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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汽艇已经掉头向归路走了。
波浪压住了她的声音，她的面影也开始模糊了。他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她夺了去，而自己孤零零地飘浮在河上。没有人来救他。汽艇终于看不见了。远远的只有一线黑烟。黑烟里仿佛还现出她的绝望地挣扎的姿态。波浪的声音里也有她的悲惨的哀叫。河面是那样地宽。他觉得自己一点力量也没有了。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推他，拉他，他随时都会放开手。他的声音已经很微弱了，但是他还痴痴地唤着她的名字。那一线黑烟已经看不见了，但是他的眼睛还呆呆地望着汽艇驶去的地方。他的手渐渐地放松了那块木片。于是一个大浪卷来。眼前是无边的黑暗。……
他的梦醒了。波浪没有了，汽艇也没有了。他躺在铺凉席的床上，手里抓着薄被的一段，紧紧地压在胸膛上。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仿佛已经死过了一次。他慢慢地拉开薄被。他听见自己的心跳。他觉得眼角还留着泪痕。从麻布帐子里他看见方桌上的清油灯发出半明半暗的灯光，屋子里显得死气沉沉。帐子内响着一只蚊子的哀鸣。窗外正落着雨，不知道已经落了多少时候了。雨滴在石板上就像滴在他的心上一样。他知道方才的一切只是一场梦。但是他还把它们记得很清楚，好像这些事真正发生过一般。他的心还很激动，他觉得有满腹的话要找一个人来听他诉说。他侧头去看睡在他身边的哥哥，哥哥正含笑地酣睡着。哥哥也许做着好梦吧。他把哥哥的脸看了好一会儿，随后又接连嘘了两三口气，然而过了一些时候，无名的悲哀又袭来了。
29
在高家，在这个大公馆里，鸣凤的死和婉儿的嫁很快地就被人忘记了，这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给高家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大家只知道少了两个婢女，主人们马上又买了新的来代替，绮霞代替了鸣凤，翠环代替了婉儿，在人的数目上来说，并没有什么变动。（绮霞是一个寄饭的丫头，她的家在乡下。翠环跟她的小姐淑英同岁，是死了唯一的亲人——父亲以后被人卖出来的。）在很短的时期中鸣凤的名字就没有人提起了。只有在喜儿、倩儿、黄妈和别的几个人的心中，这个名字还常常唤起一段痛苦的回忆。
觉慧从此也不再提鸣凤的名字，他好像把她完全忘掉了，可是在心里她还给他留下一个难治的伤痕。然而他也没有时间来悲悼她，因为在外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先前在《黎明周报》第六期出版以后，外面就流传着官厅要封禁周报的谣言。这个消息自然使觉慧一般人激动，但是他们并不十分注意它，因为他们还没有这种经验，而且他们不相信张军长会让他的部下这样做。第七期周报平安地出版了。订户的数目又有了新的增加。周报社的社址也已经租好。他们就在商业场楼上租了一间铺面，每天晚上社员们自由地到那里聚会，日里并不开门（星期日除外），所以连在商业场事务所服务的觉新也不知道觉慧常常到那里去。
商业场的主要营业是在楼下，楼上只有寥寥二三十家店铺，大部分的房屋都空着。周报社就孤单地立在一些空屋中间。每天，一到傍晚就有两三个青年学生来把铺板一一卸下，把电灯扭燃，并且把家具略略整理，十几分钟以后热闹的聚会开始了。每晚来的人并不多，常来的不过六七个，偶尔也有女的，譬如许倩如也来过两次。他们在这里并不开会，不过随便谈谈，而且话题是没有限制的，什么都谈，凡是在家里不便谈的话，他们都在这里毫无顾忌地畅谈着。他们有说有笑，这里好像是他们的俱乐部。
觉慧有时同觉民一起来。不过他并不是每晚都来，觉民来的次数更少。每个星期二晚上觉慧总要到周报社，因为周报的发稿期是星期三早晨，他们星期二晚上要在这里把稿件编好。张惠如和黄存仁都要来看稿。
第八期周报集稿的晚上，就是在鸣凤死后的第二天晚上，觉慧照例地到了周报社。他看见许倩如拿了一张报纸对几个朋友朗读。她读的是警察厅禁止女子剪发的布告。这个布告他已经见过了，听说是由一个前清秀才起稿的。可是就内容来说，不但思想上十分浅陋，连文字也不通顺。所以许倩如读一句，众人笑一声。
“真岂有此理，不晓得在说些什么！”倩如说着，恼怒地把报纸掷在地板上，然后在一把藤椅上坐下来。
“最好把它登在第八期周报的‘什么话’里头，”黄存仁笑着提议道。
“好！”许倩如第一个叫起来。
众人都赞成。不过张惠如又说应该写一篇文章把这个布告痛驳一番。这个意见众人也同意了。大家便推黄存仁写这篇文章，黄存仁却又推到觉慧的身上。觉慧因为自己心里正有满腹的牢骚要找个机会发泄，并不推辞就在书桌前坐下来。他取了一张稿纸拿起笔就写。
他先写了一个题目《读警厅禁止女子剪发的布告》，然后继续写下去，他时而把笔衔在口里一面翻看布告。众人都围了桌子站着看他写。他很快地就写完了。文章并不长，由他自己读了一遍，众人说还可以用，黄存仁又动笔改动了几个字，便决定编在第八期周报的第一版上面。只有吴京士，一个年纪较大而且比较谨慎的社员说过一句话：“这一下恐怕会把鼓打响了。”
“不要怕它，越响越好！”张惠如兴奋地说。
