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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同程度地被他勒索过财物。“原来我们只要向楚王纳贡，令尹上台后，我们不但要向楚王纳贡，还要向令尹纳贡，负担却不只增加了一倍。为什么？因为令尹拿得比楚王还多。”
“那你们为什么不及早向楚王报告呢？”
“谁敢得罪令尹啊？搞不好，他编织一个罪名，楚国大军就杀到我们的土地上了，我们只能委曲求全！”
事情查明之后，公子壬夫被判以极刑，立即执行。
说句题外话，令尹在楚国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因为勒索别国的财物，说杀就杀了，可见楚共王对官员的腐败是持“零容忍”态度的。事实上，但凡智商正常的封建君主，对于属下的贪赃枉法行为总是难以容忍，因为他们都清楚，这种行为会严重危害自己的统治，甚至导致国破家亡；相对而言，那些被称为“公仆”的职业官僚，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就大很多，因为国家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也只是匆匆过客，没有必要那么在意。
公子壬夫死后，楚共王的弟弟公子贞接任令尹。此时，晋悼公亲自率领的诸侯联军已经集结完毕，正在前往陈国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士匄（gài）哀叹道：“现在去已没用了，陈国必定会投向楚国的怀抱。楚国人杀死公子壬夫而立公子贞，就是要改变对陈国的政策。陈国紧邻楚国，远离晋国，楚军朝发夕至，陈国人敢不听从楚王的号令吗？依我看，现在占有陈国只是一个梦想，还不如放弃！”
公元前568年冬天，诸侯联军抵达陈国，开始部署陈国的防务。楚共王无视联军的存在，派公子贞带领楚军向陈国进军。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略抗衡，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人多势众，而公子贞率领的楚军占有地利之便。双方虽然来势汹汹，却都不敢轻举妄动。对峙了十来天之后，眼看年关将近，双方都感到没有必要硬撑下去，不约而同地撤军回国。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战争，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对于晋悼公来说，这个结果并不坏。在对待陈国的问题上，他和韩厥、士匄等人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如果不能一战将楚国彻底打垮，那任何局部的胜利的意义都不大。换而言之，陈国始终是楚王嘴边的肉，谁也抢不走。因此，发动诸侯保卫陈国，更多是一种姿态，是为了体现晋国作为霸主责任，也是为了让陈国至少不那么死心塌地跟着楚国走，时不时给楚国制造一些小麻烦。
从陈国撤回来之后，晋军进行了一项重大的人事调整。中军元帅韩厥因为年事已高，向晋悼公提出辞职，要求退居二线。按照子承父业的传统，晋悼公打算立韩厥的长子韩无忌为卿，接任中军元帅。然而韩无忌自幼患有残疾，腿脚不太方便，他委婉地拒绝了晋悼公的好意，说：“诗上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又说‘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无忌不才，请您考虑我的弟弟韩起吧，他为人宽厚，作风正派，适合担任军职。”
“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见于《诗经·国风·行露》一诗，原来的意思是一女子与一男子相爱，男子要她趁夜前来相会，女子遵守礼法，不敢前去，所以回答说：“难道我不想朝朝暮暮和你在一起吗，奈何道路上的露水太多啊！”韩无忌以这句诗为比喻，告诉晋悼公自己身体不便，不能早出晚归地工作，恐怕耽误国家大事。而“弗躬弗亲，庶民弗信。”见于《诗经·小雅·节南山》一诗，意思是自身有疾，不能躬亲办事，则不能获得大众的信任与认可。
