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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革家雍正-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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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直接控制。青海内部台吉的封建特权尚未丧失,喇嘛教寺院的宗教权威也仍保留,但它们已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势力而存在,蒙古王公束缚于旗制之内,喇嘛寺院成为清政府统治蒙藏人民的工具,清中央政府对青海地区的统治大大加强了。   
出兵西藏,剿灭乱党   
青海问题解决以后,清政府就把目光转移到西藏问题上来。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和新疆、青海、四川、云南等省相邻。作为藏传佛教的圣地,西藏是一个有着独特风情和民风的地方。境内佛教势力很大,各种教派纷呈。   
早在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西藏佛教派别中势力最大的萨迦派(俗称花教)教主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觐见元太宗孛儿只斤窝阔台的皇子阔端,议定了归顺蒙古帝国的条件及贡赋,自此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而在此之前西藏一直作为中原王朝藩国。由于在西藏归顺过程中所起到的推进作用,萨迦派从而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恩宠。元朝统治者进入中原后,开始接触盛行于中国的各种教派,在诸教派中,他们比较偏爱密宗佛教,于大都(今北京)兴建了密宗佛教的大型寺宇万安寺(今白塔寺前身)。萨迦班智达逝世后,其侄八思巴于元朝至元六年(1269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大宝法王”,意思是萨迦政权的创始人第一任萨迦法王。至此,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僧人统国”为特点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   
后来,元明统治者也都曾对西藏进行过有效的管辖。明末,蒙古人固始汗入藏,控制了西藏地方政权,使政教合一的局面得以改变。清初,皇太极曾和西藏汗及掌佛教大喇嘛有书信往来,固始汗也曾派人专程抵达盛京,觐见太宗,太宗优以厚礼。顺治时,达赖喇嘛与清朝的关系又有新的进展。顺治九年(1652年)十二月十五日,达赖喇嘛及班禅、固始汗代表至京拜谒顺治帝,顺治十年二月,达赖辞归。四月,顺治帝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满、汉、藏三种金册、金印;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赐满、汉、藏三种金册、金印。这样,正式确立了西藏对清廷的隶属关系,在西藏形成了政教分治、蒙藏联合的局面。清朝对西藏统治进一步加强了。   
康熙年间,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叛乱,准噶尔蒙古军入藏杀死了和硕特蒙古汗王拉藏汗,从而结束了青海和硕特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此后及至策妄阿拉布坦被平定。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统治,康熙帝派满洲、蒙古及绿营兵四千名驻藏,任命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三人为噶伦(旧指西藏地方政府长官),封康济鼐、阿尔布巴为贝子,封隆布鼐为辅国公,后又增任颇罗鼐、扎尔鼐二人为噶伦,从而确定了五噶伦共管西藏的体制。同时册封噶桑嘉措为“宏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以安定人心。此时的西藏,虽由五噶伦管理,但政权的性质仍是宗教政权,达赖仍是西藏的精神领袖。   
