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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些事情，都干得很不坏，也可以说都很出色！这些都是一个人，两个人，几个人，少数人的事情，对于革命不起什么作用。就拿你们抢粮、打稽查两件事来说，你们很勇敢。然而可惜得很，那只是个人的勇敢。光凭个人的勇敢，是办不出什么大事来的。你们救活了一村人，打掉了一个稽查站，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的村子你们救不了，还有几十、几百个稽查站你们打不掉，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把一切斗争都转变为政治斗争。只有占领了广州，夺取了政权，全省的工人、农民才能得救。其他一切都是没有用处的！”
周炳听了，也只是将信将疑，不加辩驳。他那么想着：“能够占领广州，夺取政权，解放全省的工人、农民，那敢情好！可怎么能够说挽救胡杏的生命，挽救全村人的生命，跟何应元、何不周、乡公所、稽查站这些东西做斗争，都不是政治斗争，都是个人的勇敢，都是没有用处的呢？——按这么说，区细、马有这两个人的意见倒反而是对的了，许多其他人的意见倒反而是错的了。有这样的事么？”周榕看见他沉思着不做声，就以为他是同意了，也没有再往下说。不久，区杨氏泡好了茶，区华打来了酒，话头又转到香港的生活跟区苏怎么养孩子那方面去了。周炳本来要看看区细，等了这老半天，还不见他回来，加上心里搁着胡杏的事儿，坐不安稳，就站起身来，辞别了众人，走出珠光里，经地府学东街，一直向雅荷塘方向走去。……
这时候，在雅荷塘的市隐诗社里，何应元、何守仁两父子都在等着客人的光临。何应元躺在水榭西间一张酸枝躺椅上，两眼紧闭，嘴扭唇歪，阳光透过彩蓝色的嵌花玻璃，在他的脸上投下一片紫色的阴影。何守仁躺在对面一张酸枝躺椅上，知道他父亲如今正在生很大的气，便也一声不响。原来三天之前，市上有一种无聊小报，忽然派人送来一张清样，里面有一篇新闻，说将于某月某日发表，请他过目。这篇新闻详细叙述了何家如何撵走垂死的丫头胡杏，胡杏如何得庆复生，如何拒绝回何家，乡人们如何跟何家打官司，以后震南村发了西水，胡杏如何领头救济灾民，如何聚众抢粮，又如何纠集不逞之徒，放火焚烧震南公安稽查站等等，末了还极力渲染地说，目前囤积粮食的大户人人自危，纠纷正在继续扩大云云。不消说，这新闻是专门写给他何五爷看的。这样的手段，他何五爷不止懂得，还有得出卖呢！当时他看了之后，气得浑身发抖，叫何守仁也来看。何守仁看了，看不出什么蹊跷。何五爷就训谕他道：“你怎么这样实心眼？他们把胡杏叫做丫头，不叫媳妇，这是攻击我们蓄婢！他们明说灾民抢粮，这是说我们非法囤积粮食！他们登载火烧稽查站，这是攻击公安稽查站没用，同时攻击我们勾结稽查，欺压乡民！——这还不是公然发我们的揭帖，数我们的十大罪状么！”何守仁听了，虽然有点佩服，却总是不太了然。何五爷又说：“看你这一团饭似的，你怎么当官儿来的！也罢，你拿去给你们县太爷看看，听听人家那些文案师爷怎么说的！”何守仁果然把清样拿回去给县长看了，又回家对何五爷说：“爹，你猜人家怎么说？”何五爷说，“他们本来可以打通市政府封了这家小报，可是他们一定不愿公然插手！”何守仁笑道：“妙极了！县长看了，屁也没放一个。县长夫人——我们亲家四姑娘却骂了我们一顿。”何子爷说，“嗯，她……她一个小姑娘人家，参与什么军机大事？”何守仁说，“她骂我们是封建余孽！她宣称她坚决反对封建、反对宗法、反对礼教！她表示她的同情一点也不在我们这边！爹，你看是庙、是土地堂！”何五爷说，“既不是庙，也不是土地堂。小雏鸡乱叫，让麻鹰跟她分辩去。”何守仁最后说：“那些文案师爷看了，只是简单明了地说：新闻固然不容登载，但是官了不如私了。”何五爷拍手笑道：“怎么样？看你糊涂到几时！我打了一张牌出去，人家打了一张牌回来。他们也知道这新闻厉害，就是不愿拉屎上身！”到这时候，何守仁才俯首无词，着实佩服了。后来何五爷还是花了两百块钱毫洋，把这段新闻买了下来，才算了事。不过事情虽然过去，只要一提起来，他还要生很大的气，抱怨宋以廉不讲交情，抱怨陈家的姑娘们标新立异，抱怨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天下午，客人还没有来，何五爷又在生着气，无法排遣，恰恰管账二叔公何不周撞了进来。何五爷好容易找到了这个捱骂骨朵，登时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口大骂起来。这侄老爷骂那族叔光吃饭、不做事，毫无用处；又骂他辜负了那二百斤体重，光会睡觉，竟敌不过一个弱小女子；又骂他随口乱说，竟敢把家中丑事，任意向丧尽天良的新闻记者泄漏；又骂他戒备不严，竟把如许雪花白米，付之东流；甚至连乡长何奀，稽查站长梁森，都一个一个地骂得狗血淋头，不曾饶过。何不周只是当天发誓，说他不曾向任何记者泄漏过任何机密，其余的也就不敢辩驳。何五爷骂了半个时辰，觉得舒畅了一点儿，就站立起来，对何不周指示道：“你们只管闯祸吧，二叔，有我来收拾。如今我又对那些党棍们说了：‘快把你们那些宝贝公安站、私安站给我收起来吧！我头疼够了！’后来我又另外找一些混蛋，跟他们要了一连军队。你看，真真正正的军队！我告诉他们：把连部放在蛇冈脚下，带一个排；另外一个排安在大帽冈上，专门对付那班农场流氓；还有一个排安在小帽冈上，专门对付那间洋学堂，——取了一个三角联防的阵势。你要把村子里的虚虚实实，全都告诉他们：你要加意小心，伺候他们；他们要什么，你就给什么，——他们如果要你的女儿，你就立刻打轿子！”何不周叫侄老爷骂得魂都掉了，哪里还敢张嘴？只见他诺诺连声，哈腰曲背地退去。二叔公走了之后，何守仁想说两句俏皮话，叫何五爷开开心，就自鸣得意地说道：“我好容易才想出一个主意，把市隐诗社改成市隐酒社，去掉了那些咬文嚼字的寒酸气；想不到爹、你更痛快，索性再把市隐酒社改成市隐兵社，在这里调兵遣将，布阵打仗呢！”何五爷仍然紧闭两眼，躺在酸枝躺椅上，好象听不出儿子所说的话，有什么很大的味道。
