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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整整两个多钟头。经理忽然发见了他，对他客气地说：“今天没有事，世兄请回去罢。”他像囚犯遇赦似的，高兴地雇了轿子回家，一路上催着轿夫快走，他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家更可爱的了。
他回到家里，先去见祖父，听了一番训话；然后去见父亲，又是一番训话。最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里，妻又向他问长问短，到底是从妻那里得到一些安慰。第二天上午十点在家吃过早饭后，他便到公司去，一直到下午四点钟才回家。这一天他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而且在经理和同事们的指导下开始做了工作。
这样在十九岁的年纪他便大步走进社会了。他逐渐地熟悉了这个环境，学到了新的生活方法，而且逐渐地把他在中学四年中所得到的学识忘掉。这种生活于他不再是陌生的了。他第一次领到三十元现金的薪水的时候，他心里充满着欢喜和悲哀，一方面因为这是自己第一次挣来的钱，另一方面却因为这是卖掉自己前程所得的代价。可是以后一个月一个月平淡地生活下去，他按月领到那三十元的薪水，便再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了，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
这种生活也还是可以过下去的，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虽然每天照例要看见那几张脸，听那些无味的谈话，做那些呆板的事，可是他周围的一切还是平静而安稳。家里的人也不来打扰他，让他和妻安静地过他们的家庭生活。
然而不过半年他一生中的另一个大变故又发生了：时疫夺去了父亲，他和弟妹们的哭声并不能够把父亲留住。父亲去了，把这一房的责任放在他的肩上。上面有一个继母，下面有两个在家的妹妹和两个在学校里读书的弟弟。这时候他还只有二十岁。
他的心里充满了悲哀，他为死去的父亲而哭，他却不曾想到他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可悲了。他的悲哀不久便逐渐消去，在父亲的棺木入土以后，他似乎把父亲完全忘记了。他不仅忘记了父亲，同时他还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的青春。他平静地把这个大家庭的担子放在他的年轻的肩上。在最初的几个月，这个担子还不算沉重，他挑着它并不觉得吃力。可是短短的时期一过，许多有形和无形的箭便开始向他射来，他躲开了一些，但也有一些射到了他的身上。他有了一个新的发见，他看见了这个绅士家庭的另一个面目。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他看见了仇恨和斗争，而且他自己也就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虽然他的环境使他忘记了自己的青春，但是他的心里究竟还燃烧着青春的火。他愤怒，他奋斗，他以为他的行为是正当的。然而奋斗的结果只给他招来了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这个大家庭是由四房组织成的。他的祖父本来有五个儿子，但是他的二叔很早就死了。在现有的四房中，除了他自己这一房外，三叔比较跟他接近，四叔和五叔对他不大好，尤其是四婶因为他的继母无意中得罪了她，在暗中跟他这一房闹得厉害，五婶受到四婶的挑拨，也常常跟他的继母作对。由于她们的努力，许多关于他或者他这一房的闲话就流传出去了。
他的奋斗毫无结果。而且他也疲倦了。他想，这样不断地跟长辈冲突有什么好处呢？四婶和五婶，再加上一个陈姨太，她们永远是那样的女人。他不能够说服她们，他又何必自寻烦恼，浪费精力呢？于是他又发明了新的处世方法，或者更可以说是处家的方法。他极力避免跟她们冲突，他在可能的范围内极力敷衍她们，他对她们非常恭敬，他陪她们打牌，他替她们买东西。……总之，他牺牲了一部分的时间去讨她们的欢心，只是为了想过几天安静的生活。
不久他的大妹淑蓉因肺病死了。这虽然给他带来悲哀，但是他也觉得心里轻松一点，似乎肩上的担子减轻了一些。
又过了一些时候，他的第一个婴儿出世了，这是一个男孩。他为了这件事情很感激他的妻，因为儿子的出世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欢喜。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人了，以前的美妙的幻梦永远没有实现的机会了。他活着只是为了挑起肩上的担子；他活着只是为了维持父亲遗留下的这个家庭。然而现在他有了一个儿子，这是他的亲骨血，他所最亲爱的人，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把他的抱负拿来在儿子的身上实现。儿子的幸福就是他自己的幸福。这样想着他得到了一点安慰。他觉得他的牺牲并不是完全白费的。
过了两年“五四运动”发生了。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唤醒了他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一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以及后来上海、南京两地六月初大罢市的新闻。本地报纸上又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里的文章。于是他在本城唯一出售新书报的“华洋书报流通处”里买了一本最近出版的《新青年》，又买了两三份《每周评论》。这些刊物里面一个一个的字像火星一样地点燃了他们弟兄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他们三个人，使他们并不经过长期的思索就信服了。于是《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等都接连地到了他们的手里。以前出版的和新出版的《新青年》、《新潮》两种杂志，只要能够买到的，他们都买了，甚至《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也被那个老店员从旧书堆里捡了出来送到他们的手里。每天晚上，他和两个兄弟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他们有时候还讨论这些书报中所论到的各种问题。他两个兄弟的思想比他的思想进步些。他们常常称他做刘半农的“作揖主义”的拥护者。他自己也常说他喜欢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其实他并没有读过托尔斯泰自己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只是后来看到一篇《呆子伊凡的故事》。
