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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很难猜测，庄姬和赵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肉体的愉悦，还是所谓的爱情？自赵婴走后，庄姬和赵朔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干脆和赵朔分居，带着儿子赵武住到了晋景公宫中。她既怨恨赵氏兄弟做事太绝情，又想念赵婴曾经给她带来的欢愉，日子一长，这种怨恨和思念便变成了恶魔。公元前583年夏天，庄姬向晋景公告状说，赵同和赵括兄弟阴谋叛乱。
晋景公就这件事询问栾书和郤锜（郤克的儿子）。也许是出于对赵氏家族的厌恶，栾书和郤锜都点头说，赵同和赵括对国君的不满由来已久，恐怕确实有反叛的可能性。
晋景公早就对赵氏兄弟不满，现在既有庄姬作苦主，又有栾、郤两大家族认可，他就放心大胆地向赵氏家族宣战了。同年六月，晋国宣布赵同、赵括阴谋叛乱，证据确凿，株连九族，将赵家老小满门抄斩。唯有赵武随着庄姬在宫中居住，没有受到牵连。
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的原始素材。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也看过《左传》的记载，但是很显然，他认为民间传说比《左传》的记载更精彩，更能吸引读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采用了民间传说的内容，从而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关于忠诚、仁义与复仇的凄美故事。真正对赵氏家庭保持了忠诚的不是虚构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而是那位由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好干部韩厥。
据《左传》记载，赵氏家族被剿灭后，晋景公打算将他们的田产全部赏赐给大夫祁奚。韩厥劝谏道：“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诚，如果无后于晋国，会让那些一心向善的人感到恐惧。”而且用《周上“不敢欺侮鳏夫寡妇”这样的话来提醒晋景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
韩厥这番话，应该分为两面来看：赵衰确实有大功于晋国，赵盾的忠诚则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是赵盾唆使赵穿杀死晋灵公，也轮不到晋成公即位为君，晋景公就更不可能坐上这宝座了——赵盾对于晋成公、晋景公父子的忠诚，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想到这一层关系，晋景公也就心软了。他收回成命，命令赵武继承了赵朔的家业。那个时候，赵武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也许是家族的变故使得这位少年成熟得特别早。几年之后，他按当时的风俗举行了成人礼，便戴着代表成人的帽子去拜访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教诲，包括曾经对赵氏家族落井下石的中军元帅栾书。栾书说话很客气，“你真英俊啊！以前我有幸在你父亲手下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很俊美了，就是不知道才干如何，努力加强修养吧，年轻人。”
他去拜见士燮，士燮教育他：“从今之后，你要时时警告自己啊。自古以来，贤者受到宠幸会更加小心谨慎，不明白事理的人受到宠幸则会更加骄傲。”
他又去拜见韩厥，韩厥感到很欣慰，但是又很严肃地告诫他：“戴上这顶帽子，代表你已经成人了。成年人要与善人多交往，那样的话，坏人就没有办法影响你了。一个人戴上帽子，好比房屋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为了经常打扫去除污物罢了，不然戴它有什么用呢？”
赵氏家族的孤儿，便是在这样的教诲之下成长起来了。一百多年后，赵氏家族的后人参与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赵国。
当然，这是后话。
【昙花一现的霸业】
公元前585年春天，郑悼公为答谢去年的虫牢之盟，在公子偃的陪同下来到晋国朝觐晋景公。晋景公很高兴，依照给齐顷公的待遇，为郑悼公举行了“授玉”仪式。
春秋时期，各国的朝堂均立有东西两根大柱，分别叫做东楹和西楹，两楹之间的空地叫做“中堂”。举行授玉仪式的时候，主人从东厢进入朝堂，客人从西厢进入朝堂。这里有个讲究：
其一，如果宾主身份相当，则双方都走到两楹正中，客人接受主人赠送的玉圭；
其二，如果客人的身份低于主人，则客人稍走快点，多走两步，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授玉，以示对主人的恭敬。
晋景公和郑悼公都是一国之君，地位相当，属于第一种情况，应该在两楹正中授玉。但是那天，郑悼公走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晋景公刚走两步，还没走过东楹，郑悼公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于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授玉于东楹之东”。
士贞伯看到这一幕，暗自摇头。在他看来，郑悼公纵使认为晋景公是霸主，不敢和他平起平坐，多走两步也就行了。但是此人目光畏缩，行动过于迅速，竟然小跑着越过东楹来与主人相见，这还真是罕见。“身为一国之君，却不安其位，怕是要不久于人世了！”士贞伯暗地里对人说。果然，几个月之后，在位才两年的郑悼公就无疾而终了。
郑悼公死后，他的儿子郑成公即位。同年秋天，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带兵入侵郑国。晋景公派栾书带兵救援郑国，两军相遇于蔡国的绕角（地名）。楚军初战失利，连夜逃遁。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盟国蔡国，与楚将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的申、息两县地方部队在桑隧（蔡国地名）对峙。
从当时的战局来看，形势对晋军有利。栾书想主动出击，遭到了荀首、士燮、韩厥的共同反对。荀首说：“国君命我们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遁，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趁势进攻蔡国，是擅自将战争的范围扩大，所以引起了楚国人的愤怒，再打下去，势必对我军不利。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以全军出战，打败楚国两县地方部队，有什么荣耀可言？如果打不赢，耻辱就翻倍了，不如回去吧。”
