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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雍正帝对允的母亲的确不客气，当然这也是要给允一个下马威。
雍正帝在打击了允母亲的下人后，又转向了允的下人。就在同月，雍正帝将允的太监张尽忠发往云南边地当差，另一太监何玉柱则被发往黑龙江给穷披甲人（长白山蛮族）为奴，并没收他们的全部家产，雍正帝还下令将为允料理家务的礼科给事中秦道然逮捕。雍正帝说他依恃允的势力为非作歹，家中积累了许多非分之财，要他拿出十万两银子到甘肃去充当军饷。雍正帝这样做，是为了给允好看，先打击他的爪牙，最终再制服他。
过了不久，雍正帝就把矛头指向了允本人。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雍正帝以允从前线回来军中需人为名，命允前往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东南）效力。允知道这是发配他，推说等过了父皇的百日忌辰再走，后来又推托说送了陵寝再启程，雍正帝不许他有任何延宕，毫不客气地迫令速行。被迫无奈，允只得上路。雍正帝之所以要发配允，根本目的是分离心怀嫉恨的允一党，使他们不能密切交往。
允抵达西大通后，年羹尧秉承雍正帝的旨意，将西大通内居民迁出，并加派兵丁监视允，实际上是将他囚禁了。允一再奏请还朝，雍正帝不予理睬，不允许他回京。作为曾经的皇子，允知道自己被流放、监禁，内心很气愤，他不甘心这样等死，就采取秘密的方式与允等人进行通信。与此同时，允还暗中招兵买马，扩张势力。允的这些秘密活动，不仅一点作用都没起到，反而成了雍正帝惩治他的有力证据。因为雍正帝早有安排，早就特别指示年羹尧，要他随时注意士兵的动态，不要让允把他们收买了去。
允收买人心的本领的确很高。据说从前有个山西穷民流落京城，允便派太监给了他十两银子，收为心腹。那人后来得知允被发往西大通幽禁，很是焦急，不远千里找到允居所，投递书帖，说：“愿辅有道之主，不附无道之君，欲纠合山陕兵民，以救恩主。”可见，允在民间也收买了民心。到西大通后，允继续多方收买人心，对当地百姓不敲诈不勒索，买东西如数给钱；对属下人也很客气，常常跟随从说，是他连累了他们，如果能把随从弄回京城，过一天平安日子，自己就是死也是甘心的。因此，人们都很感激他，说允是个好心人。允只拥有贝子爵位，可大家都叫他九王爷。雍正帝得知这些情况后，怕允在西大通生事，便派都统楚宗去约束他。可是，允并不按礼出迎接旨，声言：“谕旨皆是，我有何说！我已是出家离世之人，有何乱行之处？”面对允的所作所为，雍正帝十分恼怒，于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以“违抗军法”的罪名将他的贝子爵革除，不久给允定罪，送往直隶（旧名，相当于今河北省），加以械锁，后允以“腹疾卒于幽所”。
对待允和允，雍正帝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手段，一个是极力拉拢，一个则是沉重打击。其实，雍正帝用的是杀鸡给猴看的连环套，即惩治允的太监是给允颜色看，发配允是给允看。雍正帝的真正目的是瓦解强敌，巩固自己的皇权。
其他兄弟，拉打结合
雍正帝除了打击允、允外，还对参与过争斗的其他兄弟，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有打有拉。
雍正帝很讨厌敦郡王允。允也是允集团的支持者，他和允一样，也极力反对雍正帝上台，所以，雍正帝对他也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态度。
对于允，雍正帝用了一种奇特的办法惩治他。雍正元年（1723年），哲布尊丹巴（藏语音译，意为“尊胜”）呼图克图到京师拜祭康熙帝灵堂，不久得病去世。雍正帝命允护送他的灵柩回喀尔喀，允不愿离京，先是以无力准备马匹行李为借口，拒不从命。但雍正帝知道他家资富有，拥有上百万银钱之多，所以，容不得允装穷撒谎。无奈，允只得悻悻上路，但刚走到张家口外，就不肯再走，宣称雍正帝叫他回京，于是在张家口停留。原来，允是个十足的贵胄子弟，受不得严酷饥寒之苦，又自度“雍正新君”是在明使暗罚，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不愿再向荒漠行进。雍正帝知道允与允是一党，于是把这件事推给了允，让他做出处理。允先是提议，允不得逗留不前，并责罚不加谏阻的随行人员额尔金。雍正帝对此提议表示不满，认为允既然不肯再走，何必非要他去呢？额尔金的话他本来就听不进去，惩罚额尔金有什么用？命再议。最后，允以革去允郡王爵位奏上。这期间，雍正帝一直在等允臣服请罪，可对方却杳无音讯，不理不睬。最后，雍正帝当机立断，命令允革去允的王爵，调回京师，永远拘禁，抄没家产。
雍正帝并没有直接打击允，而是借允之手惩治允———也就是说，如果允袒护允，必然会招致雍正帝的打击；而在另一层面，允提议惩治允，让旁人认为允的获罪是允一手造成的。雍正帝惩治允同样利用了杀鸡给猴看的计谋，允、允集团的那些核心人物，就再也不敢盲目追随他们的首领了。
为了彻底孤立主敌，雍正帝接着剥夺了总理正白旗及镶黄旗军务的允祧和总理正蓝旗军务的允祐的兵权。但与惩治允的手段不同，雍正帝这一次采取了打拉结合的手段。在解除此二人军权的同时，为了拉拢他们，曾将允祧由贝子提升为履郡王以示恩宠。但允祧不知感激，结果不久即被雍正帝以“不知感激效力”为名革去了王爵，仍命他在“固山贝子一职上行走”。相反，允祐看出了雍正帝的“良苦用心”，马上与允、允脱离了关系。雍正帝明白允祐已经悔改，便称赞他“安分守己，敬顺小心”，并将他加封为亲王。
