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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千古之谜：诸葛亮是否“自取”
行文至此，抑或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诸葛亮的“野心”昭然若揭，那为何他不取刘禅而代之，自立为帝。陈玉屏先生在其文章中论道：“当此之时，若论功，诸葛亮功在社稷；论权，蜀汉军政外交，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论才智，阿斗较之诸葛亮，无疑有天壤之别；论德望，诸葛丞相早已泽被四方，更何况先主有‘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命，百官之中，亦非无阿谀之徒。可见蜀中同样具备禅代的条件。”陈玉屏：《试论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及其对蜀汉政治的影响》，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历史研究专辑》，1986。诸葛亮真的完全具备“禅代”的条件了吗？我以为，实际情况远没有陈先生所说的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自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以来，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在儒家的鼓吹下，“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故权臣禅代夺位颇不容易，必须冒极大的风险，若准备不够充分，条件不够成熟，轻率地发动政变，不仅招致杀身之祸，还将殃及三族。赵翼云：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廿二史劄记》卷七“禅代”条。
两汉四百余年，权臣秉政，虽时有出现，然轻易皆不敢觊觎神器。王莽代汉，苦心经营十余年，然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东汉末年，董卓篡政，袁术称帝，皆不旋踵而亡。曹操破黄巾，灭吕布，平二袁，克刘表，三分天下有其二，当孙权上书称臣，向曹操“称说天命”时，曹操竟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终其身不敢登上皇帝宝座。司马氏夺取曹魏天下亦经营三世，历经艰险。赵翼云：司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锡，不敢受，师更加黄钺，剑履上殿，亦不敢受，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亦辞至十余次，晚始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称帝，至其子炎始行禅代。《廿二史劄记》卷七“禅代”条。
和曹操相比，刘备称帝的“人和”条件就要优越得多。曹操代汉，不管其制造何种理由，都很难洗刷篡汉的恶名，曹操被后人称为“国贼”，不就是因为其子曹丕禅代成功了吗？但刘备就与之大不相同，刘备是否是正宗的“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这里姑且不论，但他总是“帝室之胄”、汉室宗亲。在曹丕于公元220年正式建魏，汉朝皇统中断的情况下，由“信义著于四海”，并已经占领益州，自称汉中王的刘备继承大统，承担中兴汉室的重任应该是名正言顺、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即便如此，刘备集团中仍有人反对。当“群臣议欲推汉中王称尊号”时，益州前部司马费诗上疏曰：殿下（指刘备）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三国志》卷四十一《费诗传》。
连刘备继承汉统都有人极力反对，何况诸葛亮乃异姓之臣，在身受托孤重任时就急欲篡汉自帝，易代更祚，这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诚然，刘备临终时确曾允诺诸葛亮“自取”，但这绝不是刘备的希望，而是一种无奈之举，前提是在刘禅“不才”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诸葛亮执政时，刘禅还是能“亲贤臣，远小人”，遵从父言，“事诸葛公如事父”，故陈寿称赞他“任贤相则为循礼之君”《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诸葛亮又有什么理由，轻易地将其废黜呢？
刘备逝世后，诸葛亮虽独揽朝中大权，但在蜀汉政权内还没有建立起绝对的权威，诸葛亮治国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联吴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其军事才能究竟如何呢？刘备在世时，亮仅以“抚民划策见任”，从未单独领兵作战。众所周知，三国乃争战之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国。曹操、司马懿、孙策、周瑜、陆逊等人皆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威震诸侯，闻名天下。诸葛亮若要代汉自帝，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声望和绝对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对于蜀汉政权而言，不北伐必然坐以待毙，对于诸葛亮个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显示其军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会心悦诚服，也无法树立起个人声望，最终也就不能达到登上帝王宝座的目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主旋律就是两个字：北伐。这是诸葛亮执政后，举国上下推行的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政策，“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在我看来，诸葛亮这番话并无任何矫情饰伪，反倒是心中隐私的真情流露。因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届时，其已功高不赏，他要废掉“不才”的刘禅而“自取”，就有雄厚的政治资本。
