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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脑子开始有点发呆，他又丢过来一句：“你的竞争对手还有巴金的女儿。”
果然还有巴金！昨天我们刚刚说郭沫若和巴金没读过中文系，没想到他们两位不约而同地把学生和子女托付给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怎么能怀疑这两位长者的判断？我当即下了报考的决心。
戏剧学院是提前考试，一共考了九场，真把人累死。还没有等到发榜，全国高校统考开始了，我当然还应该参加。统考的第一志愿填了军事外语学院，因为听说这个学校毕业后能做外交武官、情报人员，这对一个男孩子来说太刺激了。
不久传来消息，两校都录取了我，戏剧学院抢先一步，拿走了我的档案。军事学院一位姓刘的军官坐在我家里不走了，反复给我父母说，我的英语成绩在今年考生中是第一名，学校决定非要我不可，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我和家长到市招生委员会吵，把档案抢回来。
我父母本来就对戏剧学院没有兴趣，但平生又不会争吵，只得不断写信给招生委员会。姓刘的军官又来了，说写信没有用，得当面去说。父亲对我说：“这种事由家长去说没有说服力，你自己到招生委员会去一趟吧。”
上海市招生委员会设在同济大学，换了三辆车才找到。那天奇热，进校门前先在马路对面的小银行门口站了好久，怯生生地端详着大门，猜想会见到什么样的人，盘算该讲什么样的话。进了校门后又故意在一幢幢因暑假而阒寂无人的楼房间胡乱穿行，直到培养足了对军事外语学院的热爱，对上海戏剧学院的憎恨，才推开招生委员会的大门。
我才与一位工作人员说了几句，他就笑了，说你爸爸每天寄来一封信，现在都在姚主任那里，就让姚主任与你谈吧。就这样，我轻易地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上海市招生委员会主任姚力先生。
姚力先生一脸慈祥，笑眯眯地听我把准备好的那一套讲完，就把笑容收住了，用一种宣判式的语调对我说：“我们国家打仗的时间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而艺术人员缺乏，你应该读艺术。”他的语气完全不容辩驳，好一位威严的长者，我看着他发了一阵傻，他也看着我，却不再讲话。结果是我点了点头，起身告别。
如果说郭沫若、巴金还比较遥远，那么，姚力却实实在在地以长者的力量把我推进了戏剧学院。
班级里三十个人，我被分在第一小组。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叫曲信先，他就是郭沫若推荐来的那一位；我的邻座叫李小林，巴金的女儿。
二
不知是该怪学校还是该怪时代，我们入学后遇到的课程实在太差了，差到我根本不敢写信告诉在清华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的那两位小伙伴。
专业主课叫“剧本分析”，分析的第一个剧本是朝鲜的《红色宣传员》，然后是中国的《夺印》和《英雄工兵》，更让人惊异的是所谓分析只讲解思想内容，猛一听全部都是政治课。这些社会上人人都能讲的话，难道就是大学课程？我当时不知道更大的背景，只认为上海戏剧学院以一种“最难考”的假象把我们骗进去了，于是整天忧郁。一位有革命经历的干部要我们抄写他新创作的剧本，说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记得剧本是歌颂一个劳动模范的，一抄之下便大惊失色，对学习的前景更加担心起来。
终于有一位稍有名气的陈汝衡先生来讲古典文学，他用标准的苏北口音教了几个月的平仄和格律之后要我们学写古诗，待我们把作业交上去之后他着实有点吃惊，连连问：“这是你们自己写的？”同学们不禁暗暗一笑，你们忘了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把我们招来的。
写了几首古诗，古典文学课也就结束了，而那个写劳动模范的剧本还是一稿一稿改，每一稿都由我们抄，抄完后再送到打字间打印，我想这些劳动加在一起，一定远远超过那位劳动模范本身的辛劳了。那天我又一次奉命把剧本送到打字间，在等候的时间里听到了一段有趣的交谈。几个打字员都是年轻小姐，她们手指不停嘴也不停，在争论全校风度最好的是哪一位教师。她们的争论对象，渐渐从表演系转到别的系，从青年转到老年又转到中年，从男老师转到女老师，最后停留在一个人的名字上不动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可。
从她们的七嘴八舌中听得出来，张可老师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出身富贵之家，容貌美丽，娴熟英语，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而居然早在三十年代十几岁时就参加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等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她却功成身退，离开组织成了一名普通教师。但是，只要学校有重要外宾来访，总少不了她。高雅的仪容和漂亮的英语每次都让来访者感到有些意外。打字员们说，那时她们总会暂停手下的工作冲出去看，不是看外国人而是看张可老师，看她的举手投足、言谈风度。
旁听这番议论后不久我们要下乡了，说是不能让我们在高楼深院里成为书呆子，必须到农村参加当时正在开展的“四清运动”。全班同学正好都厌烦了听那些课，觉得再听下去未必成为书呆子却一定成为呆子，于是便欢天喜地地打点行装，只有郭沫若推荐来的曲信先同学得了肝炎，不仅不能去，还要由医务室隔离，眼泪汪汪地十分悲伤。