雍正帝继位后,于元年把留守驻藏的部队撤回内地,只在四川的察木多(今西藏自治区昌都)留少量军队驻守,放宽了对西藏的控制。雍正五年,遂发生了阿尔布巴叛乱。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执政西藏的五噶伦内部矛盾逐渐尖锐起来,五名噶伦中,一派是后藏贵族康济鼐和颇罗鼐,另一派是前藏贵族阿尔布巴、隆布鼐和扎尔鼐。七世达赖喇嘛的父亲索南达结则站在前藏贵族一边,两派势力中,前藏贵族势力较大。   
一开始,双方虽有矛盾,尚能相安无事。随着罗卜藏丹津叛乱被平定后,清廷令驻扎在阿里管理前藏事务的后藏贵族噶伦康济鼐往阿里之际,把地方事务交由阿尔布巴办理,事实上是将阿尔布巴置于康济鼐之下,令康济鼐兼督前后藏。这引起了阿尔布巴的不满,他地位较康济鼐高,实力比康济鼐强,所以很不服气这样的安排。扬言道:我同康济鼐的功绩一样,一样为大皇帝所恩宠,名声和地位也都一样,如果要给佛爷当好差,要为藏民谋福与利,我可不能屈就地位。阿尔布巴与康济鼐的裂痕由此加大。雍正四年春,钦差入藏抵达拉萨,宣布西藏政务以康济鼐为总理,阿尔布巴为协理。这越发引起了前藏贵族的不满情绪,五噶伦矛盾公开,七世达赖之父索南达结对此也极为不平,与前藏贵族勾结在一起,这样康济鼐就被孤立起来了。   
岳钟琪和鄂齐、班第等返京后的奏报,使雍正帝对西藏的政局更加忧虑了。他担心阿尔布巴等人既在藏生事,又与准噶尔部勾结,于是,他指示岳钟琪“当预为留心”,“今无事之时当设如有事,预为筹划”。与此同时,他还采纳了鄂齐、班第关于将隆布鼐、扎尔鼐二人以噶伦原衔解任,使阿尔布巴孤掌难鸣而难以为乱的建议。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正式任命内阁学士僧格和副都统马喇为驻藏大臣,赴藏宣布谕旨,并调解西藏贵族之间的内部纠纷。   
然而在驻藏大臣抵达之前,阿尔布巴已先行探出了朝廷动向。情况很明显,局面对他是不利的,若静待雍正帝圣旨到来,无异于坐以待毙。因而他决定先行铲除康济鼐和颇罗鼐,以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清廷承认他的首席领导权。此时由于清廷在西藏驻军已撤,阿尔布巴得以放手行动,遂于六月勾结隆布鼐等人,借众噶伦议会之机,于大昭寺中将康济鼐乱刀杀死,发动了武装叛乱,接着派兵进攻颇罗鼐。   
七月二十二日,僧格、马喇到达距拉萨仅三日路程的色顶地方,阿尔布巴派人往迎,诡称七月系“黑运月”,请他们八月再进拉萨,实则是想在这段时间内打败颇罗鼐。八月初一日,僧格、马喇一行抵达拉萨。阿尔布巴、索南达结等率手下官员亲往十里外跪迎钦差。僧格、马喇一面询问康济鼐被杀的原因,一面派人了解情况。七世达赖表明自己并未与谋,阿尔布巴则诬称颇罗鼐是“反出达赖喇嘛黄教之人”,声称数日内即可将其打败。但实际上,战争一直相持不下。   
由于明确意识到阿尔布巴已经叛乱,雍正帝立即命陕西各路及四川、云南的军队进入战备状态。这次叛乱虽不能说早在雍正帝预料之中,但他对此已早有心理准备:对叛乱分子,决不能妥协,若接受既成事实,无异于助长阿尔布巴等人的猖獗,那样对西藏的控制将进入一个未知状态。有鉴于此,雍正帝一开始便坚决认为:武力平叛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岳钟琪深知这场动乱的严重性,很快提出了自己的处置方案。他认为,阿尔布巴和佛父索南达结等人结成一党,为自身权势公然杀害朝廷命官康济鼐,若不除此辈,后患无穷。他主张应于来年春暖时派遣大军入藏,同时发兵征讨准噶尔,一举解决两处问题,一劳永逸。是为上策。倘因阿尔布巴等未公开叛清,不当死罪,亦应解除其噶伦职务,令达赖喇嘛另择人选,申报清政府任命。此为下策。但云贵总督鄂尔泰却对此持保留态度,提出了“以抚为上,剿杀次之;羁縻为上,驾驭次之”的策略。雍正帝既想一举借机解决西藏同题,又担心阿尔布巴挟持达赖喇嘛逃往准噶尔,内心矛盾重重,决断不下。雍正帝既不同意鄂尔泰的主张,又不便贸然出兵,遂下令陕、川、滇“各路兵马停止,不必预备”。雍正帝命令岳钟琪速派人前往拉萨,密告僧格、马喇勿受阿尔布巴之惑,表明出偏袒颇罗鼐一方的态度。   