三阿哥允祉也受到了雍正帝的沉重打击。允祉一直以来以学问文采见长。在康熙晚年的储位斗争中，允祉活动不太明显。但在太子允礽被废、大阿哥允禔被禁后，他以“年长居首，也以储君自命”。雍正帝认为允祉的势力在蒙养斋修书处，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向该处人员动手了。雍正帝首先打击的是蒙养斋学士陈梦雷，陈梦雷被指为耿精忠叛逆案从犯，当年，皇考圣祖对他从宽处理，命他在修书处行走，然而他不思改过，不法甚多。为了对他进行惩戒，雍正帝将他以及他的儿子发往远边从军。刑部尚书陶赖、张廷枢执行谕旨不坚决，将陈梦雷的两个儿子私自释放了，雍正帝即把他们降职。雍正帝打击允祉的手下，目的是为了限制允祉势力的发展。
对于大阿哥允禔，雍正帝仍然如康熙帝时一样严行囚禁。
对废太子允礽，雍正帝认为他已构不成对自己的严重威胁，何况他对允礽不是非常憎恨，毕竟他曾经与允礽的兄弟情分还过得去，如今更没有必要斩草除根。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允礽去世，雍正帝将他按亲王礼埋葬，并追封他为和硕理亲王。雍正帝对他的子孙也格外恩典，封允礽的儿子弘皙为郡王，将允礽在东宫时所有的金银、服饰以及家奴、官属都赏给了他。
十三阿哥允祥是雍正帝最得力的助手，他始终是和雍正帝一条心的。雍正帝一登基，就封他为怡亲王、总理事务大臣，主管户部等事。允祥的确没有辜负雍正帝的期望，对雍正帝忠心耿耿，也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他勤于政事，不居功自傲，在雍正帝的治政中，特别是在整顿吏治的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因病去世，雍正帝非常伤心，亲临奠祭，并且将他的名字中的“允”字改回为“胤”，以表示对他的怀念。
从雍正帝处理兄弟们的态度上来看，雍正帝绝非传说中的不顾手足之情，他并没有采取一味打击的政策，而是采用了拉打结合的政策，这也是封建君王集权主义思想的表现，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地位。历史上的每一个皇帝有其宽仁的一面，也必有其严厉的一面，否则就很难稳定民心，一统江山。
允集团，彻底根除
允未遂大志，对雍正帝的笼络手段根本不以为然。他刚封为廉亲王时就对前来庆贺的人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他的嫡福晋说得更干脆：“有何可贺？恐不能保持首领耳。”雍正帝即位后，允一刻也没有停止企图搞垮新政权的阴谋活动。他利用职务之便，给雍正帝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对此，雍正帝考虑到允的党羽很多，并没有立刻采取手段，而当他解决了允的心腹后，就向允集团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雍正元年（1723年）夏天，雍正帝对允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以前，对他也有过指责，如雍正帝在处理允的问题上，也不断给允出难题，找岔子，并公开指责他，但这还不是专门针对允。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七日，雍正帝则专为处理允而告谕诸大臣，说：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来，朕的无知兄弟结党妄行，惹得父皇晚年无比忧愤，肌体清瘦，血气衰耗。朕即位后，不究允从前之罪，惟念骨肉兄弟之情，封他为亲王，委任以总理事务。但他不知痛改前非，乃不以事君事兄为重，犹以同辈诸兄弟允、允为伊出力之故，怀挟私心。由此观之，其大志至今未已也。雍正帝还说：“如此肆事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容，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这一谕旨，实际上是把自己打算惩罚允的态度告诉了诸大臣。
雍正帝首先对允集团的外围进行打击，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雍正帝以苏努、勒什亨父子袒护允、允等人，以久怀扰乱国家之心为由，革去苏努的贝勒爵位，撤回公中佐领，发遣他与其诸子同往右卫居住。随后，雍正帝又斥责允党人七十、马尔齐哈、阿尔松阿，说他们都是允的朋党，又说：“允至今与朕结怨，亦即此故。今允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多行杀戮，使众心离散，希因扰乱国家耳。”当天，雍正帝便革掉了七十的职务，查抄其家产。六月二十一日，又将七十及其妻子发配到三姓地方（今黑龙江依兰县）。
在消除了允集团的外围后，雍正帝逐步转向允集团的内部人员。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雍正帝召见诸王宗室，谴责允、允、允“俱不知本量，结为朋党，欲成大事”，这就将他们进一步定了性。同年十一月，允再次被谴责：“要结人心”、“欲收众人之心”、“欲以恶名加之朕躬”。随后，雍正帝又发出上谕宣布：“若有归附允结为朋党者，即为叛国之人，必加以重罪，决不姑贷，亦断不姑容也。”至此，朝中上下都知道允已经难逃雍正帝的惩罚，自然也就不敢再归附于允了。可见，雍正帝对朋党的打击确实起了作用。
雍正三年（1725年），由于雍正帝要集中精力对付年羹尧和隆科多，所以对允等人采取了缓兵之计，只是不断谴责他们，为他们罗织罪状，以便为最后处理他们寻找最佳时机———这正是雍正帝集中力量打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