但是，当时晋国六军的正副统帅中，想打这一仗的人占了大多数。还有人对栾书说：“圣人总是与众人站在同一立场，所以能够成就大事。您现在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有权斟酌众人的意见办事，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再说，您手下的统帅有十一人，当中不想打仗的，仅三人而已。”
栾书沉吟了一阵，答复说：“确实，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一般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所谓三人为众，现在有三位统帅认为不能打这个仗，已经不算少数派了，我决定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将军队撤回国内。
公元前584年秋天，不甘心失败的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再度讨伐郑国。晋景公则发动齐、鲁、宋、卫、曹、邾、莒、杞等国诸侯救援郑国。郑国人底气一足，迸发出来的能量往往令人侧目。郑成公派大夫共仲、侯羽主动出击，俘虏了楚国的郧县县公钟仪，并将钟仪献给晋军带回晋国，囚禁在军府（军用品仓库，也用作囚禁战俘）之中。同年八月，各路诸侯在马陵举行会盟，重温虫牢之盟的誓言。
马陵之盟是晋景公霸业成熟的标志，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马陵之盟后，晋景公作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重大决定，他派新上任的上军副帅韩穿出使鲁国，要求鲁国将汶阳（地名）归还给齐国。
汶阳自古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89年，齐顷公带兵入侵鲁国，占领了汶阳。后来发生了鞍之战，齐军大败，齐顷公被迫臣服于晋国。在郤克的主持下，齐国将汶阳交还给了鲁国。为了这件事，鲁国上下对晋景公感恩戴德。鲁成公先是跑到晋国军中表示感谢，而且还为郤克等人举行了“赐命”仪式，后来又专程跑到晋国拜谢晋景公。没想到，时隔七年，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晋景公突然提出要鲁国将汶阳“归还”给齐国，鲁国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利益上，都十分难以接受——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土地，谈何“归还”呢？
晋景公这样做，当然也有他的考虑。据《公羊传》记载，鞍之战中，齐军大败，齐顷公回国之后，吊唁死者，慰问生者，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晋景公听了，感叹说：“怎么能够让堂堂的一国之君不饮酒、不吃肉长达七年之久呢？还是把他所侵占过的地方都还给他吧！”
《公羊传》的记载让人难以信服。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样——齐顷公在鞍之战后，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服从晋国的领导，唯晋景公的马首是瞻，在晋国主导的多次国际行动中都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因而受到晋景公的信任。为了鼓励齐顷公更好地为晋国服务，晋景公感到有必要给他一点甜头尝尝，适当地给予物质奖励，又不想付出代价，所以慷他人之慨，要求鲁国把汶阳“归还”给齐国。
鲁成公当然不乐意，但也没办法，只能答应晋国的要求。鲁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件事感到悲哀。韩穿完成使命，即将回国的时候，鲁国权臣季孙行父设宴为其饯行，私下对他说：“大国主持公道，因此而成为盟主；诸侯感念其恩德，又畏惧其武力，所以没有二心。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贵国打败齐国，将汶阳归还给鲁国；七年之后，又命令我们将它交出来，献给齐国。做事情哪有这样反复无常的？晋国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失去诸侯的拥护了。”
韩穿苦笑，对季孙行父摆摆手，意思是别说了，我也知道这事不靠谱，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件事情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晋国的同盟国之中，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扩散开来。晋景公很快也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为了挽回影响，他于公元前582年春天在蒲地召集诸侯会盟，主题是：重温马陵之盟的誓词，共同构建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
参加蒲地之盟的诸侯，仍有齐、鲁、宋、卫、郑、曹、莒、杞八国之多，但是气氛已经大不如马陵之盟热烈了。季孙行父陪同鲁成公参加会议，遇到了晋国的上军副帅士燮，季孙行父对士燮直言不讳：“贵国不修仁德，就算会盟又有什么意义？”
士燮回答：“霸主如果不能用仁德来团结盟国，那么用殷勤的接待来安抚他们，用宽厚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用强权和武力来驾御他们，用神圣的誓言来约束他们，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笼络坚决服从的国家，这也算是次一等的德行了。”士燮的反应很快，然而终归底气不足，算是勉强为晋景公辩护了一下。季孙行父听了，也只能苦笑一声，表示理解士燮的立场。
蒲地之盟没有达到晋景公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郑成公从蒲地回到新郑，立即接见了一位不速之客——楚共王派来的代表公子成。
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对于楚共王来说，能够与晋国的盟国（尤其是郑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盟国）进行正常的外交接触，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接下来，他只要静静地坐在一边，摇着扇子看热闹就行了。
晋景公得知郑国与楚国私下接触，果然勃然大怒。同年秋天，郑成公怀着两面讨好的心理，前往新田朝觐晋景公，结果连晋景公的面都没见上，就被抓起来，囚禁在铜提（晋国地名）的别宫之中。与此同时，晋景公还趁着郑国群龙无首，派栾书为将，带兵讨伐郑国。这种做法自然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当郑国人派大夫伯蠲（juān）来到晋国请罪求和，晋景公竟然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