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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3年，日本与新罗来使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因日方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尽管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可以想象，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
大唐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
杜睿觉得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其根本原因都在于大唐对日本的漠视。
大唐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
虽然杜睿前世在研读史料的时候，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大唐使臣没有识破、揭露日本的亡华梦想却是肯定的。
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
还有就是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玩起了文字游戏，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的保持与大唐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
如“网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因误读而被忽视歪曲。
当然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大唐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是过于明显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
后来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大唐亦久困于内乱外患，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此后，宋代的两国没什么官方正式交往，民间贸易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
事实上中国有很多次灭亡日本的机会，只可惜都白白的错过了，有的是因为意外，有的则是因为自大。
比如蒙古帝国，元朝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也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戒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后来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
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
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
诏书表明，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防御性的“谨备”为主，而重点在西北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对已经祸乱沿海的倭寇，他的对策也仅仅是“专以防海为务”。
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
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
宣德七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大唐，其无原则的莫名其妙的宽疏纵容，甚至迹近怯懦。
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
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
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
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
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事件的发生。
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
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
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无疑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
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而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骗子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骗子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
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然而，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中华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
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大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
万历四十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
可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应当未曾认识到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羁縻为主，以防备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以德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
这就是为什么杜睿讨厌孔孟之道的原因了，一味的空谈，幻想，换来的不是万世太平，而是养虎为患。
中国人是喜欢幻想的，就像从一开始，中国的政权就一厢情愿，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心甘情愿受大唐的庇护不同，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当然，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
于是这才有了明朝的时候，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但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
进入清朝，中日两国内外形势都发生重大变化。总体来说，由于江户幕府奉行锁国政策，清朝亦在后来实行海禁，双方的接触远没有明朝密切。
最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琉球，萨摩藩在明季入侵琉球后，虽由德川家康将琉球国王送还，但琉球实已沦为萨摩操控的傀儡政权，仅在名义上仍为清朝的藩属。与明朝一样的是，清朝亦对日本没有认真了解的愿望。
公元1649年，顺治帝遣使往琉球，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