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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的时候，公孙归生送给伍举一双白璧，说：“你要多多保重，咱们的祖先的在天之灵会保佑你的，以你的才能，完全可以侍奉晋侯成为天下的盟主。”
伍举长叹道：“那不是我的心愿啊！我只要叶落归根，如果能够将尸骨埋在楚国，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那你就更要保重了。”公孙归生说，“你走吧，我一定会让你回到楚国。”
公孙归生来到郢都，见到了令尹屈建。屈建向他了解一些晋国的情况之后，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晋国的列位大夫与楚国的大夫相比，哪个国家的更有德有能？”
公孙归生的回答很巧妙：“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但是晋国的大夫是贤明的，都是当卿的人才。”
说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这是先给屈建戴了一顶高帽子，因为屈建位居令尹，相当于楚国的众卿之首。而从屈建的实际表现来看，公孙归生这顶高帽子倒也送得贴切，有史为证：
公元前548年，居住在今天安徽省境内的少数民族舒鸠部落在吴国人的策动下背叛楚国。屈建率领大军讨伐舒鸠，在离城打败吴国、舒鸠联军，消灭了舒鸠部落。
同年十二月，吴王诸樊攻打楚国，包围了巢城（楚国地名）。巢城守将牛臣将城门打开，引诱吴军长驱直入，牛臣躲在暗处发射冷箭，射死了诸樊。
等到楚康王论功行赏的时候，屈建却坚持不接受，说：“消灭舒鸠是先大夫薳子冯的功劳。”楚康王于是将赏赐给了薳子冯的儿子，时任楚国司马的薳掩。
屈建居功不傲，在当时传为美谈。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听到公子归生这样表扬自己，屈建很高兴，示意他说下去。
“但是，”公孙归生话锋一转，“楚国虽然有人才，却往往为晋国所用。这就好比杞木、梓木和皮革，都是楚国的特产，晋国人得到它们之后，却能够用到实处。”
“哦？”屈建感觉到公孙归生话里有话，反问道，“难道晋国就没有同宗和亲戚可用吗？”
公孙归生说：“当然有，但是他们仍然喜爱使用楚国的人才。我听人家说，善于治国的人，赏赐有度，刑罚不乱。赏赐过了度，就怕小人得利；刑罚过了度，就怕冤枉好人。如果实在把握不住度，则宁可赏赐过分，而不可刑罚滥用。与其冤枉好人，不如让小人得利。因为如果没有好人，国家就跟着受害了。《诗》上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说的就是没有好人，国家遭灾。《夏上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也是怕好人被冤枉。《商颂》上说‘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赏罚得当，正是商汤得到上天眷顾的原因啊！古代的圣人治理天下，乐于赏赐而慎用刑罚，为百姓操心而不知疲倦。将要行赏的时候，心情愉悦，吃饭都要多加几个菜，这样可以将菜肴赏赐给下人，让大家都分享这种快乐；将要行刑的时候，心情郁闷，茶饭不思，降低伙食标准，音乐也不听了，这是让大家都知道他慎用刑罚；平时早睡早起，勤于政务，让大家都知道他为百姓操心。这三件事，就是‘礼’的最基本要素。”
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古人慎用刑罚，一是怕冤枉好人，二是即使刑罚得当，也于心不安。现代人显然缺乏这种“哀矜”的意识，每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被处以极刑，总是一片锣鼓喧天，官民同乐，道德狂欢的背后，是人本思维的缺失。
