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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涛呼呼喘着粗气，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接话。
“郭涛同志，我的经历教给我很多东西，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下，一些岗位确实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你这个监事会主席兼纪委书记就是这样。现在阻碍你发挥作用的人已经被组织调查，受到了党纪和法律的惩处，谈过去已经没有意义了。审计报告所披露的问题，总部领导早有预料，并不是什么突发情况。公司两位现职领导出了问题，而且有一位是主要负责人，公司没有财务方面的问题反映出来才叫不可思议呢。现在我要说的是，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认为办法有很多种，唯独不是辞职。郭涛同志，我在盛东的工作受到了总部的充分肯定，但我反思在盛东的工作是有很多失误的，其中最严重的失误是在用人方面，我在盛东建议调离和撤职了三个公司领导，撤换了近百名中层，这种做法看似痛快，后遗症是很大的。比如现在，你，老赵，都是红星的老领导了，对于红星的了解比我深的多，你们撂挑子了，让组织上派新的党委书记和监事会主席来，你认为好吗？三个对公司一无所知的主要负责人能号准红星的脉？瞎胡闹嘛。”
郭涛揉了揉面颊，“你批评的是。是我过于爱惜羽毛了。”
“下面该怎么办？还要依靠你们两位嘛。我前两天跟赵书记谈心，说只要我们三人齐心协力，步调一致，班子就不会有大问题。班子稳定了，中层就稳定，中层稳定，职工就不会乱。我们讲一切依靠职工，但具体的工作还要依靠组织嘛。你总不能让职工自己管理自己吧？那才是最大的不负责任呢。郭主席，我是这样想的，首先我们三个要在总的目标下各负其责，再不能走宋悦的老路了，害人害己嘛。我管经营，老赵管党务，管组织宣传，你呢，管好监督，管好纪律。这个搭配不是很完美吗？当前的总目标是什么？就是想方设法把经营促起来，把经营指标完成好。不然经营垮了，咱们把干部队伍整顿的再干净有什么用？所以经营是大局，其他工作暂时只能服从这个大局，不能舍本逐末。我绝不是说监督不要，纪律不要或者党建不要，恰恰相反，这些是我们搞好经营的重要前提。事实已经证明了，宋悦总想搞一言堂，党务、监督和纪检荒芜了，经营垮了，班子四分五裂，他也没实现一言堂呀，李珞就不买他的帐嘛。所以，这个错误咱们无论如何不能再犯了。过去的问题，宋悦要负主要责任，老赵，还有你，也要负点责吧。以后呢，责任就要我们三个背了，出了问题不好怪别人了。我真心希望红星从此不再出杨宋了，行不行，要看咱们三个做的如何了。从现在起，老赵要抖擞精神把党建宣传抓好，你呢，要把监督体系重建起来，我努力把经营抓起来。我是班长没错，但我也要接受你的监督，监事会有权对经营的每个环节了解并监督嘛。我这可不是觉悟高，我是为了我好，假如老宋有这个觉悟，他就不会被两规了。”
陶唐讲的很诚恳，至少郭涛听上去有这样的感觉，“陶总，您这样讲，我很感动，也很惭愧……您说的对，我完全赞成。”
陶唐微笑着，“我有个基本判断，在目前的产品结构下，公司规模不搞到100个亿是绝对不行的，资金紧张状况不能得到缓解，员工的薪酬福利不能得到保证，新产品、新市场的开拓都会受制于资金问题，结果就是把我们仨彻底陷入事务性泥淖，彻底做了维持会长……所以，任何问题都不能冲击这个大目标，我认为这就是红星最大的政治！我再说的明白些，就算某个班子成员存在严重的违纪问题，假如他牵涉到经营目标的完成，我们也要先放一放，即使对冯世钊同志，我也是这个态度。当然，这个话不能公开讲，只能对你，对赵书记说说。”
陶唐在说这番话时心里在想，见鬼去吧，最见效快的就是杀人！摘掉一两个重量级人物的乌纱帽，局面立即就活起来了！但他不会像在盛东公司了，突破口的选择非常关键……
“我理解。您说的是对，我的责任很大。不过……”
“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看问题从来不能单面看。”陶唐笑笑，“任何问题都不能绝对化，对吧？如果就有人不顾大局，视党纪国法和公司的制度为无物，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该查就查，该撤就撤。其实，离了谁也行，没什么了不起。我这人从来不信邪，过去盛东有个副总牛逼的很，总觉得离了他不行，结果呢，嘿嘿，俗话说的好，死了张屠户，不吃带毛猪。工作不仅没受到影响，搞得反而更好了……郭主席，我想和你谈的是干部管理问题，前几天我在会上讲了，算是出了个题目，我跟书记也谈了，总的感觉是我们厂干部的作风存在很大问题，这次调查问卷也集中反映了，你抽空一定要看看那些卷子……干部作风如何转变？大而化之地抓怕是不行。中央提出八项规定和整顿四风就很具体，我们不要等总部了，可以先试着动起来，我想这样做总不会犯错误或者走弯路吧……党委和纪委在中央的总要求下要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具体的、操作性强的规定，搞上那么几条或者十几条，对两级班子做出刚性约束，不仅要管八小时以内，还要管八小时以外……我注意到，招待所一天到晚饭局不断，究竟有没有不该吃的？不好说。职工最烦这个了，不妨就从这方面入手，强制性地制定那么几条，让职工看到我们的诚意和变化，从而提振职工对班子的信心……”
