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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与什么挂钩？主要就是绩效兑现，钱，拿钱说话。除非是涉及全局的重大失误，一般问题，就是拿钱说话。我不怕大家说我钻到钱眼里。进一步，如果你分管的单位连续两年完不成指标和分配的重点工作，就要考虑换岗了……我没权力撤你的职，但有权力让你坐冷板凳。”
赵庆民和马光明都没有吭气，静静地听陶唐讲。
“中层关键的问题有三个，第一是选人，第二是对现职人员的考核，第三是建立退出机制。最近我看了组织部给我的一份材料，我们这支中层队伍存在年龄老化的问题，50岁以上占33％，40~50岁的占48％，40岁以下的不到20％。值得一提的是，在40~50岁的中干中间，70％是45岁以上的。这个年龄结构显然不合理。老人家过去提老中青结合，我认为是绝对真理。干部队伍必须建立合理的梯队结构，不能出现断层。所以，必须加大对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了。但是，我们的中干队伍又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人太多了！现职的科级处级加起来852人！无论如何不能说精干。这么庞大的一支中层队伍，再大力提拔年轻人补充新鲜血液，问题就更大了……
“多在哪里？我认为一是机构臃肿，集团设什么部门，我们对应的也设什么部门，甚至和地方上对应，比如是武装部，不就是负责预备役和招兵吗？用得着单设一个部门吗？所以必须精简机构。其次是副职配的过多，有的分厂甚至配了四个副职，人浮于事必然带来争权夺利，效率低下。怎么办？就要建立退出机制。其实我们是有干部任职年限的规定的，遗憾的是没有严格执行。不止是干部管理，好多方面都是这样。我准备把退二线的制度再捡起来，副职是多少岁，正职是多少岁，到点就退。只有让老同志退下来，才能腾出岗位提拔年轻同志。”
“我插句话啊，”赵庆民打断了陶唐，“退出是对的。但你要注意，就你说的45岁以上的干部，恰恰是公司的主力。依照年龄退二线，对于公司是一个损失。”
“任何时候也做不到两全其美，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陶唐继续说，“因年龄退出现役的好处是明摆着的……你说的那种情况，可以变通处理，如果珍惜某些中层的专业能力，我们可以建立返聘制度。把需要的人留下就是。
“现在我说说选人之难吧。跟彭勇聊了几次，也从其他渠道做了些了解，我们目前的，或者过去执行的选人制度核心就是一把手。基本是一把手说了算。比如你老马是管生产的，发现基层有个好苗子，怎么办呢？主要就是向一把手推荐，努力说服一把手采纳你的意见。是这样吧？当然，一把手可以从其他渠道发现人才，包括他的老婆子女。这些所谓的后备干部交给组织部后，按照一把手的意愿完成所谓的考察，就上会了。请你们回顾一下，有几个候选人是在考察中被刷下的？有几个上会的人选被否决？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不能说包括宋悦在内的历任一把手都是私心作祟。我想，他们都是想搞好红星的，他们都想把真正的人才选拔上来。当然，对于人才的标准不同，有的领导可能更看重对自己的态度，我说的肯定是个例了……但这个体制是有大毛病的，极容易被蒙蔽。
“怎么办呢？我认为就需要在体制和机制上做文章了。大凡优秀的企业，必定有一套成功的人才选拔机制。这方面我看了一些材料，主要的做法就是量化指标，把人才当做一件产品，把年龄、学历、职称、履历这些外在的东西和能力、威信这些内在的东西有机结合起来，划定权重，评分打分，扩大知情面，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人才选拔中来。我不是要让群众说了算，党管干部的原则是不能变的。但一个干部，如果群众不买账，谁敢相信他能做好工作？这方面我是有教训的，当年在盛东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在领导层印象非常好的干部提拔后在单位遭到了麻烦，群众抵触情绪很大，让我后悔的很。这个人，特点就是唯上，眼睛只盯着领导，总是揣摩领导的意图，总能说出领导喜欢的话，但到了实际的工作中，却没有什么办法，夸夸其谈而已……有时候，我们这些人看到的，和群众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陶总，我说说我的看法，不一定对。”马光明看陶唐停下，于是接话道，“首先我赞同你改革选人的思路，但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恐怕还要一步步来。正如你说的，千万不能翻烙饼。红星在人事管理上是有教训的，当年曾搞过压缩机关人员的改革，又是评议，又是考试，折腾的很凶。最后压掉百十人，这些人还分不下去，一部分人跑到了技术口吃起闲饭来，我记得光是技术部的档案室就分去十几个，成了笑柄。还有的吃了空饷，跑到外面自己干去了。这是一个教训，损害的首先是一把手的威信。所以，我建议慢步跑，或者先搞试点……”
“老马的意见很好，千万不能着急……”赵庆民点点头。
“是的，要慎重。第二我就说说在职中层的考核。首先，我认为在职干部的考核是虚的！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中干拿着丰厚的年金，造成了薪酬分配事实上的不合理，却没有硬性指标约束？！岂非咄咄怪事？我问了组织部，也问了吕绮，更看了他们的考核办法，一句话，都是扯淡！实际上一点效果没有！我认为最先应当改革的是这一部分，选人的办法可以充分酝酿，可以先按老办法过度，无非我们慎重一些罢了，但不把对在职干部的考核体系真正建立起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第232章机构和人事五
