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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十几个乘客，大家都坐在客厅里聊天，于是我也瘸着腿加入进去。痛得受不了，就喷喷大使馆医生送我的药。
由于药劲过去了，我这一比划，腿痛得不行，只好一屁股坐在地毯上，众人大笑。他们说你不应该当留学生，应该当漫才师（相声演员）或是喜剧演员。这时一个日本老头儿为我解围，他说别笑别笑，中国的气功真能治病呢。
这个老头儿叫吉村，从我一上船他就老跟着我，我上哪儿他准上哪。我成了瘸子，有时上楼梯时不方便，他马上会出现，扶我上去。我不好意思，就说老先生您请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吧。他用中国话说：“你喜欢溜达的地方，正好我也喜欢溜达溜达。”他的东北口音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上哪，您就上哪，那您不就成了警卫员了吗。老头儿笑笑说，50多年前，我正是关东军一个师团长的警卫员。我仔细看了看这个老头儿，身高不足1。5米，戴一副金丝眼镜，三八枪都比他高，上前线和抗日联军干是不够条件，所以天生是当警卫员的材料。于是我们成了谈天的朋友，我的腿后来痛得厉害，离开他的搀扶，就寸步难行了。
尽管他对中国人友好，但他的思想却是成问题。他的第一个观点是日本去中国是帮助中国搞建设。他说日本在东北修建了许多铁路，建了矿山，还建了一个满洲国。“现在中国人用的东北铁路不还是我们当年在中国修建的吗？而且我们的开拓团前后去了31万人，去开垦东北的荒地。”他用一只手画着圈圈，好像他前面有幅地图。
我告诉我面前的关东军小老头吉村：日本军队到东北是侵略、掠夺，决不是建设。我告诉小老头：“关于日中战争，有一次我和教授还争论了起来。教授说他父亲是‘满铁’技师，年轻时抛家舍业，呕心沥血，一直帮中国建设。教授让我看看今天的中国地图，量量铁路线，然后写一篇《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建设东北》的论文。”
关东军小老头乐了，他拍着大腿说：“你好好调查，这篇论文很有意思。”我告诉他我利用这次暑假，一边打工，一边去当地图书馆，调查了一个月，用了三个晚上一个星期天才写成。
“讲一讲，快点讲一讲。”关东军小老头高兴地用眼睛扫扫众乘客。他用形体语言告诉大家事实胜于雄辩。
我说，据我调查，1931年10月23日，“满铁”在关东军司令部支持下，拼凑成立了一个伪交通委员会。它是日本侵华日军攫取东北路权的工具。东北的全部国有、省有和民有的十余条铁路（总长3000公里）均被劫夺归并入“满铁”。就连“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全长1700余公里）及其附属财产，也于1935年3月被从苏联手中仅用1亿7千万元的代价收买去了，改名为“北满铁路”。至此，“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铁路及交通运输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所需的38种重要军需原料，有24种是依赖东北提供的。
日本在中国修的铁路完全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我国东北所生产的铁必须运往日本去炼钢。东北冶炼的少量的钢，也必须运到日本去轧制钢材。
再说“开拓团”。侵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便把东北农村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大量向东北移民，强占东北农民的土地。“九一八”前，东京的拓务省是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主管机关。侵华日军在1936年制订了向东北移民的庞大侵略计划，计划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为止，共向东北移民10万零6千户，31万8千人，强占土地3900多万垧。
例如1932年在沈阳等地，日军以每亩30元或40元的低价，强行租借农民土地，使我国东北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
侵华日军在东北强迫农民种稻，但却禁止东北人民吃大米。“偷运”或食用大米者，被判为“经济犯”。“七七”事变后，随着“粮食出荷”的加紧，扩大了“经济制裁”的范围。行人携带粮食二三斤，即被日军指定为贩运粮食，重则杀头，轻则下狱。这就是我论文的梗概。
船上的乘客陆陆续续地来，又陆陆续续地走了，只留下关东军小老头和几个男人。为了缓和气氛，吉村老头提议大家喝啤酒。船上的啤酒很贵，但小老头不在乎，他让服务员给所有男人送啤酒，最后他付钱。大家坐在沙发上或地毯上喝啤酒，默不作声，空气紧张，只有我站着，或者一拐一瘸地走一走。女船员看见了走过来，她拿一条白色湿药布把我受伤的地方包扎起来。我感到这个女船员漂亮极了，倾国倾城，她穿着黑色的船员服，肩章上两条线是黄色的，浑身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她说：“下了船请您立刻去看医生。所有的来客，都是我们的客人，包括您。但今天在船上我能提供给您的服务只能是这样微不足道，非常抱歉，请您原谅。”听了她的话，我心里舒服之极。在船上，只要不谈战争，中国人和日本人是能够友好相处的，———我一直这么认为。
但是吉村不老实，他又掀起了风波。
他当着大家讲起了“马匪”的故事。他一口一个“马匪”，一口一个“马贼”，讲起了他年轻时在中国东北的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指手划脚，吸引着日本乘客听下去。
