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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家的成长，有许多条件，大概都受家庭或个人生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柯岩是满族人，原名冯恺，1929年7月14日出生于河南郑州一个铁路职工之家，原籍广东南海。那时，北伐革命失败才两年，残破的中国，到处是白色恐怖，一片黑暗。柯岩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当过小官吏，父亲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从小就有反抗性格，为了反对封建婚姻，同家庭决裂，毅然出走，在极其艰难的岁月里，顽强地挣扎着、生活着。他勤奋、刻苦，经过半工半读，个人奋斗，终于当上了铁路的技术员和工程师。他酷爱读书，喜欢文学，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一点点钱，往往都买了文学书籍。他爱才，崇拜知识，爱陆游的诗词，更尊崇他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他从来都鄙弃那些祸国殃民的豪门权贵，经常满腹牢骚地用愤懑的口吻嘲讽或谩骂那些不学无术、靠吹牛拍马往上爬的大小官吏。“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是他常常用来教育子女的名句之一。他的为人之道是：“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这种清高自诩与桀傲不驯的人生态度就使得他的生活道路坎坷多挫，经常同上司不和，不断调动，被贬或失业。年轻时，他还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并翻译过法国当时风靡一时的樊德摩斯侦探小说……他这些富于文学活动的价值，主要在于对柯岩的影响。柯岩的母亲也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因自由恋爱而被赶出家门；她是一个粗通文字但艺术感极强的女子，渴望知识，梦想美好的未来，但艰难的生计压抑着她的热情和追求。除了偶尔背诵一些唐诗、宋词借以抒发情怀之外，就是把终生未竟之志寄托在儿女身上，经常对他们讲述各种她所尊崇的仁人志士、忠信孝梯的故事，盼望他们能奋发向上，学有专长。父母的为人、品格与爱好，在何岩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柯岩说：“我从小喜欢文学，崇拜才能，尊重知识，追求精神生活，这些，同我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
铁路上的职工像火车一样，不停地奔跑，永远不会停在一个站上。柯岩受着父亲的宠爱，他到哪里，总爱带着她。这样，柯岩从小就沿着铁路线，饱看了祖国不少锦绣河山和人民的苦难。
柯岩的童年是寂寞而空虚的。她天真地渴望着能在孩子的王国里自由玩耍，可是整天为衣食奔波的父母，为拿奖学金拚命读书的事哥和姐姐，都不能满足她单纯的要求。于是她常常一个人跑出去玩，受欺侮，挨打，流着泪在母亲面前诉苦。妈妈心疼女儿，不再让她出门，便答应给她讲故事。这样，她开始接触民间口头文学《木兰从军》、《白蛇传》、《路遥知马力》、《缺手姑娘》、《孟姜女哭长城》、《铸钟娘娘》等。这些故事，她是百听不厌，越听越爱听，有的故事已经讲几遍了，可是她还是缠着妈妈讲。妈妈心里的故事早已讲完，连《琵琶行》、《长恨歌》一类名篇都教她背会了，故事变成了车轱辘，整天重复着。爸爸可怜妈妈，就找来“少年文库”，让她读给女儿听。从此，五岁的柯岩，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个“稻草人”，她希望也像永明一样有个紫衣姐姐、美丽的大姐姐……
在柯岩贪婪地爱着世界上一切故事的时候，她到长辛店铁路职工子弟学校念书去了。她是班上最小的，却是学习最努力的。她觉得书里有许多许多可爱的人物在等着她，那美丽而有趣的故事可不能不知道。到二年级，书成了好朋友，她开始不加选择地阅读能弄到手的一切书籍，跳过不认识的字，目醉神迷，如饥似渴地追求着书里的故事和人物。《爱的教育》里的小主人公使她懂得了孩子原来不仅仅是父母的无偿的索取者，《小妇人》使她感受到友谊的温暖和力量，叶圣陶告诉她是非善恶，冰心让她的童心向往大海与诗意，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穷人和富人截然相反的形象，格林和安徒生给她描绘了神奇而美丽的世界……
后来，她到了湖北铁路职工子弟江岸扶轮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参加滇缅公路工程，她也到了云南。九岁十岁时，她一直在云南山青水秀的保山、下关上小学。柯岩兄弟妹妹十人，就靠父亲薪金收入生活。度日本来就很艰难，在民族灾难之时，更加重了这个普通公务人员的家庭负担。物价一日数涨，父亲经常失业……但不管生活怎样艰辛，母亲给人打毛衣、做针线、卖破烂，也要挣扎着供孩子们读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柯岩和姐妹们都拚命读书，力争考入公费学校，领取奖学金；那段时间，家里生活极其凄苦，父亲一失业，家里便要断顿，没有饭吃，她和母亲、姐姐常上街卖旧衣物，给人家打毛衣、缝袜子……不管如何苦，幼小的柯岩心里总燃烧着求知的火焰。在云南昏暗的小油灯下，她默默地读了不少书，歌德、海涅、普希金、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莫泊桑、海明威、巴金、冰心、张天翼的作品及很多童话，都是她认识社会和生活最初的源泉。美与丑、崇高与卑鄙、诚实与虚伪，在她心海里有了径渭分界；人类同情心，正义感，光明与自由，大自然的美的根须都伸进了心田。甚至那些描写绿林好汉的小说，也能使她崇拜英雄，渴望自己长大以后也能路见不平，杀富济贫。当时，她并不懂阶级压迫，但贫富悬殊的现实，使她的思想里朦胧地有了对旧社会的不满。至今她还记得那时背诵的民歌：
卖油娘子水搽头，
