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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革家雍正-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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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众多事务中的首位,高度肯定了农业是国家强盛根本之所在,指出了改革政治的基本问题是发展农业,只有发展农业才能裕民强国。   
他谕令地方文武官员,凡有关农业问题,事无大小,都要随时奏报。以雍正六年(1728年)四月为例,该月全国各地官员共具呈206件奏折,其中有26件是关于雨水、粮价、年景收成、水旱蝗灾、垦田治河等农业方面内容的,对此雍正帝一一审阅批复。在雍正帝的指示下,苏州、杭州、江宁三地织造,将当地的阴晴、雨水、风向等情况逐日记录,月底汇集成该月“晴雨录”,于下月初一日呈报皇上,以便雍正帝了解地方详细的气象情况。三地织造官员虽迭有更换,但具报“晴雨录”这一法定的公务终雍正一朝也未间断。凡地方官员调补赴任,或钦差大员外出办案,沿途各地年成米价诸情,均须认真采访呈报,这在雍正朝已成定例。   
雍正帝还常常根据农业生产时节,告诫官员进行防范。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雍正帝通过内阁大学士传谕山东巡抚岳涪,详谈了蝗虫的产生与预防问题,命他严防蝗灾。雍正十年(1732年)春,鉴于雨雪欠缺,雍正帝谕令各省督抚大员:“地方雨泽之有无,播种之迟早,务期悉心访察,先事图维料理,不使黎民有乏食之虞。倘有玩忽隐饰等弊,一经访闻,必当严处。”   
雍正帝每当得到地方风调雨顺、灾除年丰的消息,总是欣悦不已,喜形于色,常在此类折子上留下“以手加额览焉”这样的批语。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山东巡抚黄炳奏称,山东济南等六府秋禾畅茂,官民鼓舞欢欣,谨采取双穗瑞谷,转达进呈。雍正帝高兴地批道:“今岁四省之丰收,实出望外,朕不胜庆幸之至。”   
在有关农业奏折等方面,雍正帝反对官员笼统含糊乃至虚假不实的奏报。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颁谕:“向来各省督抚奏报年岁收成,皆云几分至几分不等,似此未曾分别清楚,未免蒙混,此后须细加分别,如一府之中,九分者居十之几,八分者居十之几,照此类推,据实奏报,使朕可以详悉收成分数。”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河北总兵范毓奇为邀皇上欢心,虚报地方“甘霖大沛,万姓欢腾”,雍正帝严厉斥责他:“似此粉饰捏奏,未知汝具何心?若如此不诚实,则汝为负朕之人矣。”雍正十年(1732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曼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地方雨水一直充足,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帝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冬雪露足,春夏雨水亦甚均调,麦收分数何得薄减?二者必有一不实处,明白回奏。”从中可看出雍正帝实事求是的态度。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所以发展农业是国事的重中之重。而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在当政的十三年间,始终不渝地自觉坚持“”的重农方针,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而且雍正帝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只是沿袭前朝的农业方面的经验,而且还通过尝试做出了许多大胆的改良工作,其创新精神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这也可能是雍正时期农业之所以如此繁荣的原因吧。   
言传身教,行耕礼   
雍正帝知道身教胜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领导的模范带头作用是最能带动群众,影响部下的,它能胜过世界上任何最动听最美丽的说教。雍正帝就曾亲自扶犁耕地,亲自割禾播种———这就是雍正帝推行的耕耤礼。行耕耤礼,是以农为邦本的观念和政策的表现形式,它起源于农本思想,同时也是对传说中的虞舜躬耕于历山的效仿。行耕耤礼始于周朝,当时非常隆重,但到周宣王时则不再举行耕耤礼,曾引起很多大臣的反对与苦劝,认为这会使“国将不国”。汉文帝刘恒是历史上贤明的一代君王,他也很重视耕耤礼,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其开耤田,朕躬耕以给宗庙粢盛。”意思是农业是天下的本业,朕要亲自耕种,以给宗庙祖宗奉上丰盛的五谷。雍正帝在春耕伊始,亲自下锄开犁,以显示他对农业的重视。   
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国事必然一朝多于一朝。尤其是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以后,政务繁杂的帝王不可能再像传说中当年的虞舜那样亲自垦田。尽管如此,雍正帝仍然在京设有耤田,春耕伊始亲自开犁,以示注重农功,劝率百姓力田务本。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农事惟邦本,先民履亩东。翠华临广陌,彩轭驾春风。礼备明神路,年期率土丰。劝耕时廑虑,何敢惜劳躬。”这是雍正帝亲耕耤田有感而作,诗中继承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农为邦本”的思想,表明了他对农业作为本业的重视。   
