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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总得先找一个落脚和吃饭的地方才行，于是他只好厚着脸皮去找长安城中的亲戚朋友。大家虽然还客客气气地对他，但谁都知道他那段荒唐的历史，心中对他十分鄙夷，因而也就没有谁愿意收留他长住。
他失意、他愤怒、他诅咒、他发狂似地在长安街市上流浪，上顿不接下顿。最后，还算凭着他的一点才识和仪表，谋到一份“凶肆歌者”的差事，勉强解决了温饱之需。所谓“凶肆歌者”，就是殡仪馆里的司仪人员，包办撰写祭文、表礼司仪、悲唱挽歌、执绋送葬等一整套丧事。因古人忌讳死人，所以这种职业被视为下贱之职，一般正经的读书人是不愿意去做的。郑元和堂堂一个官家弟子，现在来做这种事，实在也是迫不得已。对这一套工作，郑元和倒是颇能胜任，他文章感人，仪态从容，歌声清越，还常常一边唱挽歌，一边想到自己悲凉的遭遇。痛切之情愈加逼真，这样还时常能获得丧家额外的赏金。生活问题虽然暂时不用发愁，但是徒有满腹经论，无以发挥，前途茫然，不知将来会走到怎么地步？他真怕自己的一生就在做“凶肆歌者”中浑浑噩噩地过去了！
郑仁仰在常州左等右盼，巴望着儿子的好消息传来。先前还风闻儿子在长安舞花弄月的消息，但他心想青春少年做点荒唐事，无须大惊小怪。后来新科发榜了，他从前看到后，从后看到前，不但没有儿子的名字，竟然没了一点点儿子的音讯。于是他以入京觐皇上为由，来到长安，寻找宝贝儿子。经过几天的奔波、四下的探访，最后竟然在一个送葬的行列中找到了郑元和，他正手执丧幡，长放悲歌。见到此情此景，素重脸面的郑刺史气得全身发抖，几乎不敢相信亲眼所见。待他回过神来，不由分说地命左右把郑元和从队伍中拖出来，挟持到郊外的曲江杏园墙外，扬起皮鞭，对儿子一顿没头没脑的抽打，边打边怒骂到：“老夫望子成龙，想不到你的志行如此卑贱，我还未死，你就大唱起挽歌来，真是玷辱了郑家的门风，愧对列祖列宗！”发泄之后，郑刺史带着随从转身离去，临走时丢下一句话：“从今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也没有我这个老子了！”
郑元和被打得遍体鳞伤，加之又羞又悲。只剩下悠悠一线气息。后来被好心的过路人找来医生勉强救活，但伤处一直未愈，又值盛夏，全身肉烂生蛆，臭不可闻，无人愿管，成了一个路边的乞丐。秋叶落尽，又是冬初，郑元和仍然是一袭破烂的单衣，瑟缩在东城门角，饥寒交迫，竭尽最后一点气力发出乞讨的哀号。
李亚仙被鸨母软禁了一段时间，行动得不到丝毫自由。过了些时候，鸨母渐渐放松了监视，她便设法四处打听郑郎的消息，却一直了无音讯，让她几乎都绝望了。这天乘车路过东城门，忽闻一阵哀乞声。她不由自主地心中一沉，命车夫放慢车速仔细辨听，那声音好熟悉！于是她轻轻掀开车幔，寻声望去，那蜷缩在墙角的乞丐竟然正是她梦寐以求的郑郎。不由泪如泉涌，毫不顾路人惊疑的注视，冲到郑元和身旁，脱下身上的披风，裹在郑郎身上，也不嫌弃他身上的污秽和腥臭，把虚弱的郑郎抱在怀中，呜呜咽咽地大哭了起来。
其后，李亚仙把郑元和带回了妓院，用自己这两年攒下来的全部积蓄为自己赎了身，又变卖了仅有的一点首饰，在城外买了一处勉强可以容身的小屋。一对情人就这样冷冷清清地安顿下来了，李亚仙悉心体贴地先调治好郑元和的疾病，然后鼓励他重新树立信心，努力上进；郑元和经过这一番挫折，立志痛改前非。于是由李亚仙织布维持生计，郑元和关在小屋中埋头苦读。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天宝十年，郑元和参加礼部会试，中进士及第，接着又应试直言极谏科，名列第一，朝廷授职为成都府参军。