诸葛亮北伐的目的是为了受九锡，进而代汉称帝，并非骇人听闻之说，我们不妨以相似之例加以比较。诸葛亮辞世百余年后，东晋权臣亦欲以此而达到同一目的。东晋偏安于江左，中原及两京之地久为胡人所据，东晋朝野上下，无不以北伐、还于旧都作为其公开打出的政治旗号。然东晋北伐乃一把双刃剑，于东晋朝廷而言，北伐成功虽然能收复旧土，华夏一统，但权臣却因功高而坐大难制。东晋权臣每每以北伐为增加权势及声望的资本。凡北伐稍获胜利，即冀获封王及九锡之赐，为移鼎更祚创造条件。东晋大将桓温灭蜀后，声望大著，“朝廷惮之”，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政治格局。《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史臣曰。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自谓英猷不世，勋绩冠时，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桓温虽觊觎神器，但深知必须“立奇功于赵、魏”，《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恢复关中、许洛之地，才能获得超越人臣名分的九锡殊礼，进而逼迫晋帝禅位。史载：“（桓）温既负其才力，久怀异志，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及殷浩失败被废，“内外大权一归温矣”，桓温率军北伐，前两次虽取得一定的战果，然太和四年（公元369年）的第三次北伐却以惨败而告终。桓温“既逢覆败，名实顿减”，同上。在谢安、王彪之等世家大族的抵制下，桓温欲加九锡的图谋终成泡影。
如果将桓温“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与诸葛亮所云“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发现，两人虽处于不同的朝代，但在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其言行何其相似乃尔。
如果进一步分析，笔者发现诸葛亮在北伐前已经接受了部分九锡。后主刘禅“诏赐亮金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九锡乃九件器物所组成。《公羊传·庄公元年》何休注曰：“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钺，九曰秬鬯。”诸葛亮所受的“虎贲”、“钺”皆为九锡之器物，而“羽葆鼓吹”乃“乐舞”之一部分，相当于九锡中的“乐则”。这样看来，诸葛亮北伐前已加了三锡，比之于春秋时的霸主齐桓公还多了一锡。按：《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若以《礼纬含文嘉》所云九锡名称计算，齐桓公仅受了其中的二锡。
与诸葛亮、桓温相比，南朝刘宋开国之君刘裕是幸运者，他的北伐在局部范围内获得了成功，从而加九锡，最终夺得司马氏江山。《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载：“（刘）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刘裕率军北伐，临行前，其心腹刘穆之谓龙骧将军王镇恶曰：“公（指刘裕）今委卿以关中，卿其勉之。”镇恶曰：“吾今不克咸阳，誓不济江，而公九锡不至者，亦卿之责矣。”《魏书》卷九十七《刘裕传》。
晋军势如破竹，于当年十月攻克洛阳，而朝廷尚“未遣九锡”，王弘奉刘裕之命“还京师，讽旨朝廷”，《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求加九锡。及刘裕平关中，擒获后秦主姚泓，“德宗（晋安帝）封裕十郡为宋公，加相国，九锡，僭拟魏晋故事”《魏书》卷九十七《刘裕传》……不久，刘裕篡晋称帝，建立刘宋政权。由此可见，由诸葛亮设想的权臣通过北伐建功受九锡，进而禅代竟成了“晋宋故事”。
蜀汉北伐的胜算到底有多少？其实诸葛亮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隆中对》制定的待“天下有变”，益州与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出兵，夹击曹魏的战略计划，由于“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早已成了泡影，巴蜀之地虽号为“天府”，但毕竟仅“一州之土，方之大国（曹魏），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可见，蜀汉的综合国力与曹魏是无法比拟的。虽然在诸葛亮外交的努力下，吴蜀又恢复了联盟，但两国间的裂痕根本无法完全弥合，双方各存戒心，仅满足于互不侵犯，用诸葛亮的话来说：“今议者咸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失去了吴国的配合，单凭蜀汉自己的力量欲收复中原、一统华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作为三国时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诸葛亮知己知彼，他对形势的判断洞若观火，绝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为何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呢？对此问题，陈寿倒是作了很好的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