耤田和先农坛原来设于首都,雍正帝于四年(1726年)下令命各府州县设立先农坛,也就是开出一块耕地,准备一切耕田器具,每年仲春亥日地方官举行耕耤礼,意思是让他们知道“敬天勤民”,学习注重农功的精神,使官员“存重农课稼之心”,农民“无苟安怠惰之习”。他这样做,不但是为了让地方官吏通过劳动了解种田人的辛苦,以培养他们敬天爱民的精神,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了解农事,少犯些盲目指挥的错误。他的命令很快就得到了贯彻执行,五年(1727年)春天各地开始举行耕耤礼。州县的耤田只有四亩九分,但要种好这点田,必须了解天时气节、土地肥瘠、农业生产等其他一些情况,可以以此指导全州县的生产,所以仍然有一定意义。在实行得较好的地方如河南等地,就明显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河南松江府有这样的民谣:“雨过番湾滑大堤,先农坛下看扶犁。争传野老荣冠带,到处撑献早罱泥。”这表明推行耕耤礼和老农顶戴政策后,农民的生产热情有了很大的提高。   
尽管皇帝的命令是金口玉言,但天高皇帝远,地方上还是有些封建官僚阳奉阴违,表面上响应雍正帝“行耕耤礼”的号召,背地里却对此大不以为然。针对这一状况,雍正帝保持和发扬了他改革中既有的“较真”劲儿,行铁腕政治,力挫愚顽。   
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广西巡抚韩良辅奏称临桂县知县杨询朋将耤田荒芜,致使颗粒无收。雍正帝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令革除杨询朋的职务,并罚他在该县耕田十年。这一做法堪称高绝:你不是不肯耕种耤田吗?你不是总想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吗?那好,就罚你老老实实做十年农夫,看你还舍不舍得把你的官老爷架子放下来。雍正六年六月,又有浙江总督李卫参奏永康知县陈桂搞的“耤田典礼”草率了事而不合规定,为此,雍正帝也将陈桂革职查办。也就是说,就算你耕种耤田了,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也不行,也同样要受到处罚。   
表面上看,雍正帝对这些官员的处罚有些过分,但实际上他这样做却有其高明之处。俗话说,一室之不治,何以治天下?一个地方官吏,如果连几亩耤田都不好好侍弄,又如何能很好地治理一方百姓呢? 既然如此,干脆就免其官职,以防因一人无能而连累一方百姓的情况出现。   
雍正帝的这一做法,使地方上出现了许多懂得如何指导农业生产,以田为本,下力气抓农业生产的勤政官吏。在这些官员的带动下,地方各层次的人都把农业摆在第一位,当时的农业发展出现了良好的势头。国力日渐昌隆,步入了一个政治清明、百姓乐业的太平盛世。   
改革创新,老农顶戴   
广大的农民是支撑封建帝国的基础,只有他们的辛苦劳作,才能保证举国上下人民的丰衣足食,永享太平。可他们却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直饱受上层社会的层层剥削和压迫,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一直延续了几千年。雍正帝在执政期间,为改善农民的这种状况采取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做法。他抓农业有许多措施,其中创造性的措施是鼓励农民勤劳耕作,奖励农民中的劳动模范,授予老农顶戴则是颇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历史趣闻。   
雍正帝曾说:“农人辛苦劳作以供租赋,不仅工商不及,不肖士大夫亦不及也。”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农民的作用和地位。在这句话里,他把农民高高抬了起来,认为农民把辛勤劳动的成果供给政府税赋,支持国家,这样巨大的贡献非但工商业者无法比拟,就是那些不贤能的官僚也无法跟农民的贡献相比。雍正帝认为:官员能配朝廷的顶戴,农民为什么就不能有顶戴?因此雍正帝下令各州县官员,每年必须在各乡中选择一两个勤劳俭朴又没有过失的老年农民,授予他们八品顶戴,以示奖励。   
花翎、顶戴(也作顶带)本来是清代官员区别等级的帽饰。花翎,即孔雀花翎,有三眼、双眼、单眼之分,其中以三眼花翎最尊贵。花翎一般只赏给朝廷加恩的贵族与高级大臣;顶戴,够品级的官员都有,官品以官帽上顶珠的色质区别,所以顶戴以红宝石、珊瑚、蓝宝石、青宝石、水晶等分出高低上下之别。皇帝有时对次一等的官员赏以较高级的顶戴,例如从一品的总督,赏加一品顶戴,即按正一品官持遇。有时皇帝还把某品顶戴赏给无官的人,作为一种嘉奖。雍正帝赏给老农顶戴的做法就是这样。   
八品顶戴,相当于县丞的级别。一个老农民在封建社会能得到八品顶戴,的确了不得,足见雍正帝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   
推选活动自雍正二年到七年每年举行一次,每乡之中选出一二名,老农的八品顶戴由皇帝特授,每年选出的“老农顶戴”,都要披彩挂红,成为地方的一件大事,也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几十岁的老农民带上皇帝钦加的官衔顶戴,在乡村之中是十分惹眼的。这对发展农业、鼓励农民认真务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雍正帝虽居深宫,却能体察民间疾苦,贤明待人,并勇开先河,让田间辛苦劳作的农民也当当官,破除古代官农不平等的等级区别,真可谓吏治开明之君。同时,他重视农业和推崇农民的做法也颇值得当代人引以为鉴。   
当然,老农顶戴这官也不是好当的,雍正帝之所以授予他们顶戴,就是要在农民中树立楷模,以便众人仿效,提高农民垦田耕种的积极性。同时,农官还有另外一项任务,那就是他们有责任用他们的先进经验指导当地的农业生产,让富民强国的政策得以贯彻。   
无可否认,雍正帝的这一举措的确是非常超前的,他所处的时代,是十八世纪初期,距今约有二百七八十年的历史。但是,就是在那时,雍正帝就早早提出了农业生产中传授技术、互相帮助示范效用的理念。   
由于在具体的选拔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弊端,如许多被推举上来的“老农”,并不是雍正帝理想中的老实厚道、确在耕作上有成绩的“老农”,而且地方上某些乡绅无赖,往往靠贿赂的方式就能得到这个顶戴,并借此大耍淫威,横行乡里。一些无赖乡绅,竟借此自称某县“左堂”(所谓左堂,即县太爷为右堂,自己为左堂,即与县太爷平起平坐的意思),建立衙门、私设牢狱,以朝廷八品大员自命,竟公然要朝廷九品巡检(负责缉捕盗贼,维持本县治安的小吏)、未入品的典吏(掌管县里监狱事务的小吏)服从他的命令。   
发现这个问题后,雍正帝立即命令把那些靠蒙混上来的农官革职,另选合适人选替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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