不久，花王兼门公姚满在水榭正厅外面对何守仁做手势，暗示外面又有人来找。何守仁踮起脚跟走了出去，过了木桥，来到园中凉亭下面，遇见了远道来访的周炳。何守仁也不将客人往里让，随便往石台旁边的石凳上一指，让他坐下，自己就地站着，和他说话。姚满从自己看花小屋里，拿粗瓦碗倒了一碗龙眼叶茶，捧出来放在客人面前。他对这位壮硕英俊的客人，忍不住看了两眼，又看两眼。何守仁也不顾有人在旁边，态度轻狂地说道：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有什么见教？”
周炳先是红着脸，不做声，后来又悄悄说道：“有点小事来求你。”
何守仁开怀大笑道：“是筹款演戏呢？还是恢复学籍呢？不要做难。大事、小事，全可以说。自己人用不着转弯抹角。”
俗语说：开口求人难。何况周炳又是从来不开口求人的，所以难上加难：竟是面红耳赤，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何守仁看见他这般模样，越发得意了，说：
“好，你不讲，我先问你：你知道我们乡间最近发生了暴民抢粮的事儿么？”看见周炳没有回答，他又问道：“你是否也参加了那种不轨行动？”
这乡村教师一辈子没说过谎，那冰盘大脸一直红到脖子根，支支吾吾地回答道：“我应该对你说，我没有参加。”
何守仁不予深究地说：“你没有参加？那很好！原不该把别人拿血本赚来的粮食随便装走！我还以为你在乡下没有打够，一直打到广州来呢！”
周炳也有意甩开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说：“大哥，我来请求你，是另外一件事。我请求你对令尊翁、令寿堂说一说情，让胡杏在乡下再休养一个时候。……她刚好起来，还虚弱得很。……就是这样。别的……以后再说。我本来没有这个胆量，不过在东沙江边上，你说过，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只管找你……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也不知道周炳感觉到多么大的难堪，多么大的羞耻，多么大的屈辱，多么大的痛苦，一个出名的演员，竟变成结结巴巴，说起后来含糊不清的人。他的声音又越说越低，越说越弱，简直连侧耳倾听，也还是听不清楚。
看来何守仁是听清楚了的。要不然，他不会那样不假思索，就果断地回答道：“什么？太凑巧了！你拯救了我的生命，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因此，你如果要我替你去死，你会发现那是太轻而易举了！可是胡杏这件事，那完全不一样！——她必须回来！她必须明天就回来！如果她考虑到她自己的终身幸福，她宁可今天晚上漏夜赶回来！——阿炳，你也知道，她是何家的人了。连你妈妈都不敢替她出头呢，你姓周的怎么倒替她讲起话来！”
说到这里，这酒社所请的一位客人来到了。这位客人年约五十，穿着慰劳纱长衫，样子很潇洒。周炳没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他是干么儿的，不过看见何守仁对他那股谦恭劲儿，料想他也就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何守仁跟那位客人揖揖让让地走进水榭之后，再也没有出来。周炳坐在凉亭石凳上等着，不知道他的话已经说完，还是没有说完；也不知道他还要再出来，还是不再出来。不久，酒社的客人陆续来到。这里面，有自称野叟的大官儿，有自号居士的捧伶大舅，有不称民国年号的遗老、遗少，有在烟榻、妓馆归隐的墨客、骚人，他们经过周炳的身边，都拿怀疑的眼神打量着他。周炳实在受不了了，花王姚满也看出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请他离开凉亭，到自己那间看花小屋坐坐。周炳看见这老花王眉目之间有义气，就跟他回屋坐下，重新请教姓名。姚满再给他倒了一碗茶，诙谐地笑道：
“你问我的名字？什么名字不一样呢？我算是叫姚满。今年五十二了，还是光棍一条。我一吃饭，全家都饱了；我一锁门，全家都出去了。我本来也有个爸爸，他是个花王。他把手艺传了给我，自己就死了。我也是个花王，可是后来跌伤了腰骨，不能干了。看来姚家这门手艺，不想往下传了！”
周炳看见这花王乐观练达，也就一五一十地把胡杏的不平身世告诉了他。又说如今官司没有着落，何家又逼着立刻要人，这小女孩子的命运还不知道如何终结呢！一面说，一面愤慨，一面叹气。看得出来，姚满是受了感动。他也逐渐咬牙切齿，摩拳擦掌起来。听完之后，他眼圈红红地说：“唉，可怜！这么好的人才！这么重的折磨！”周炳也义愤填膺地说：“哼！可不是么！如果比起小杏子的险恶身世来，那泰山也只能算是平地！”姚老头儿深思熟虑地建议道：“她的处境是十分险恶。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