郑郎荣获功名，李亚仙先是喜不胜收，继而又暗想：自己出身青楼，历尽风尘，情郎官高位显之后，想必会另择名门淑女婚配，弃旧欢如敝履。到这里，她不敢往下再想，索性先发制人，垂泪对郑元和道：“妾身卑贱，不足以事君子，请从此去，君当自爱！”
郑元和闻言伤心，含着泪劝慰说：“我有今天，全由芳卿所赐。我贫贱时，卿不弃我；今我富贵，卿为何忍心离我而去？倘若不能同往成都，我当自刎而死，以报卿之大恩大德！＇听到这一席话，李亚仙彻底放心了，她的郑郎决不是一个负心人。不久择一吉日起程，郑元和携李亚仙赴成都就任。
就在郑元和从长安赴成都的同时，朝廷恰好调遣其父郑仁仰为成都府尹，也由常州溯江西上，父子两人重逢在成都。郑仁仰见到曾被自己毒打抛弃的儿子，只觉惭愧无颜；郑元和虽然也懂得父亲的斥打事出有理，但对他那般无视父子之情而心有余恨。这时幸而李亚仙出面劝解郑元和，才使郑氏父子以礼相识，恢复了父子关系。之后，郑元和向父亲—一禀明李亚仙的身份和情深义重之举，郑仁仰大为感动，于是请下媒妁，备下大礼，为两人举办了隆重的婚礼，李亚仙成为郑元和正式的妻子。
成都府尹与成都府参军，白天分衙办事，晚上同归一宅，公务合作无间，家事也融睦和乐。而李亚仙作为儿媳妇，一面殷勤地侍奉公婆，一面悉心地相夫教子，谨守妇道，端庄贤淑，博得蜀中官民的交口称赞。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兵范阳，攻陷长安，唐玄宗大驾西行，避难来到成都，郑氏父子护卫得宜，深得唐玄宗赞赏。后来唐肃宗收复长安，唐玄宗以太上皇名义回銮返京，郑氏父子均得到加官进爵的赏赐。李亚仙则以其妇德可风，也被封为汧国夫人。
道姑李季兰诗会天下友
大凡佛道同占的宗教名山，一般是佛教庙宇居山腰、山底，道教宫观在山顶。道观之所以能够雄踞名山之巅，乃是因为道教是土生土长于中国的一派宗教。
春秋时代老子撰《道德经》，原本为哲学著作；但到汉代张道陵、于吉等人，篡用老子之名，创立了“五斗米教”、“太平教”等宗教组织，从而兴起了以符籙禁咒之法行世的道教。道教因宣扬长生不老之术和驱灾免祸之法，因而广为贵族阶层和贫民百姓所信奉；男女道士都宽袍黄冠，出入豪富人家或浪迹江河湖海，为人谈玄说道、驱鬼镇邪，成了一种神秘而无拘的特殊人物。
到唐代道教更是盛极一时，因为唐皇室姓李，与《道德经》的作者老子李耳同姓，为了说明自家皇朝是顺应天时、替天行道的，唐皇朝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自己则是他的后人。既然道教成了国教，那么势必使全国上下的人们趋之若骛，后妃公主进入道观修行者比比皆是，名门闺媛也多争相出家作女道士，因女道士都头戴黄缎道冠，故又称为“女冠”。受唐代思想开放之风的影响，道观中也并非清静之地，许多才貌出众的女冠，虽以修行为名，但在道观中自由交际，成为一种“交际花”似的人物，李季兰就属于这一类的女冠。
李季兰原名李绐，生于唐玄宗开元初年，江南乌程人。乌程就是现在的浙江吴兴，此地山明水秀，地灵人杰。小李绐禀受此地灵秀之气，生得妩媚可人，眉目如画。除长相靓丽外，李绐自幼聪明伶俐过人，六岁那年，她写下一首咏蔷薇的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她父亲见诗大惊，一方面十分惊叹女儿的文才，另一方面又觉得，她小小年纪，居然春心萌动，性情不宁，再往以后保不定出什么乱子；于是向她母亲说：”此女富于文采，然必为失行妇人！“正因家人有这样的顾虑，所以在李绐十一岁时，便被送入剡中玉真观中作女道士，改名李季兰。家人想藉助青灯黄冠的清修，来消除她生命中的孽障。