第八期《黎明周报》在星期日早晨出版了。午后觉慧和觉民照常到觉新的事务所去。他们在那里坐了不久，觉慧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周报社里来。张惠如、张还如、黄存仁和另外两三个人都在那里，他向他们问起这一期周报的销路，他们说还好，刚才在一两家代派处去问过，据说报一送到，就有不少的人去买。
“你的月捐应该缴了，”做会计的黄存仁忽然笑着对觉慧说。
“明天给你送来吧，今天身上没有钱，”觉慧摸了摸衣袋、抱歉地笑答道。
“明天不送来是不行的啊，”黄存仁含笑地说。
“他要钱的本领真厉害！我也被他逼得没有办法，”张惠如走过来插嘴说，他的三角脸上带了笑容，他拿手指指着黄存仁。“我今天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今天早晨出来，居然在箱子里头找到一件去年新做的薄棉袍子穿在身上。这个时候穿棉袍子！太笑话了！我姐姐恐怕会疑心我有神经病。我说我冷，一定要穿着出去，我姐姐也把我没有办法。哈哈……”他把众人都惹笑了。他一面笑，一面说下去：“我穿了棉袍从家里走出来。真热得要命！……热得真难受。幸好当铺离我家还不远，我走了进去把棉袍寄放在那里。出来时非常轻松，非常舒服，而且又有钱缴月捐。还如今天没有回家，我刚才在路上碰见他，对他说了，他也忍不住大笑，”他说完又跟着众人笑了一阵。
“那么你回去怎样对你姐姐说呢？”觉慧忽然问道。
“我早想到了。就说后来觉得热了，把它脱在朋友家里。她不会起疑心。如果真瞒不住她，就说了真话也不要紧。她也许会出钱替我取回来，”张惠如得意地答道。
“我真……”觉慧本来要说“我真佩服你”这句话，可是只说了两个字就住了口，因为他看见两个警察走了进来。
“这一期的报还有没有？”那个有胡须的警察问道。
黄存仁取了一份报递给他们，一面说：“有的，三个铜元一张。”
“我们不买报，我们是奉了上头命令来的，”那个年轻的警察抢着说，“剩下的报纸我们都要带去。”他把这里剩下的两束报纸全拿了。
“你们还要跟我们到厅里去一趟，不要都去，去两个人就够了，”有胡须的警察温和地说。
众人吃惊地互相看了片刻，都走上前去，说愿意跟他们去。
“太多了，我说过只要两个人就够了，”有胡须的警察现出为难的样子，摇手说。后来他指出了张惠如和觉慧两个人，要他们跟着他到厅里去一趟。他们果然跟着两个警察走了，其余的人也都跟在后面。
他们刚转了弯，正要走下楼梯，那个有胡须的警察忽然回过头来对觉慧说：“算了，你们不要去了。还是回去吧。”
“这究竟是什么缘故？你们有什么理由没收我们的报纸？”张惠如气愤地质问道。
“我们奉了上头的命令，”那个年轻的警察已经把报纸拿下楼去了，走在后面的有胡须的警察依旧用温和的声音答复他们。他正要下楼，忽然站住了，回过头对他们说：“你们年轻人不懂事，我劝你们还是安分地好好读书，不要办报，管闲事。”他说完就慢慢地走下楼去。他们也回到报社去商量应付的办法。
大家愤激地谈论着，各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们谈了许久还没有谈出结果。另一个警察来了，他送了一封公函来。张惠如拆开信当众朗读。信里的话十分明显：“贵报言论过于偏激，对于国家社会安宁秩序大有妨碍，请即停止发行。……”措辞于严厉中带了客气。这样的封禁报纸倒是别开生面。《黎明周报》的生命就这样地给人割断了。
于是来了一阵悲痛的沉默。对那几个把周报当作初生儿看待、爱护的人，这封信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们有着诚恳的心和牺牲的精神，他们渴望着做一些有益的事。他们以他们的幼稚的经验和浅短的眼光看出了前面的一线光明，他们用他们的薄弱的力量给一般人指出了那一线光明所在的方向。通过周报他们认识了许多同样热烈的青年的心。在友谊里，在信赖里，他们也找到了安慰。可是如今一切都完了。短短的八九个星期的时间，好像是一场奇异的梦。这是多么值得留恋的梦啊！
“我现在才晓得，什么新都是假的！什么张军长，还不是一样！”张惠如愤激地骂起来。
“你不看见在这个社会里旧势力还是那样根深柢固吗？”黄存仁站起来，搔着他的短发苦恼地说。“不要说一个张军长，就是十个张军长也没有用！”
“总之，我说他的新是假的！”张惠如接着说，“他的所谓新不过是聘几个外国留学生做秘书顾问，讨几个女学生做小老婆罢了。”
“不过他去年在外州县驻扎的时候，也曾在上海、南京等处请了些新人物来讲演，”黄存仁顺口说了这一句话。
“够了，”张惠如冷笑道，“你又忘了吧？他在欢迎会上的那篇演说辞！……秘书给他拟好了稿子，不晓得怎样他背出来的时候恰恰把意思弄反了。欢迎弄得不成其为欢迎，把那些所谓新人物弄得笑又不是，气又不是。他这种笑话，想来一定还很多！”
黄存仁不作声了。他的脑子里还有更大的问题在等他考虑。至于张惠如呢，他说了这些话，不但对当前的大问题没有帮助，便是自己的愤怒也不能由此减轻。他的心里、脑里还是热烘烘的，他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出来，因此他又气愤地说话了：
“我说马上换个名字搞起来，内容一点也不改、看他们怎样对付？”
“好，我赞成！”这些时候不说话的觉慧开口附和道。
“不过我们也得先商量一个妥当的办法，”沉溺在思索里的黄存仁抬起头，沉吟地说。这样就引起了他们的长时间的讨论，而终于达到了最后的决定。
最后的决定是《黎明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