我们去的地方是江苏太仓浏河，每个村去一个教师、一个同学，再搭配一个从附近县乡抽调过来的农村干部。在一堵公布名单的墙上看到，与我一起到一个叫郏家宅的村子里去的农村干部叫李惠民，而教师，则是张可。
三
我们三人住在全村最穷的一户农民家里，这家农民有三间小泥屋。东间挤着房东夫妻和子女；西间住着房东的母亲，还养了两只羊；中间一间放置农具和吃饭，又养着四只羊。六只羊都是集体所有的，在这家借住，和我们一样。我和李惠民住中间那间，与四只羊相伴；张可老师住西间，与房东母亲和两只羊相伴。
我们三人就在这家吃饭。按城市标准交饭费，但照规定，如果饭桌上出现了荤菜，一筷子也不能去动。不过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家人家的下饭菜永远只有一碟盐豆，连一片青菜也没有，这让人感到奇怪。我们的任务第一是参加田间劳动，第二是帮助这个村庄清理近几年的账目，看看有没有人贪污。但清理来清理去，最大的疑点数还及不上我们三人每月交的伙食费。当然不敢说房东贪污，但我们三人的脸色已每况愈下。我年轻，更依赖营养，张可老师几次欲言又止，最后终于说了：“你正长身体，不能长时间这样，我昨天去打听了，你的其他同学也在补营养。”说着悄悄递给我几粒巧克力。农村干部李惠民则每天晚上端给我一小碗炒米粉，这是他的未婚妻留给他的。
张可老师当时应该是四十四岁，她在那间低矮的泥屋里挂了一顶雪白的帐子，与成天咳嗽不停的老太太和两只羊勉强分开。我知道她最受不住的不是伙食、住宿，而是用水，因为这儿淘米、洗衣、梳洗乃至刷便桶，全靠屋前一条杂草丛生的污浊小河沟。另一项受不住的是雨天走路，在溜滑无比的淤泥中她简直迈不开步，有时狠心一迈又必定重重摔跤，引来座座泥屋门口的一片笑声，我便一拐一扭地赶去搀扶。
进了泥屋她稍作梳理立即又容光焕发，走到门口站着与我说一会儿话，顺便扫了一眼我手中卷着的书。下乡时我特意挑了一本比较耐读的书带来，那是兰姆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的英文版，哪想到会在这儿遇到真正的专家，因此故意掩掩藏藏不让她看见。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熟悉的书籍的感应总是超常的，张可老师只远远闪过一眼就笑着说：“不要只读兰姆，最好读原文。”我红着脸说：“那是古英语，很难。”张可老师说：“你真不知道读原文的乐趣有多大。”
然后她又比较起朱生豪和吴兴华的翻译，用郑重的口气介绍法文翻译家傅雷，最后对我竟然没听说过傅东华有点不满意，说这是一位国学西学俱佳的学者。说着她走进西屋拿出一本陈旧的牛皮纸封面文集，里边有一篇傅东华论国学的文章，让我阅读。
谈话一旦开始就渐渐养成了习惯，她即便是随口说几句也能带给我一个文雅的世界。我毫不掩饰地抱怨学院里课程之拙劣，她微笑地说，倒真的不必来读戏剧文学系。“莎士比亚是位诗人，向他学编剧技巧委屈了他；中国话剧的发展，关键是导演；至于传统戏曲，剧本历来不重要，主要是演员的表演。”她从根本上动摇了我本来就不坚实的专业思想后，又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我十分陌生的京剧女老生演员张文娟，用词之热烈在她平日的从容谈吐中很少见到。对此我不无惊异，但结果却是触动我日后渐渐建立起一种以演员为中心的比较健全的戏剧观念。对于在戏剧学院的课堂上已经消失、而在学生课余阅读中仍然热门的贝克、劳逊、亚却、斯坦尼、布莱希特，她以温和的语气提醒我都不太重要。
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多看似至高无上的大师早早地被一位女性温和的声音化解了一大半，这节省了我多少钻研的时间，提升了我多少鸟瞰的高度！减法比加法更值得感谢。
天暗了，一盏昏黄的油灯点燃了起来，房东又在叫我们去吃盐豆稀饭。饭后，农村干部李惠民和我们坐到了一起，他说：“你们经常在谈的东西我听不大懂，知道自己没文化，现在天天晚上练毛笔字，请你们帮我指点指点。”
我和李惠民同室而居，知道他每天晚上都要练很长时间的毛笔字，有时我睡了一觉醒来看见他还在练，至于他已经练到什么程度了，却没有去注意。待到他拿出最近写的一大沓毛边纸来，我和张可老师都惊呼起来。才几个月，他手下的欧体九成宫已经非常像样。
一天，我正在门外洗衣服，从泥路上驶来一辆农民驮货用的自行车，骑车的是青年农民，而货架上却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的清瘦老者，一看就知道是文化人。车在我眼前停下了，老者跳下货架走上一步问我：“请问，许玄在哪个村？”
许玄是我的同班同学，我立即断定，这是许玄的父亲，华东师范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许杰先生，全国闻名的“大右派”。那么衰老的他居然长途颠簸看望女儿来了，汽车站离这里很远，货用自行车显然是他从车站雇到这儿的。
“您是许伯伯吧？”我问。他高兴地点了点头，我就指给他看许玄的住处，自行车又驮着他上路了。我连忙叫出张可老师，张可老师看着许杰先生的背影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受了那么多罪，还一心关心女儿！”
从许杰先生，谈起文学界。我说前不久读了陕西作家王汶石的几个短篇不错，她说从王汶石一篇谈结构的文章，可以知道他比其他农村作家要用功。如此平静地以“用功”一词来评价一位当时颇为轰动的作家，我看到了一种宁静的文化风度。
“国外的小说家你最喜欢谁？”她想把我从中国作家中引开。
“法国的雨果，俄国的契诃夫。”我回答。
“那也一定知道翻译俄文的满涛？”她问。
“当然。”我说。
“他是我家里人，哥哥。”她说。
“他也姓张？”我愚蠢地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