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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不很显著的洞穴点缀其上，我在其中两颗平行的洞里，看到绝望和平和的星光。
“您叫什么名字？”我问。
没有人回答。
“多大岁数了？”
“得的是什么病啊？”
“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锲而不舍地询问，一律没有回答。屋子里很暖和，强悍的气流冲击着暖气管的内壁？
啪啪作响。
“他们不会回答你的。世界在他们心中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只是在等待，等待上路。
到远方去。“院长说。
也许是看我太急于和这些人交谈，在另一间病房里，院长代我发问。
“你们觉得好吗？”
“我84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一位老太太瘪着嘴说。
“大夫常来，护士也常来。那些闺女叫我老祖。不用叫老祖，叫老太就行。都好，可就是不去。不去就拖累人。早去就好。”她看着院长说，一副充满表现欲的样子。
我看了一眼她床头的诊断牌。老年性痴呆。
“这几句话并不痴呆啊？很逻辑，很完整。”我轻声对院长说。
“老人们也很要强。他们象小孩似的，要在生人面前表现表现。刚才这几句话，把她一天的精气神都耗竭了，咱们走后，得昏睡一整天。她还记得我是院长，一个劲地说医生护士的好话。挺可爱的。”
“您是说，她在痴呆之中，还记得讨好别人？”我说。
“是啊。这很正常。她一生都是个小人物，她知道小人物该怎么过活。别的都忘了，这个不会忘。她到最后一口气都还记着自己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院长说。
我们一间间屋子走过去，濒死的人是那么地相似。极端瘦弱，极端淡漠。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自己快速衰老。
回到办公室，院长说：“你不是问我有没有活着出去的人吗？我想起来了，有一个的……”
那是一个初春的下午，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候。一个瘦瘦的男子走进来。他华贵的变色镜由于屋内昏暗的光线逐渐变得清澈透明，更显出脸色的苍白。
他张了张嘴，没有出声。象一个剜去了肉的河蚌，干燥地敞着唇。
院长回答说：“没有，还没有。”
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走进来，问同样的话。院长都有同样的答案使他转身出去。相似的过程使院长先不好意思，抢先说。
“可是，到底还要多长时间？”小伙子问。好象空气中有一条鞭子抽了他的脸，脸稀薄的红了。
“不知道。你明白这不是天气预报。就是天气预报也常常搞错，在预报晴天的时候下雨。”院长鸟瞰着这个已不算年轻的年轻人。成天接触的都是垂垂老矣之人，院长觉得自己足有几百岁了。她比所有的人都要老，比那些将要死去的人老，比他们的子女更要老上几辈。
“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没有人比你们更有经验的了。”年轻人固执地说。他平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院长知道这种人一旦开始说了，他就会问个水落石出。
“是的。我们是比一般的医院有些经验，但它毕竟不是定律。生孩子是有规律的，比如月份减三加七。但死没有。你母亲的各项生命指征都正常。就是说，她虽然是架旧马车了，可还在缓缓地运行。等着吧。有些时候我们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等待。”院长很体谅面前的年轻人。当家属把他们的亲人送到临终关怀医院来以后，院长就觉得同他们有一种亲属关系。
“等到什么时候？”小伙子急切地问。
“等她的精神突然好起来。眼睛会象涂了油似的发亮，说话充满感情。假如你的母亲是个文化人，还会有诗意。她会突然说她想吃某种东西，嗅觉突出得好，会听见很遥远的声音……到这种时候，就快了。依我们无数次的经验，从那时候起，大约还有一天的时间。”院长谆谆告诫。
“那就是……”小伙子思索。
“是的，那就是回光返照。”“可是我刚看了。她昏昏沉沉的，好象完全失去了知觉我叫她，摇她，她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把睫毛闪了一下。”小伙子失望地说。
“那是她在同你打招呼。别埋怨她，她只有这么多的劲，全使出来，只能动一动睫毛你记住我的话，将来你老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提眼皮的那块股肉，距大脑最近又最轻巧。它是人类随意活动最后的屏障。”院长解释。
“院长。不要同我说我老了以后的事情，我不愿意听这个。我会老，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在老还没有到来之前，让我们抓紧时机干点事。既然我们都会摊上那个结局，没有必要说来说去。我们的道德总是太注意结局而忽视过程。我还没有向您介绍过我自己……”年轻人激动起来。
“我认识你，你不是21床的儿子吗？”院长道。
“我是博士。在英语里博士和医生是一个词，可我不是医生是博士，是我的母亲把我培养成博士的。我马上要到德国去学习，这也是我母亲清醒时非常引以为豪的一件事。这是我的护照、签证，喏，还有一星期以后飞往法兰克福的机票……”小伙子把一大摊东西铺在桌面上，棕色的护照象一大块巧克力饼，斜插其中。
院长不由自主地向后躲闪了半步。东西太杂乱，要是碰掉一星半点，说不清。
院长办公室的桌子很破旧，侧面都喷着税务局的字样。税务局如今都是鸟枪换炮的机构，淘汰下的桌椅就以很便宜的价钱卖给了临终关怀医院。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只要了十元钱，哪里找！
