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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宋襄公志大才疏，失仁失义，丧师辱国。若论斤两，充其量是一个鼻子上贴白药膏的丑角，可是仅仅因为曾经召集过一两次并不成功的会盟，便也将他列入五霸，有滥竽充数之嫌。
又比如说，郑庄公挟天子以令诸侯，联合齐、鲁二国，纵横河雒之间，所向披靡，虽无会盟诸侯之举，已有号令诸侯之实，是否应该考虑将其也算作春秋一霸，而且是首霸？
就算是齐桓公、晋文公两位最不受争议的入选者，后人也还是有诸多争议，焦点是：谁更胜一筹？
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焦点问题也有诸多解读。
比如说，在应对楚国的扩张这一问题上，齐桓公始终没有勇气与楚国放手一搏，在战略上处于守势；晋文公主动求战，而且大获全胜，有效地遏制了南风北渐。以此观之，晋文公胜。
然而，齐桓公之所以不与楚国正面交锋，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召陵之盟貌似不如城濮之战辉煌，但在其有限的条件下，也许是可能获得的最好成果，单以战争的成败论英雄，不能令人信服。若论及扶危救难，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齐桓公似乎又胜晋文公一筹。如是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恐永无定论。
我的意见是：齐桓晋文，俱为豪杰，单以个人成就论，难以区分伯仲。但齐桓之霸，仅为个人之霸，由于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在他死后，齐国陷入混乱的局面，国势每况愈下，齐国的霸业也被雨打风吹去，成为明日黄花。而晋文之霸，乃是晋国之霸，虽然其霸业甫成即撒手西去，晋国的霸业在一大批能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日益强盛。
殽之战是在晋文公的葬礼尚未举行的情况下进行的。殽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晋国霸业方兴未艾的标志性事件。
站在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晋文公完胜齐桓公。
完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坚持了以人为本，注重人才的使用和国民素质的培养。
晋文公的人力资源战略其实很简单：大胆起用非公族的士大夫，让他们掌握实权。晋文公死后，正是狐偃、赵衰、先轸等非公族贵族作为晋国的主要支柱，继续辅佐晋襄公，维护了晋国的稳定和发展。
晋文公用人唯贤，到了不拘一格的地步。《左传》记载，某年晋国的大臣胥臣臼季奉命出使他国，在冀（晋地名）的郊外住了一宿，看见一个叫郤缺的农夫在田里劳动，其妻为其送饭，态度十分恭敬，夫妻相敬如宾。臼季觉得很奇怪，于是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位郤缺原来是罪臣郤芮的儿子。（公元前636年，吕甥、郤芮密谋放火焚烧公宫而谋害晋文公，事败被杀。）臼季将郤缺带回绛都，向晋文公汇报了出使的情况之后，介绍郤缺说：“我找到一个有德之人，特此向你推荐。”
晋文公一挑眉问：“你怎么知道他是有德之人？”
臼季描述了一番他在冀郊田野里看到的现象，说：“敬重，是有德行的表现；夫妻相敬如宾，其人必有大德，可以帮您治理民众，恳请您一试！”见晋文公仍在犹豫，又说：“出门如见大宾，办事如同祭祀一般慎重，这样的人心地仁厚，可用！”
晋文公沉吟了半晌，不无疑虑地问道：“他父亲犯有重罪，这样的人也可以用吗？”
“此人是国之栋梁，不应该计较其先人的罪恶。当年鲧治水不力，舜治其死罪，却又起用鲧的儿子禹，并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近代齐国的管仲，差点杀死齐桓公，齐桓公却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齐国因此而强大。请您大胆用其才能，不必考虑其他因素。”
晋文公听从了臼季的建议，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
晋文公死后，北方狄人部落再次大举入侵中原，先是侵犯东方的齐国，既而将矛头指向西方的霸主晋国。晋襄公亲自率领大军迎击，在箕地附近与狄军相遇，并大败狄军。郤缺感念晋文公的知遇之恩，奋勇杀敌，亲手俘获了狄人部落的首领白狄子。
箕之战是年轻的晋襄公自殽之战后获得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胜利。需要指出的是，为这一次战役立下首功的不是俘获敌酋的下军大夫郤缺，而是中军元帅先轸。
先轸在晋文公年代原为下军副帅。城濮之战前，中军元帅郤谷因病身故，晋文公看重先轸的品德，直接提拔他为中军元帅。箕之战中，先轸以主帅之尊，突然脱掉盔甲，手持中军大旗，不避箭矢，独自驾车冲入狄人阵营。这一自杀性的疯狂举动引起了狄人的极大混乱，而晋军为先轸的勇气所鼓舞，抓住战机，发动全面突击，将狄军一举击破。
先轸用自己的生命为晋国赢得一场胜利。战后，狄人向晋国人归还了先轸的首级，据说仍面不变色，栩栩如生。他留给晋襄公的遗书只有短短一句话：“臣在国君面前逞匹夫之志，您虽然不责备我，我岂敢不自责？”
所谓逞匹夫之志，当然是指殽之战后，晋襄公放走了秦国的战俘孟明视等三人，先轸情绪激动，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吐了一口痰的事。
箕之战后，晋襄公论功行赏，一是任命先轸的儿子先且居为中军元帅，二是将故大夫先茅的封地赏赐胥臣臼季（先茅绝后，所以取其封地），表彰说：“举荐郤缺，是你的功劳。”三是任命郤缺为卿，并且将原来没收的郤芮的封地冀重新赏赐给郤缺。
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次对外战争，首先是夏天的殽之战，接着是秋天的箕之战，到了冬天，晋国再动刀兵，联合陈、郑两个国家讨伐许国，理由是许国仍然暗中与楚国保持勾结，不服从晋国的领导。