“一个国家如果有礼，则不会败亡。”公孙归生接着说，“现在楚国滥用刑罚的现象很严重，楚国的大夫逃亡到别的国家，为这些国家出谋划策来对付楚国，这就是滥用刑罚的恶果。”
公孙归生举了一系列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其一，楚庄王年幼的时候，公子燮和斗克叛乱，析公逃亡到晋国，晋国人让他坐在晋侯的车后，作为主要的谋士。公元前585年的绕角之战，晋国人本来是不想打的，析公说：“楚军轻佻，容易受到惊吓。如果同时击打多面大鼓，在夜里发动进攻，楚军必然败退。”晋国人听从了析公的建议，楚军果然被击溃。晋国趁势进攻蔡国，袭击沈国，征服郑国。楚国失去霸主的地位，析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二，楚国大夫雍子遭人陷害，逃亡到晋国，晋国人封给他土地，让他担任谋士。公元前573年，晋、楚两军在靡角之谷相遇，雍子对晋军发布命令说：“年老的年幼的都回去，孤儿和有病的都回去，兄弟俩都在部队的回去一个，精选步兵，喂饱马匹，让士兵吃饱，摆开阵势，烧掉帐篷，明日决战！”楚军不敢与之争锋，连夜遁逃。晋国为宋国收复了彭城，楚国失去了东夷部落，这都是雍子干的好事。
其三，申公巫臣为了争夺夏姬而逃亡到晋国，晋国人采用他的计谋，与吴国通好，教会吴国人驾车、射箭和长途奔袭，巫臣的儿子狐庸还担任了吴国的行人。被开启了心智的吴国攻打巢地，占领驾地，拿下棘地，进入州来，楚国疲于奔命，到今天仍然不得安生，这都是拜巫臣所赐。
其四，楚庄王年间，斗越椒发动叛乱，遭到失败。斗越椒的儿子贲皇逃亡到晋国，晋国人赐给他苗地，所以又称为苗贲皇。鄢陵之战中，楚军一早迫近晋军大营，苗贲皇说：“楚军的精锐在于中军的王族士兵，如果填井平灶，摆开阵势抵挡他们，集中力量对付王卒，一定能够将他们打得大败。”晋国人听从了，楚军果然大败，楚共王被射伤，军队一蹶不振，公子侧因此而自杀。
“郑国背叛，吴国兴起，楚国失去诸侯，这都是楚国人干的。”公孙归生这样总结道。
“确实如此。”屈建发了半天愣，终于吐出这几个字。
“今天又有比他们更厉害的！”公孙归生说，“伍举娶了王子牟的女儿，王子牟因获罪而逃亡，世间传闻是伍举帮助他逃亡。伍举因为害怕而逃到郑国，整日里伸长了脖子望着南方，说‘也许可以赦免我’。但是楚国没有人将他放在心上，所以他又逃到晋国去了。我听说晋国人很重视他，打算封给他土地，与叔向同列。您想想看，如果伍举这样的人才替晋国出谋划策来危害楚国，岂不是大大的祸患？”
屈建如梦初醒，马上向楚康王汇报，增加了伍举的俸禄，让伍举的儿子伍鸣到晋国去迎接伍举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伍举还有个儿子叫伍奢，伍奢有个很有名的儿子叫伍员，也就是伍子胥。
就在晋、楚两国积极对话，准备谋求和平的时候，公元前547年7月，许灵公来到郢都朝觐楚康王，请求楚国攻打郑国。
自一百多年前郑庄公崛起以来，郑、许两国即为世仇。郑国虽然一直被晋、楚两国欺负，对付许国还是绰绰有余。公元前576年，不堪郑国侵扰的许灵公干脆向楚国请求，将许国的臣民迁到楚国的叶城，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送给了郑国。
许灵公在这个时候想挑起战端，显然不合时宜，理所当然遭到了楚康王的拒绝。没想到，许灵公在这件事上态度很强硬，公开宣称：“如果楚国不发兵，我就不回去了！”而且天天跑到王宫中静坐，只要楚康王一出现，就一言不发地跟在身后。这是什么搞法？他就不怕楚康王一发怒，把他的脑袋给拧下来吗？
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许可以解释许灵公为何如此嚣张——一个月后，这位卑微的君主因病客死郢都。据楚国的御医推测，他是早就知道自己已经患了不治之症，没打算活着回去的。饶是如此，许灵公这种死缠烂打的精神仍然感动了楚康王，他说：“不讨伐郑国，楚国还有什么脸面称霸诸侯？”