晋悼公也是饱学之士，一听就明白韩无忌想说什么。他同意了韩厥的辞职，提拔荀罃为中军元帅。同时认为韩无忌宅心仁厚，真实可靠，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干脆任命他担任了首席公族大夫，负责公族的作风建设。
公元前566年冬天，楚国令尹公子贞再度出兵陈国。陈国现在成了楚国人牵着晋国人的鼻子走的工具。为了维护霸主的权威，晋悼公不得不发动诸侯“抗楚援陈”，一大群公啊侯啊伯啊子啊顶着凛冽的寒风，聚集到郑国的鄬（wéi）地，与楚军形成对峙之势，为陈国撑腰打气，史称“鄬之会”。
作为鄬之会的东道主，郑僖公自然也参加了这次行动。但是，郑僖公还没见到列位诸侯，就死在路上了。
杀死郑僖公的人，是他的厨子。指使厨子的人，则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公子騑。按照《左传》的说法，公子騑之所以要杀郑僖公，是因为郑僖公这个人过于无礼。
郑僖公还在当大子的时候，曾与公子喜一道出访晋国，在晋国人面前对公子喜很不尊重；又曾与子丰出使楚国，对子丰也有无礼之举。公子喜和子丰都是郑穆公的儿子，按辈分是郑僖公的祖父辈，郑僖公当着外国人的面对他们无礼，还真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这次参加鄬之会，公子騑负责辅佐郑僖公，郑僖公无礼的毛病又犯了，当着一干随从的面对公子騑大呼小叫。连身边的侍卫都看不下去了，提醒他不能对执政大臣无礼，他还是不听；侍卫一再劝谏，他干脆命人将侍卫拉出去砍了脑袋。在这种情况下，公子騑下决心除掉这个无礼之徒，所以买通了郑僖公的厨子，在他的饭菜中下了毒。
郑僖公死后，公子騑等人奉年仅五岁的大子嘉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简公。同时派人到鄬地向晋悼公报告，说郑僖公死于虐疾了。然而，据后人推测，公子騑杀郑僖公，其实并非为了他的无礼，而是一桩政治谋杀。前面说过，郑成公感念楚共王的救援之恩，临死的时候交代公子騑要继续臣服于楚国的领导，后来晋国采取威逼政策，修筑了虎牢关，迫使郑国向晋国屈服。郑僖公本人对于楚国并无好感，投靠晋国之后，积极参加了晋悼公主导的几次国际行动。公子騑却牢记着郑成公的遗嘱，还想着再度回到楚国的怀抱，因此才杀死了持不同政见的郑僖公——这种推测并非全无道理。
东道主虽然不与会，鄬之会一开始仍然很热闹，但是到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搞得各位诸侯兴味索然，以至于会都开不下去：陈哀公不辞而别，跑回陈国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要知道，鄬之会就是为了救援陈国而来的，被救的人怎么能够一声不吭就跑了呢？
原来，在“入晋”还是“入楚”这个问题上，陈国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陈哀公在鄬地听从晋悼公的号令，国内的大臣庆虎和庆寅却有了异心，他们暗中串通楚国人，将陈哀公的弟弟公子黄骗到楚国囚禁起来，然后派人向陈哀公报告：“楚国人已经抓走了公子黄，现在国内群臣无主，您再不回来，恐怕发生内乱，有人会趁机夺权了。”
陈哀公听到这个消息，来不及收拾行李，连夜跑回了陈国。晋悼公开始很生气，想想也就释然了，诚如当年韩厥所言，晋国的实力不足以降服楚国，与其因为陈国而被楚国牵着鼻子走，隔三岔五地发动诸侯来抗楚援陈，倒不如顺水推舟，就此解散诸侯联军，放弃对陈国的责任——逃跑的是陈哀公，不是晋悼公，这个责任应该由陈国来承担，无损于晋国的威望。
公元前565年春天，即位八年的鲁襄公第三次来到晋国的首都新田，朝觐了晋悼公。这一年，鲁襄公才十三岁，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来往奔波于山东与山西之间，还要小心翼翼不能说错一句话，这个国君做得一点也不轻松。