虽然在城濮之战中败于晋国，楚国的实力并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楚成王迅速作出反应，派令尹斗勃带兵北上入侵陈国和蔡国，在迫使这两个国家屈服后，斗勃按原定计划挥师逼近郑国。
郑国，中原的心脏，天子脚下的国度，是楚成王多年以来虎视眈眈的主要目标。他曾经一度将郑文公这棵墙头草牢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以此获得了进出中原的最有利位置。然而，随着晋文公的崛起和郑文公的去世，加上城濮之战的失利，郑国很明显地脱楚入晋，成为了晋国的附庸。
楚成王向他昔日的对手晋文公学了一手，这次讨伐郑国，不仅仅有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准备——他命斗勃带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公子瑕。
前面说过，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并且在晋文公的帮助下回到郑国，继承了郑文公的君位，成为历史上的郑穆公。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公子瑕，逃到了楚国。
楚成王想做的事情，就是将晋文公当年做的事情重复一次：帮助公子瑕登上郑国的君位，达到控制郑国的目的。
楚国大军长驱直入，很快打到新郑远郊的桔柣（dié）之门，郑国岌岌可危。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子瑕的马车发生交通事故，连人带车翻到了“周氏之汪”，也就是周家的池塘里。公子瑕本人被一个叫髡（kūn）屯的奴仆擒获，送到郑穆公那里，被斩了首。
七十年前，郑厉公与雍纠密谋除掉祭仲，被祭仲事先得知，先下手杀了雍纠，也是将其抛尸“周氏之汪”。这样看来，周家池塘应当在新郑城内，至少不应在新郑远郊。可是，楚军尚在攻打桔柣之门，而公子瑕在新郑城内遭遇车祸，这事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合理的解释是，公子瑕提前潜入新郑，打算纠集党羽，里应外合，放楚国人入城，不料发生车祸，随行的奴仆髡屯将他献给了郑穆公，楚成王扶持傀儡政权的打算自此泡汤。
当年晋文公扶持公子兰，在攻打郑国的时候，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的边界待命，不让其以身涉险，显然比楚成王考虑得更周全。看来，在沙场上厮混了数十年的楚成王，真应该好好看看《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
楚成王这边派斗勃攻打郑国，晋襄公那边也派阳处父入侵蔡国，以牵制楚军。果然，斗勃不能坐视不救，加上公子瑕已死，进攻郑国已无更大意义，于是楚军放弃进攻郑国，转而救援蔡国，与晋军在泜（zhì）水隔江相望。
距城濮之战五年，晋、楚两雄再一次狭路相逢。
斗勃显然吸取了城濮之战的教训，将军队驻扎在泜水岸边，严阵以待。双方都构筑了牢固的防御阵地，密切注视着对方的动向，按兵不动，战线处于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谁先渡过河主动出击，谁恐怕就会吃亏。双方的主将，斗勃和阳处父都深谙此理，采取了同样的静坐战略，等着对方犯错误。
因为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斗勃慎之又慎，对晋军的挑逗始终无动于衷。时间一长，阳处父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派人给斗勃送去一封信，信上这么说：“我听说，文不犯顺，武不避敌。现在咱们隔江相望已有些日子了，成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了无乐趣，也有违武士之道。您若有心与我一战，我可以将军队后退几十里，放您过江来列阵，咱们痛痛快快厮杀一场。如果您不愿意那样做，也没关系，那就请您后退，让我军渡江列阵。要不然，咱们在这里浪费时间，耗费财力，对双方都没任何好处。”并且摆出一副准备拔营起寨的架势。
斗勃心想，这样耗下去确实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就按阳处父说的，渡过河去大战一场。成得臣的儿子成大心此时担任斗勃的部将，他阻止道：“晋国人言而无信，不要上晋国人的当，他们必定趁我军半渡而击，到时后悔莫及。实在要打的话，不如我军后退，放晋军过河，这样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有利无害。”斗勃听从了成大心的建议，命令部队向后撤退，让出地盘来给晋国人渡河。
成大心的考虑是正确的。阳处父不是宋襄公，楚军如果主动渡河，阳处父肯定会半渡而击。但成大心没有想到，楚军主动后退，晋军却没有如约渡河，而是对外大放厥词宣称：“楚军逃跑啦！”便大摇大摆地班师回朝了。
阳处父狠狠地忽悠了一把楚国人。
但是，他获得的战果却不仅仅是忽悠了一把楚国人。
斗勃等了几天，得知晋军已经回国，追之不及，只好自认晦气，也撤军回国了。
数年前，楚成王想立儿子商臣为大子，询问斗勃的意见。斗勃说：“您还正当壮年啊，没有必要现在就考虑立大子的事。您的儿子众多，受宠者不在少数，现在急急忙忙立了商臣，到时又因后悔而想废掉他的话，恐怕就生内乱了。虽说商臣年长，但咱们楚国的传统，往往是弃长而立幼，与中原诸国不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再说，商臣这个人，面相不正，行事残忍，最好不要考虑他。”
斗勃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但他不明白，楚成王这样问他，并非真的是询问他的意见，而是早已打定主意，只希望斗勃的意见与他自己相切合而已。当时楚成王听了斗勃的话，不以为然，还是立商臣做了大子。但因为这件事，商臣对于斗勃恨之入骨。等到斗勃被阳处父忽悠后回国的时候，他便在楚成王面前说斗勃的坏话：“令尹一箭未发就退兵回国，必定是受了晋国的贿赂，是楚国的耻辱，罪莫大焉。”
欲加之罪，何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