虽然当时许多地处繁华地区的道宫中常有绯色新闻发生，但李季兰所处的玉真观因地处偏僻，还算是较为清静的地方。在这里，李季兰不知不觉长到了十六岁，这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出落得婷婷玉立，雪肌脂肤，好似一朵盛开的白莲。她在道观中读经之外，就是作诗、习字、弹琴。观主见她悟性甚高，对她悉心栽培，使她在翰墨及音律上造诣极深；但是道经的熏陶并没能制约住她浪漫多情的心性，身在清静道观的她，却一心向往着外面繁花似锦的世界。
剡中就是今日的浙江嵊县一带，水木清华，物产丰饶，气候宜人。自东晋以来，这里就文风鼎盛，骚人名士辈出。玉真观虽地处偏远，但因景色幽谧，因而也不时地有一些文人雅士来观游览。文人中不免有风流多情之辈，见到观中风姿绰约又眉目含情的小女冠李季兰，总偶尔有大胆之士暗中挑逗。李季兰并不嗔怒，反而流露出“回眸虽欲语，阿母在旁边”的神情，令挑逗者更加心荡神怡。暗怀春情的李季兰，在观主和观规的约束下，虽不敢有什么过份的行径，但她的一颗心，早已浸润在爱情的渴慕中。从她的一首七律“感头”中，便大略可窥视她的一点心思：朝云暮雨两相随，去雁来人有归期；
玉枕只知常下泪，银灯空照不眠时。
仰看明月翻含情，俯盼流波欲寄词；
却忆初闻凤楼曲，教人寂寞复相思。
寂寞的道观，锁住了少女的芬芳年华。李季兰艳丽非凡，热情如火，却被种种清规戒律压抑着，春情只能在心底里激荡、煎熬，春花渐凋，时光如流，芳心寂寞，空自嗟叹。长昼无聊，李季兰携琴登楼，一曲又一曲地弹奏，宣染着心中的激情；月满西楼时，独对孤灯，编织一首“相思怨”倾诉心声：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
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
携琴上高楼，楼虚月华满；
弹着相思曲，弦肠一时断。
没有人欣赏李季兰的才情与美貌，缩在玉真观中任芳华虚度，李季兰实在太不甘心。在一个春日的午后，乘着观主和其他道友午睡，李季兰偷偷溜到观前不远的剡溪中荡舟漫游。在溪边她遇到了一位青年，他布衣芒鞋，却神清气朗，不象一般的乡野村夫。青年人要求登船，李季兰十分大方地让他上来了，交谈中方知，他是隐居在此的名士朱放。两人一见如故，言谈非常投缘，一同谈诗论文，临流高歌，登山揽胜，度过了一个愉快心醉的下午。临别时，朱放写下一首诗赠与李季兰：古岸新花开一枝，岸傍花下有分离；莫将罗袖拂花落，便是行人肠断时。
诗中包含着眷恋与期求，引动了李季兰丝丝柔情，于是两人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才恋恋不舍地分手。从此以后，两人不时在剡溪边约会，相伴游山玩水，饮酒赋诗；有时朱放以游客的身份前往玉真观，暗中探望李季兰，在李季兰云房中品茗清谈，抚琴相诉，度过了好长一段优游美好的岁月。后来，朱放奉召前往江西为官，两人不得不挥泪告别；各处一地，两人常有书信来往，托鱼雁倾诉相思之情。李季兰寄给朱放的一首诗写道：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别后相思人似月，云间水上到层城。
她象一个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