“体系是有的……”赵庆民沉吟道，“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是虚的。但我承认不完善。”
“基本是虚的。”陶唐没有给赵庆民面子，“我让人力资源部统计了去年和前年的年终绩效兑现，按照责任书给定的数额，考核结果平均扣了多少？334元！平均到每个月还不到30元。对于一个每年拿十万甚至更多的中干，这点钱他会在乎吗？不会。最多的扣了1。1万，据说还多次找厂里要说法。如果我们的大指标完成了，这个结果也说得过去，但我们的指标没完呀，主要指标中，收入、存货、应收账款、成本费用率，都没完成！只完成一个利润，我看也是假的，是韩志勇做出来的！大指标没完成，基层的指标能完成？没完成才扣那么一点，不是虚的？另外，原有的所谓考核体系，更多的重视经济指标而忽略了其他，是我们必须要加以改正的。这个考核体系的目的就是把现职中干的履职能力、廉洁从政等主要方面的情况真正剥开来，区分出三六九等，奖优罚劣才能落到实处。在我看来，除了经营指标和重点工作外，至少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执行规章制度乃至党纪国法的情况；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任职期间的审计结果；群众评议情况；维稳情况……现在的情况是，只要主要干部一挪窝，审计就会查出一大堆问题，潜亏是普遍的，这样下去，公司都被掏空了，怎么了得？！”
马光明悚然而惊。如果陶唐真这样考核，中干们，特别是经营单位的中层正职们的日子可就难过了……
“要建立这样的考核体系，光靠发规部一家是不行的。我想成立一个领导组，公司领导、董事和监事，发规、财务、监督、党群、总经办等部门要加入进来，让发规部牵头，尽快拿一个方案出来，在扩大的董事会上通一下，然后上职代会通过，让职工们都来监督考核中层。没错，我就是要让中干们不那么舒服，只有他们不舒服，职工才会舒服。”
“我基本同意。加强对中层队伍的考核管理是对的。但职代会就不要上了吧？最多在组长会上通一下就可以了……”赵庆民总是感觉到陶唐喜欢用老百姓来做文章，而他是不赞成的。现在不是过去了，发动老百姓容易，收摊子就难了。
“是个好思路！”马光明赞成，“但我有个建议，既然让群众来测评中干，能不能把公司领导也加进去？现在确实有一些中干不那么听话，或者说他们看人下菜碟，陶总您的话他们不敢不听，我们这帮人说话有时候就不那么好使了，执行力自然打了折扣……”
“可以，上下联动也好。”陶唐点点头，“上会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意见提出来。最后就是退出机制了，这个必须有，越早越主动。”
“但今年就不要推出了吧？”赵庆民说，“不然人家会骂你不教而诛。”
陶唐笑笑，“无所谓。坐了这把椅子，想不挨骂只能说明幼稚。立法在前的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有几个不那么得力的还是要让让位子，特别是考虑到设立事业部形式的机构更是如此，不然即使把分公司立起来，内部肯定会争斗不休。资历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很多老家伙所凭借的，差不多就剩了资历了……负面的东西太多！”
这句话有点重。马光明感觉到陶唐有影射赵庆民的含义了，于是插话道，“陶总，刚才在酒桌上您说了车辆配件分公司的事儿，我赞成，但其他的呢？也要马上成立吗？”
于是，话题转到了更为敏感的机构问题。
“这件事分歧还比较大。赵书记出于稳妥考虑，主张分步走，我呢，还是想一步到位。改革是什么？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嘛。韩总认为应当尽快推出，而李总坚决反对，不能说没有道理，还是我刚才说的，只能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了。来厂八个来月，总体上感觉到我们计划经济的痕迹太重了些，分厂是利润中心，却远离市场，一切听命于营销部。如果我们产品单一，这种体制未尝不可，但我们的产品序列至少有三大类，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我一直认为，生产单位不能闭门生产，科研单位也不能关门搞科研，都要零距离接触市场才行。现在的体制，把科研、生产和销售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三个环节，弊端极多！老马，你是管生产的，你自己说，你考虑市场吗？考虑用户吗？”
“订单即市场。没错吧？”赵庆民插了一句。
“当然。营销部下的订单就是市场……”马光明点点头，“我们生产系统，主要任务就是两个，一是保证订单的完成，二是保证质量。”
“看看，你们把成本、价格等因素都丢掉了嘛。且不说别的，对于用户对产品品质的反映，你们主要是听营销部的，对吧？这就是大问题！生产者如果不能直接面对消费者，对于质量管控和改进的压力就会缩小。其实这还不是最大的弊端，最大的弊端是成本管控！半年来，通过推行精益管理，公司总成本压缩了一大块，保证了今年利润指标的完成，但是，成本的压缩主要不在生产口，而在其他方面！比如机关的可控费用。但成本构成中，生产成本是最大的一块，各分厂却对此没有多少积极性，这是体制造成的，不能全怪生产分厂的厂长们。只有划小核算，让车间直接承担成本的压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弊端。现在大家都在盼着涨工资，将来，可以把工资升降放在基层，有能力的就长，没条件的就别长，各凭本事好了……”
这是马光明第一次听陶唐讲述成立几个职权很重分公司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