同年十月，楚康王亲率大军北上。公孙舍之得到情报，召集文武百官开会商议对策。
在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面发兵抵抗，一面向晋国告急。只有子产一言不发，等到大伙都说完了，他才慢悠悠地说：“晋国和楚国正在进行谈判，诸侯将要和平共处，楚国现在来攻打我们，实在是有点冒昧，不合常理。依我之见，不如就让他痛快一次，得意而归，这样就容易媾和了。那些急于出战的人，不过是小人。小人的本性，只要有空子可钻就表现出血气之勇，喜欢在祸乱中追求虚名来满足他的本性，这不符合国家的利益，怎么能够为了小人的一时之快而不顾国家的安危呢？”
会议争论了一番，最终采纳了子产的意见，闭门不出。
十二月初，楚军进入郑国的南里（地名），拆毁了南里的城墙。又从乐氏渡口渡过济水，攻打了新郑的“师之梁”（城门名）。由于郑国人将内城的城门放下，楚国人攻而不下，最后俘虏了九名来不及逃跑的郑国人就回国了。
楚康王将那九个倒霉蛋押到许灵公的灵前陈列了一番，算是祭奠了许灵公，然后就将许灵公安葬了。
第三章 暗潮汹涌的四十年和平
【第一次的国际维和行动】
公元前546年，由赵武和屈建主导的、向戌牵线搭桥的弭兵运动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所谓“弭兵”，就是收藏兵器，消除战乱，呼吁天下各国和平共处。作为弭兵运动的序幕，这一年春天，晋国采取非常措施，向齐、鲁、卫三国归还失地。
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49年的夏天，齐国的大夫乌馀叛逃到晋国，将齐国的领土廪丘献给晋平公。那时候还是齐庄公当政，晋国和齐国处于敌对状态，晋国对乌馀的叛逃持观望态度，也没有派兵接收廪丘。乌馀便成为了独立于齐、晋之外的第三股势力，他以廪丘为基地，袭击了卫国的羊角（地名），又趁鲁国没有防备，攻占了鲁国的高鱼（地名）。
乌馀是一位久经战阵的将领。进攻高鱼的时候，正好天降大雨，鲁国人以为他无法发动进攻。他却带领部下赤手空拳地从城墙的排水孔钻进了城，潜入到武器库中取得了武器和甲胄装备自己，然后登上城墙，杀死守卫的士兵，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城池。
公元前547年冬天，赵武向晋平公建议：“晋国作为天下的盟主，诸侯如果互相侵犯，就要讨伐他，让他归还侵占的土地。现在乌馀控制的几座城邑，都属于应该追讨的那一类，如果我们贪图它们，那就没有资格做盟主了。请您主持公道，将那些土地归还它们的诸侯。”
晋平公说：“好，派谁去办这件事呢？”
赵武说：“派胥梁带去吧，他能够不动刀兵就把事办好。”
公元前546年春天，胥梁带秘密召集齐、鲁、卫三国军队，将他们带到廪丘附近。又命令乌馀集合军队，出城接受晋国的封赏。乌馀不知是计，欣然出城。胥梁带趁他不注意，突然逮捕了他。乌馀的手下群龙无首，又被诸侯的军队团团包围，只好弃甲投降。事后，胥梁带将廪丘还给齐国，羊角还给卫国，高鱼还给鲁国，赢得了满堂喝彩。
同年四月，向戌来到晋国与赵武会谈。会谈的主题，自然是消除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向戌对赵武正式提出：由晋、楚、齐、秦四大国发出弭兵倡议，号召天下诸侯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太平盛世。
赵武就此事召集晋国的卿大夫开会。韩起说：“战争是残害百姓的凶手、经济的蛀虫、小国的大灾难。现在有人要倡导和平，消除战争，就算不一定办得到，我们也要答应他。如果我们不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