冯陆二人皆为一级教授,又存有相当数量的稿费,身边无一子女,生活是相当充裕富足的。但她始终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她的艰苦朴素是有名的。她用会议通知的背面打草稿,搬迁时,别人退粗粮票,她竟退细粮票。长兄冯友兰回忆道:
  一九六二年,乘工作之便,我曾到她家去过一次,室内的陈 设非常简陋,她喜欢买书,但书架子几乎是用几根棍子支起来 的,给人的感觉是住旅馆,好像明天就要搬家的样子……
  对自己如此节省,有时近于吝啬,对别人却很大方。早在解放前夕,一位进步的哲学家被反动派追捕,在地下党的掩护下,他隐匿在胶东,其家属面临着断炊的危险,冯沅君得知后亲自送去四十块银元,接济他们。
  1974年6月17日冯沅君因患不治之症,与世长辞了。生前,她曾对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表示:“我一介寒儒,连个后嗣亦无,能为国家民族留点什么?我想个人艰窘一点,存几个钱,身后让国家做学术奖金;奖掖后人吧!”
  1979年陆侃如先生也逝世了,留下遗嘱说:“按冯沅君和他个人的愿望,将全部藏书,数万遗款赠山东大学。”古人说:“春蚕到老丝方尽”,而“一介寒儒”却是春蚕到老丝未尽呀!
  杰出的女作家、学者犹如一道星光,消失了,但她辛勤培育出来的接班人,将继承她的遗愿,沿着她的足迹,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进行新的探索。1974年,袁世硕汇编整理的《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较完整地保存了冯沅君一生研治古典文学的成果。198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冯沅君创作译文集》,辑有她的小说、散文、诗词及译文等,是一本她的全部创作的作品集。
  冰心
  阎纯德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繁星》五五
  冰心,是一颗巨星,在中国文坛和读者心头,已经亮了七十多年……
  她不慕荣华,安于平易,在北京西郊的苏州街住了已四十余年。生活上,她心里没有“舒服”的位置,时时追求的是耕耘,是收获。
  我们的诗人,在她的一生中,虽没有如山的波涛,但也不是风平浪静,那九十五年的历史,我们的国家经过血与火的抗争,终于从黑夜走向黎明。冰心,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将近一个世纪,在这张人生的风雨表上,留下的生活脚印并不在一条直线上,且有深有浅。她是正直的,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她那支多彩之笔,记下了她的成长,她的观察,她的感受,她的爱憎,她的忧患,她的鞭挞……几十年了,她仿惶过,但她总是不停地进步,即使是泥泞、荆棘,她也踏过去,在时代的风雨里摸索着,跋涉着,寻找着真理,追求着光明……
  一
  “我的生年最好记:1900年!我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冰心说。
  冰心姓谢,学名谢婉莹,笔名有冰心女士、男士、冰心等。她在《我的故乡》里一开头就说:“福州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
  其实,冰心填写任何表格,她的籍贯并不写其祖父谢子修“进学”的地址——福建闽侯,而是写福建长乐。她虽然于10月5日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但诚如她说的:“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我的故乡》)。
  冰心的祖父谢子修是一位“教书匠”,是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据他们的家谱记载谢家是晋朝谢安的后裔,是从江西迁去的。冰心的曾祖父出身颇苦,“是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在旧社会,不识字的老实人总是要吃亏的。有一年春节,她的曾祖父向人家要帐,因不识字,被赖了帐,空手而回,在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闻讯自缢。被解救后,这对年轻的农民跪在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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