做鞋婆子赤脚走，
瓦木匠人没房住，
卖盐的老头喝淡粥，
织布娘，光脊梁，
种麦的人儿吃菜糠，
打席的，躺光床，
抬棺材的死路旁……
不平的歌，使她滋长了心中的不平。她每天手不释卷，同书中的人物相亲，而鄙弃同学中那些胸无大志，专讲吃喝打扮的阔家小姐和纨绔子弟。
柯岩小时候，性格泼辣，很像个男孩子。从小她就知道，如果不努力，得不到奖学金，或考不上公费学校，就要失学。因此，她像哥哥姐姐一样，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以至多次跳班成功。这时期，这位才十岁左右的小姑娘，文学的情愫已有表现——当父亲接到她的一封富有文学色彩的信后激动地对家人说：“我们家要出谢冰心了！”
十二岁后，柯岩先后在云南华侨中学、保山师范、昆明越秀中学、昆华女师等校读书。在昆华女师时，她每天盼着语文课，因为每堂课都使她学到了不少渴求的东西。那位女老师边背边写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蠢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位可敬的老师，不仅在写作和对文学的爱好上深深地影响了柯岩，而且在思想上，教育她爱国，爱伟大的祖国。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四位要求民主、反饥饿的爱国青年被打死，闻一多说：“这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天。”在这黑暗、恐怖的日子里，柯岩担任了昆华女师罢课委员会主席，整天和同学一起去西南联大，参加民主集会，跟大学生们共同发誓要为死者报仇。女师的学生多是穷苦人家的子女，校方说她们罢课是受了共产党的操纵……而柯岩，由于受父亲的影响，认为无党无派最清高，还以为她积极参加这次民主运动，完全出于正义感，出于对国民党统治和黑暗现实所表示的强烈不满。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随哥哥在重庆呆了一年，后跟难民辗转到湖北，那时所有的学校都过了考期，只好先到修道院学英文，到打字学校学打字，还在新闻讲习班学新闻；半年后入了冬季招生的希理达中学读最后一年中学。那时，柯岩对写作的钟情已显端倪，1947年在校刊上发表散文《我的同窗》，在《湖北日报》发表《夜》和《孤独》。在扬子江滨，她读书读到1948年，便考入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正式接触了戏剧艺术。翌年5月，苏州古城迎来了解放，十九岁的柯岩满腔热情地参加了革命，来到北方，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从事剧本写作。
刚刚和平解放的北京，疮痍斑斑，城市要建设，人民要教育。公安部很快把成千上万的妓女集中起来，安排进八九个妇女生产教养院，给她们治病，并进行教育和改造。年轻的柯岩参加了这一工作。这些妓女，绝大部分都是在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中被糟踏以后转卖到妓院的良家女子，她们过着非人的生活，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柯岩凭着对曹禺的《日出》、托尔斯泰的《复活》、清代小说《九尾龟》及翻译小说《亚玛》的了解，她热情地到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参与对妓女的改造工作。柯岩悲愤地听着她们愤怒的控诉，她们哭，柯岩也哭。她们那些悲惨的生活情景，时时折磨着柯岩的感情，强烈地震撼了她的灵魂。她虽然从小也经历过战争、贫穷、饥饿和痛苦，但从没有从阶级的观点去认识这人世的不平。当旧社会的脓疮以这样可怕的形式集中地展现在她的眼前时，她那天真的无党无派的要作纯粹的“艺术家”的幻想，就彻底地消溶在这血与泪的海洋里。柯岩说：“公开剥削与公开卖淫，都是几千年人类社会里最可耻最无人性的行为。而共产党，却决心彻底消灭它们，这是多么光明、多么伟大的事业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拯救地狱里的奴隶！”于是，她提出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说“我也要加入这个行列，并为之奋斗终生！”她认为，这是做人的道理和应该走的光明大道，是对正义和真理的真正追求。
1950年，青年艺术剧院组织了“文化列车”，到群众中，为工人、铁道兵演出。1953年，她参加了赴朝鲜慰问团，接触了最可爱的人和英勇的朝鲜人民。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最初的这些年，柯者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生活，广泛接触群众，先后创作了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电影演员剧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等分别演出的独幕剧《中朝人民血肉相连》及歌剧《争取早团圆》（1950年）、《相亲记》（1957年12月号《剧本》）、《娃娃店》（1957年）、〈双双和姥姥》（1959年）等，还写了快板、剧评、影评及一些散文和诗歌。
二
一个从冬天走出来的人，会更爱春天。
柯岩的童年，虽然不是一场恶梦，但她也备尝苦辛，更看到了黑暗，她幻想着春天，憧憬着美。解放后，孩子们欢乐而充实的生活使她羡慕，她对他们的一切都感兴趣，并为之吸引。
“给孩子写东西，对不熟悉儿童生活的人，是很难很难的事。”柯岩说，“我开始写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纯属一个偶然的机会。”但从她的经历和气质来看，首先在儿童文学上取得成就倒是生活的必然。
1953年，她二十四岁，已经同著名诗人贺敬之结婚。有一次，贺敬之皱着眉头写了一夜，却只有短短的几行，并有大量涂改，于是她惊讶了：“你怎么了？什么东西这样难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