“我们想到一起了！”郭涛对公款吃喝一向深恶痛绝，他在这方面是过的硬的，班子成员中，他的业务招待费是最少的，所以他立即响应，“陶总，有您的支持就好办了。过去总是说招待也是生产力，简直胡说八道。但一把手那样，我们能怎么办？我在会上提了，没人响应。”
“先立制度吧，没有制度就不好管。除了刹住吃喝风外，我希望你牵头组织审计部、财务部等单位，对公司二级单位的库房进行一次盘点，一来盘活存货，缓解资金的压力，二来查找并堵塞管理上的漏洞……”
“行。我尽快组织。”
陶唐和郭涛的这次谈话进行到很晚。与赵庆民的谈话不同，陶唐更多是布置任务了。郭涛的态度比较积极，完全响应。陶唐感觉到郭涛还是想干事的。他来厂半个多月了，没有听到任何关于郭涛**的传言，这是他倚重郭涛的前提。但他觉得这位监事会主席有些“空”，而且威信也不高。大概他的“空”正是其威信不高的原因吧。其实赵庆民也一样。陶唐目前最头疼的是没有非常得力的助手，但这个却不能急。
第五十八章流程
陶唐空降红星到目前为止，对班子成员压力最大的不是李珞，也不是韩志勇，更不是赵庆民，而是分管生产的马光明。无他，就因为陶唐几乎每天都下基层。
红星公司共23个生产分厂，大部分分厂拥有数目不等的生产车间，加上如服务生产的质检中心、理化计量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等事务性机构，组成了公司庞大的生产系统。马光明发现，半个月不到，陶唐已经将生产分厂走了一大半。
下基层有几种方式，陪领导视察是最常见的一种，比如陶唐的前任就是。宋悦下基层更多的是陪领导和客人，他自己单独下车间视察极少。走马观花是另一种，在马光明看来，江总工的下基层就属于走马观花，屁的问题解决不了，更像是在消磨时间。最后一种就是陶唐这样了，那是扎扎实实地了解情况来了。那天他在三分厂遇见陶唐询问分厂厂长陈建平，从产能、工艺、成本、关重质量控制点一路问下来，把陈建平问的一脑门子汗。
三分厂是农机总成分厂，也是红星最大的分厂之一，陈建平在马光明眼里是最优秀的分厂厂长之一。陈建平饶是如此，其他人怕是更糟糕。提问题其实更需要水平，陶唐对陈建平的穷追不舍令马光明深感佩服，同时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因为那天陈建平在回答本月为何未完成生产部月份作业令时，回答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附件到分厂晚了，第二是产能不足。
陶唐于是就两个问题追了下去，他把分厂分管生产的副厂长、计划员、调度员及生产部负责三分厂总成的调度员叫了来，深入细致地了解下去：进三分厂的附件有多少种？未按进度进来的有多少？晚了几天？采取了什么措施？产能不足体现在哪里？分厂现在正常是一班制，如果变为两班制有什么困难？缺多少人？
陈建平独自回答和一帮人回答是不同的，因为答案有时会自相矛盾。比如陈建平说有三分之一的附件存在未按时进厂的情况，陶唐让生产部调度员把相关记录拿来，结果是只有11种附件存在未按时进厂的现象，不足外协件的十分之一，最晚的为四天，而不是陈建平说的一周。
什么事都怕认真，陈建平当时就流了汗。
至于产能不足就更为荒唐了，三分厂在开足马力时每月可以装配在产农机300台以上，而当月的生产计划为160台。部分附件进厂晚是事实，但可以用加班的形式把时间赶回来。而加班的各种条件是具备的，导致当月总成计划未能完成完全是分厂组织方面的原因。这样，导致任务完不成的主要责任单位是三分厂，不是生产部，也不是附件供应分厂。
陈建平见机快，马上向陶唐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但在自我批评的最后谈到了成本和质量控制，说分厂更希望实现均衡生产，大家都不愿意加班，既增加加班工资，又不好控制质量。
一般来说，加班加点会产生费用的增加，但陈建平此刻却有为自己开脱的意味，马光明于是狠狠地瞪了陈建平几眼。
果然，陶唐的批评来了，“陈厂长，在工作中出现失误是常有的事，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指导思想偏离正道就是大问题。刚才已经分析了导致你们未能完成计划的原因，我认为责任主要在你。而且，我认为你内心并不服气这个结论，所以才有成本、质量和均衡生产等一大堆理由摆出来。我们搞企业管理的，任何时候都要绷紧成本这根弦，这没错。加班会增加工时吗？未必。如果确信附件耽误了装配，为什么不申请换休？11分厂就是这样做的，我认为很合理。附件来不了，工人们在车间歇着算什么？嗯？还有，谁说过加班就会导致质量下降？质量体系的运行还分时间吗？八小时内有效，八小时外就失效了？另外，不要谈什么均衡生产的老调了，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用户要多少你就供多少，用户何时要你就何时供。计划经济可以讲均衡生产，市场经济怎么讲？三分厂的情况，反映出你们班子存在的问题，班子存在的问题，主要就是你的问题！你要深刻检讨，类似的错误，我不允许再犯了。尤其不要为自己的错误开脱，那样的话你不会真正改正错误。马总，本月关于指令性任务的考核要注意三分厂。”
副手就是这样，当遇到一个精明的正职时，立即就气短了。所以当陶唐对马光明说节前要对本月生产计划的完成进行点评和考核时，马光明立即做了自我批评，对四月份部分生产计划未能按计划完成表示歉意，表示会在五月份把四月的欠产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