“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对他的确有很大的用处，就是这样的“主义”把《新青年》的理论和他们这个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它给了他以安慰，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自己并不觉得矛盾。于是他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是他的两个兄弟所不能了解的，因此常常引起他们的责难。但是他也坦然忍受了。他依旧继续阅读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
他看见儿子慢慢地长大起来，从学爬到走路，说简短的话。这个孩子很可爱，很聪明，他差不多把全量的爱倾注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想：“我所想做而不能做到的，应当由他来替我完成。”他因为爱孩子，不愿意雇奶妈来喂奶，要他的妻自己抚养孩子，好在妻的奶汁也很够。这样的事在这个绅士家庭里似乎也是一个创举，因此又引起外人的种种闲话。但是他都忍受了，他相信自己是为了孩子的幸福才这样做的，而且妻也体会到他这种心思，也满意他这个办法。
每天晚上，总是妻带着孩子先睡，他睡得较迟。他临睡时总要去望那个躺在妻的身边、或者睡在妻的手腕里的孩子的天真的睡脸。这面容使他忘记了自己的一切，他只感到无限的爱，他忍不住俯下头去吻那张美丽的小脸，口里喃喃地说了几句含糊的话。这些话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们是自然地从他的口中吐出来的，那么自然，就像喷泉从水管里喷出来一样。它们只是感激、希望与爱的表示。
他并不知道从前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也曾经从父母那里受到这样的爱，他也曾经从父母那里听到这样的充满了感激、希望与爱的语言。
7
星期日下午，觉新照常到西蜀实业公司事务所去，那里没有星期日例假。
他刚刚坐下喝了几口茶，觉民和觉慧也来了。他们差不多每个星期日下午都要到哥哥的办公室。跟往常一样，他们也买了几本新书。
觉新服务的西蜀实业公司所经营的事业，除了商场铺面外，还有一个附设的小型发电厂，专门供给商场铺面的租户和附近一两条街的店铺用电。商场很大，里面有各种各类的商店，公司事务所就是商场铺面经租事务所，设在商场里面，管理经租、收费等等业务。销售新书报的“华洋书报流通处”也开设在这个商场后门的左角上。因此书店与觉新弟兄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新青年》这一期到得很少，我们去的时候只剩了一本，再要晏几分钟，就给别人拿走了，”觉慧在窗前一把藤椅上躺下去，翻开那本十六开本的杂志，像捧着宝物似地带笑说。
“我已经对陈老板嘱咐过了，要他每次新书寄到，无论如何先给我留一本，”觉新正在翻阅账目，听见觉慧的话不在意地答应了一句。
“嘱咐也没有用，要的人太多，而且大半是以前订阅的。这次只到了三包，不到两天就完了，”觉慧兴奋地解释道，他翻到里面的一篇论文，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其余的不久也会到，陈老板不是说过邮包已经在路上吗？这三包是加快的，”觉民刚坐下去，就插嘴说。他又从座位上站起来，在写字台上取了一本《少年中国》，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翻看。他坐在右面靠墙的椅子上，这一排一共是三把椅子，中间间隔地放了两个茶几。他坐的那把椅子离窗户最近，中间只隔着觉新常坐的活动的圆椅。
三个人都不开口了。房里只有算盘珠子的接连的、清脆的响声。冬日的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户斜射进来，被淡青色洋布的窗帷遮住了。外面有脚步声，其中一双皮鞋踏在三合土路上的声音比其余的更响亮，更清晰，而且愈来愈近。房里的人可以听见皮鞋走上了石阶，走进了事务所的大门，于是这个房间的蓝布门帘动了一下，一个瘦长的青年掀起门帘走进来。屋里的三个人都抬头望了他一眼。觉新带笑地唤了一声：“剑云。”
进来的正是陈剑云，他招呼了觉新弟兄以后，便从桌上拿了一张当天的《国民公报》，在觉民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了。他翻看了本省新闻，把报纸放在茶几上，掉过头去向觉民问道：“你们学堂放了寒假吗？”
“课已经完了，下个星期就考试，”觉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淡淡地答应一句，又埋下头去看《少年中国》。
“听说今天学生联合会在万春茶园演戏筹款办平民学校，是吗？”剑云还殷勤地问。
觉民略略抬起头，依旧冷淡地回答说：“有是有的，我没有留心，不一定是学生联合会，大概是两三个学堂主办。”他说的是真话，因为他平日对这些事情不大留心。他每天到学校就上课，下课后就回家。明年春季游艺会里演剧，他担任《宝岛》里的李医生这个脚色，还是英国教员指定他扮演的。“那么你们不去看吗？听说演的是《终身大事》和《傀儡家庭》。我想一定不错。”
“路太远了，我们这几天担心考试，也无心看戏，”觉民答道，这一次他连头也不抬起来。
“我倒想去看看。这两本戏都好，”觉新忽然插嘴说，他一面在拨算盘珠子，“可惜我没有空。”
“就是你有空，现在也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