十一月中旬,一个天赐良机出现了。阿尔布巴见清廷对此事动向不明,以为雍正帝对西藏局势无法控制,只得默许,从心理上放松了对清廷的防范。而此时,他与颇罗鼐的战事却一直处于僵持局面,胜败难决。如此下去,势必使西藏局势恶化,难以控制。无奈之下,他请清廷派兵入藏,征剿“反出黄教”的颇罗鼐。   
雍正帝览后喜不自胜,遂决定来年春天出兵西藏。恰值此时,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病故,出兵就更无后顾之忧了。雍正帝抓住时机,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于六年(1728年)五月初,雍正帝令清军取道八年前允入藏驱逐策妄阿拉布坦的路线,由西宁、打箭炉两地兵分两路,南北齐进,进入西藏。北路军由左都御史查郎阿、副都统迈柱率领,共八千四百人,南路军由四川总兵周瑛率领,共四千人。接下来情况又发生了对清廷更为有利的变化。六月十五日,周瑛接到马喇通知,得知颇罗鼐于五月二十六日占领拉萨,擒获了阿尔布巴,正等候清朝派官员入藏处理。八月一日,南北两路会师进入拉萨,肃清了叛匪余部,诛杀首恶阿尔布巴等人,清政府遂封颇罗鼐为贝子,代替康济鼐,总管前后藏事务,还赐犒兵银三万两,以示奖赏。西藏叛乱并没费清廷太大力气就宣告平定。   
雍正帝用兵虽势头凌厉,但不可谓不谨慎。对于西藏的局势,雍正帝早就有所预料,只是因为当时政局不稳,因此,雍正帝诸事谨慎,不敢大刀阔斧地用兵,而是全面统筹,缜密思考,以静制动。等到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时,雍正帝当机立断,迅速裁决,一举剿灭了乱党。也正是雍正帝的这种“稳中求胜”的用兵方式,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对康乾盛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纽带作用。   
加强集权,有效控制   
清朝经营西藏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崇德(皇太极年号)、顺治为开拓期,康熙、雍正为发展期,乾隆为巩固期。   
崇德年间,皇太极尚在沈阳时,就曾与西藏固始汗有书信往来,固始汗也曾派使者至盛京觐见皇太极。及至顺治九年(1645年),达赖喇嘛及班禅、固始汗代表至京拜谒顺治帝。十年十二月,顺治帝降旨册封达赖和固始汗,承认臣服清朝的固始汗所建立的地方政权,并通过此地方政权实现对西藏的间接统治。这一时期,满人刚刚入关,虽然已经占据了中原大部领土,但在东南沿海和海外,尚存在明朝残余势力。统一大业未完,顾此失彼,加之西藏旷远,地势险阻,因而顺治帝虽然重视西藏,却也难以实现对西藏的直接领导。这一时期的政策特点是羁縻,也可称为羁縻时期。这一时期之所以册封达赖,是在了解西藏地区的政治局面后,承认凌驾于其他佛学派别之上的黄教的领袖地位,但在政治形式上,却执行“政教分立”的形式。这一政权形式后来为康熙、雍正两朝所沿袭。直到乾隆时期,才根据实际情况重新恢复了“政教合一”的政局,正式授权七世达赖管理西藏行政,建立了噶厦(旧称,指西藏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康熙朝,康熙帝为了限制达赖,又册封了班禅,并在平定准噶尔后确立了五噶伦执政的政治形式。   
从雍正帝出兵西藏,平定了阿尔布巴之乱开始,中央政府对西藏政策的羁縻性质日益减少,直辖性质逐渐加强。正如雍正帝在康乾盛世中所发挥的承前启后作用一样,他在西藏政策的执行上起到的也是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此时,不仅顺治时期的对藏政策已远远落后,即使康熙朝的对藏政策,也被雍正帝逐步完善,这为乾隆时期西藏政教合一的确立铺平了道路。因此,这三个时期中,真正对西藏进行实质性统治的,就是雍正朝了。雍正帝在平定了西藏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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