当时，院长买下桌子以后，悠闲地在古老的桥墩底下和菜农讨价还价。在买了一把新鲜的小白菜之后，她走上桥头。
大妈！封凉台不？贴壁纸不？打家具不？
桥畔的小工麋集过来，手里扬着光洁的木板。
不打家具。光修。还油。干不？院长说。
这是个苦活。看这半老太太的模样，家里一定不宽裕，手头不会太大方。
小工们想着，渐渐散去。只剩下一个小木匠，刚刚进城，没人雇他就得干掏饭钱。他说，我油，我也能修。
小木匠油得桌面浓淡不匀，象村姑搽的胭脂。在一块浓郁的褐黄处。躺着即将成为法兰克福人的小伙子的钥匙链，上面只有一把钥匙了。
“快收起来。我相信你的飞机票是真的。别丢了。”院长说。
“可是因为我的母亲，我迟迟不能动身。从秋天到冬天，我一次一次推迟了行期。再推下去，法兰克福就要取消我的资格。”小伙子忧愁地说。
院长频频地点着头。这并不说明她赞成你，只是证明她很注意地听。
“你们能否帮助我？”小伙子恳切地说。
“我们当然很愿意帮助你。关于你母亲的后事……你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没有。我是独子，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那么单位也行。”
“没有单位，我母亲是家庭妇女。”
“我是说你的单位。”
“我的单位？因为出国的事，我已经同我的单位闹翻了。我是不打算回来了。”
“那么就朋友吧。虽说这种事不太好办，但我们一定大力协助你。你请你要好的朋友来一下，同我们取得联系。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地飞走了。你母亲的后事，我们和你的朋友一起操办。我们会尽心尽意地去做。你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把整个过程拍成录像，给你捎去。一定象你在场一样肃穆隆重。”院长设身处地地说。
即将成为法兰克福人的小伙子依旧眉头紧锁：“我相信你们，但这件事不能这样办。
我是独子，母亲含辛茹苦将我拉扯大，假如我不能亲自给她老人家送终，我的心灵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悔恨无穷。这一辈子。坎我拿哪 一国的绿卡，成了哪一国的华裔， 我的灵魂都会不安。骨子里我永远是一个中国人，有一套中国人的神经系统。我辛劳一生的母亲应该有一个善终，她只能在我的怀里死去。其它任何一种死法我都不能接受。“
见多识广的院长糊涂了：“可是那该怎么办？你是知道的， 我们这里是不做安乐死的。”
曾经有一家子女把患皮肤癌的老父亲送到医院后，对院长说：“人就交给你们了。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医护人员顾不得说别的，先把人搀到床上去。一走动，癌被触醒了？ 鲜血顺着老人的裤腿灌满了两只鞋。他的肢体象蜂窝一般烂着，腐败的气息把他周围几十平方米的地域熏得象停尸房。
“大夫，让他早点去了得了。他也省得受罪了。为他好，也为大伙好。大热的天，您看苍蝇可劲地往这院里飞，红头绿头的直打架。跟您商量商量，让他安乐了得了。”儿子边给院长递冰激凌边说。
院长说：“你们的意见我可以理解。我的这所医院是唯一不以延长病人生命为宗旨的医疗机构。但是我没法满足你们的要求，因为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法律。假如实行了安乐死我们说不清。”
一个外国同行的故事让院长痛心疾首。
一个美丽的女人得了不治之症。治疗只是延长她受苦的时间，治疗本身更加得她的痛苦。
我实在是受不了。医生。从我患病以来，我求过您多少次，但这是我最后一次求您了？ 我不能让我的所有感官，都成为储藏痛苦的容器。我不愿意生命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医学的威力。我的生命现时对我已毫无意义，它只是病的跑马场。我的意志已经走到尽头。
我除了消耗别人的精力与财富以外，唯一的用处就是感受痛苦。经过郑重的考虑，我恳求帮助我，结束生命。
那位医生冷静地说，女士，您刚才谈论的问题，应该去问您的丈夫。作为您的保键医生，我只能告诉您，您对病的了解和预后判断，都是正确的。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现在我需要的是您的帮助。病人瘦骨嶙峋的手指抠住医生，传达出毅力。
我已经尽了我的能力帮助您了。
那是以前。我说的是现在。请您帮助我结束自己的生命。您知道，我是一个多么胆小的人啊！
您是说，要我帮助你杀死自己？
我不需要您亲手来做这件事。这也许会在我的身后给您带来麻烦。你只请求您告诉我应当怎样做。它最好简单实用，像电子计算器的按键一样。只消轻轻一弹，一切就结束了您知道，我是一个懦弱的女人。虽然决心已下，但我怕自己在最后的关头会手忙脚乱。我的意志不会动摇，但我的手指可能会发抖。所以，那装置力求百发百中。
还有最后一条……
女病人突然显出羞怯，说，假如您觉得我的要求太过分了，可以拒绝。就这我已感激不尽。那就是您帮我选择的死亡方式最好不要使我很丑陋。
女士，您让我想一想。这个问题很突然……我钦佩您的勇气和智慧。它其实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但这一切，需要手续。
我现在很清醒，完全是我的自由选择。但是您说得很对，我和我的丈夫将写出书面文件。在最后的时刻，我指的是那个时候……女病人望着远方，好象那里翱翔着一只鹰。
医生微颔首，表示他明白。
我的丈夫会在场的。我们笃爱一生，他不会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走开的。谢谢您了，医生！我们会衷心表达这种感情，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物质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