他说，在中国东北，日中战争时有个土匪叫马占山。马占山是个神出鬼没的人物，狡猾之极。我们和他打了十几年仗，可到日本投降了，他还活着。当时我所在的师团的任务，是专门剿灭他。有他的部队和杨靖宇的部队在，关东军就不能安静地生存下去。大大小小，我们和马匪不知打了多少仗，他还投降了一次。好，这下你就归顺吧。谁知第二天，又把我们小股部队吃掉了。一问谁干的，马占山！马匪！你说气人不气人！
一次我们师团包围了他们数百人。大兴安岭的群山里，白雪皑皑，森林密布，连我都看见了马匪的部队。师团长命令：坚决围住，全部消灭。我们围了三天，不少日本兵手脚都冻黑了，走到近前一看，有几百人生存过的痕迹，连生过的火还在冒烟呢。可人都到哪去了，难道他们会插翅飞出去不成？我们几千人，没吃没喝，受累挨冻，能跟他们痛痛快快打一场也好呀！可对手跑啦！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还有一次，我跟着师团长的马走，太困、太累，一不留神从山上滑了下去，陷进七八米深的雪窝里，差点儿被冻死。这种经历你们谁有？他问大家。
一次，马匪的游击队潜入我们军营，在井边立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有毒”。我们连人带马两天没敢用井水吃喝。抓来几个中国人，强迫他们喝，嗨！屁事没有，多气人！
一次我们一千多人行军，居然有马匪小部队袭击我们。枪声一响，群山回荡。师团长腿部中弹翻落马下，等我们布置好作战队形，他们20多人早在雪面上飞滑而去，那速度连子弹都追不上。抬着十几个死伤者往回走时，我们愤怒之极。
“有能耐的话，咱们面对面干嘛。”他对我说。
我告诉他：“我可不是马占山啊。”
吉村说：1940年10月，我亲眼见过一次马占山，是一次秘密接触。他约见我们师团长，却不许我们带枪。他的警卫部队一律马步枪、驳壳手枪、马刀，一个个精神抖擞，精明强干，身高马大，怒目而视。马占山本人精瘦、光头、黑胡子、黑马褂，50岁上下，脸上没有一点笑模样。
我要和师团长一起进马占山的房子，被他的卫兵抓着后脖领子给提了出来。混蛋！马占山的兵都不会说话！你说话呀，我听得懂！
一会儿，师团长也从马占山房里走出来，脸色铁青。师团长说：让我站着，他坐着！混蛋！土匪！有一天我要亲手把他的头砍下来！
我和师团长去过不少大人物家，奉天市长也好，公安局长也好，都非常有礼貌。中国的礼节不比日本人差。独独他，十分蛮横，这个土匪。当天夜里，师团长亲自率领马队急行军50多公里直扑白天秘密约会地点，可是马占山早就溜了。在附近几个村庄拉网搜查，还是没有。当时漫天大雪，师团长感叹道：“不是关东军无能，而是漫天飘来的大雪帮了马占山的忙。”关东军骑兵要把这几个村庄都烧掉，把村民都杀掉。师团长反对，他说漆黑的夜晚村庄要是烧起大火的话，几十公里以外都能看见。这次不烧也不杀。说不定马占山这个狡猾的土匪头子还会找机会秘密约见他。可是后来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报复他。
自从关东军小老头吉村给我讲了马占山的故事，在我脑海里“马占山”这三个字就永远磨灭不掉了。
再去东京，我一头扎进国立图书馆，找到一本日本人写的《马占山传》。我在国内时愣没看过《马占山传》，而日本人倒写了一本《马占山传》。
《马占山传》开篇，日本作者引用中国学者的文字介绍马占山：
1885—1950，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生于辽宁怀德（今属吉林）。1911年，投靠奉天后路巡防营充哨长。1913年，任骑兵第二旅连长。1918年，剿围有功升任营长。1920年，随吴俊升赴黑龙江，升任骑兵团长。1925年，任东北陆军第五旅长。1928年，任黑龙江省剿匪司令。1929年，任黑龙江骑兵总指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代理政府主席，率军民抗日。12月，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32年，马投降侵华日军，4月，在黑河通电反正，重举抗日义旗。不久与李杜等部组成东北救国抗日联合军，自称总司令。11月战败，12月率残部退入苏联境内。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管东北四省招抚事宜。1948年底，参与北平和平解放工作。1950年，因患肺癌在北京去世。
图书馆要关门了，我急忙往后看。马占山去世前告诫？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七、日本的情报战
在北海道留学时，让人最感头痛的事，不是刺骨的寒冷，漫天的大雪，中国留学生的稀少，而是工作机会的难找！找不到工作的话，别说交大学学费，连生存下去都困难。交房租水电煤气的钱哪儿来？买粮食、蔬菜的钱哪儿来？所以，必须找到工作。再苦再累的工作也要咬牙去干。
初到札幌，几周没找到工作。眼看着坐吃山空，正急呢，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老板一看，洗得可以，就把另一位洗盘子的日本学生，调换到端盘子的工作岗位上去。上下二层的饭店，70张桌子，洗盘子至少要两个人，现在这个繁重的任务全由我一人承担了。看老板存心要累死我，只好自己开除自己。于是又失业月余，后来又找到一个拆房子的工作。干这个活时遇到了北海道大学的硕士老崔，我们成了朋友。但札幌并不天天拆房子，我俩只好挥手相别。后来我去扛酱油，巧遇三浦老头儿。三浦老头儿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又常见面，这次到同一个公司当临时工，自然高兴。
三浦老头儿今年76岁，身体健康，热情善谈，心胸开阔，是个充满奇谈怪论的人。我知道他家有传真机，每天看报，爱看书，喜做笔记。他夫妻恩爱，两个儿子、三个孙子，都在东京工作学习。由于我们两个临时工经常失业，所以老在札幌图书馆的同一张桌子旁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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