前段时间，我偶然看到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在新中国成立不久，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元首争先恐后地来到北京朝见红太阳。虽然当时的中国也同样贫穷，绝大部分人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这些亲王、总统和首相却受到了贵宾级的款待，他们不但吃得好喝得好，被带到全国各地去免费旅游，临走的时候还要带走一大笔无偿捐助的资金或物资。呵呵，如果鲁襄公知道这些，肯定会哀叹同人不同命，因为他所享受到的待遇，无非是在晋侯的朝堂之上吃上一顿羊肉，喝上两口醴（lǐ）酒，而且不是免费的——事实上，吃完这顿并不丰盛的晚餐之后，他必须恭恭敬敬地坐在晋悼公的下首，“且听朝聘之数”。
所谓朝聘之数，就是诸侯每年贡献给霸主的财物，换一种说法，就是保护费。按照周礼的规定，这笔费用本来应该交给周天子的，可是自从周平王东迁，霸主政治兴起，大伙便与时俱进，将它交给霸主了。从数量上看，这笔费用绝对不是小数，而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四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69年，鲁襄公在仲孙蔑的辅佐之下第二次朝觐晋悼公，向晋悼公提出一个要求，将鲁国附近的鄫国变成鲁国的附庸。晋悼公不答应，仲孙蔑说：“寡君周围，强敌环伺，但仍然矢志跟随晋国，只要晋国提出要求，我们总是想尽办法满足，不敢有丝毫马虎。这些年来，您的官员总是不时来到鲁国要求出人出钱，全然不顾鲁国面积狭小，产出不丰，无法满足需求。请您考虑鲁国的难处，将鄫国交付给鲁国管理，寡君多少能减轻一些负担，那就感恩不尽了。”言下之意，大鱼吃小鱼固然天经地义，小鱼也要吃虾米填饱肚子，才能满足大鱼的胃口啊！
公元前565年五月，晋国在邢丘召开国际会议，专题讨论“朝聘之数”的问题，并且形成了决议，第一次将各国每年应该交给晋国的财物数量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根据会前通知，各国都是派卿大夫这一级的代表来参加会议，唯独郑国的国君、年仅五岁的郑简公亲自到会，而且给晋悼公献上了一份厚礼——几百名用绳索系成一串的蔡国俘虏。
原来，郑僖公被谋杀之后，他的几个儿子联合起来，准备杀死公子騑，为郑僖公报仇。然而保密工作没做好，公子騑事先得到了情报，先下手为强，将他们都杀了。为了稳定郑国的政局，转移国内矛盾，这一年四月，司马公子发带兵入侵了楚国的盟国蔡国，大获全胜，还俘获了蔡国的司马公子燮。
捷报传到新郑，整个新郑城都沸腾了。自郑庄公去世之后的一百多年来，郑国一直在几大强国的夹缝中求生存，而且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没有过一天安稳的日子。然而，一百多年来，郑国人屡有惊人之举，不但能将宋国、许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多次在局部战场上打败晋、楚两大强国。这一次对蔡战争取得空前的胜利，再度点燃了郑国人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去迎接凯旋的战士。
满城狂热中，只有一个年轻人愁眉不展，那就是公子发的儿子公孙侨。他不但不祝贺公子发取得的赫赫战功，反而说了一句很丧气的话：“小国没有文德，却有武功，没有比这更大的祸了。如果楚国兴兵前来问罪，我们能够不屈服吗？屈服于楚国，晋国的军队又要来了。晋、楚交相讨伐郑国，自今以后，郑国至少有四五年不得安宁了！”
公子发大怒：“你个小屁孩知道什么？军国大事，自有大臣去管，小孩子胡说八道，必定惹祸上身！”
正好晋悼公在邢丘召开国际会议，包括公子发在内的郑国众卿想在各国代表面前炫耀郑国的武功，于是有了郑简公向晋悼公“献捷”这一出戏。
顺便说一句，公孙侨字子产。在中国的历史上，“子产”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甚至有人将他称为“春秋第一人”，置于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