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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素去了。
管户籍的民警分明是早已串通好了，慧素一去，管户口的女民警便说：“不能延期。要延，重新开介绍信来！”
“让我们……在北京过了春节，再回去，不行么？”慧素央求着：“现在……东北很冷，我们的年纪……都大了。”
“不行！”女民警无比威严地说：“都像你们这样，北京城受得了吗？上级指示，春节期间，严格限制外来人口。知道了吗，平时还可以延期几天，春节期间，一律不行。发现没户口的，一律遣送回去。”
“有病，也不行么？”
“都吃五谷杂粮，谁没病？”女民警真是铁石心肠，一点不肯通融。“你们可以先回去。过了春节，重新开一张介绍信，再回来。”
慧素知道再说下去也没用，只得离开了派出所。
人生的路，真是太多艰难了。
回到家，伯驹问：“怎么样？”
“不行。”
张伯驹气得鼓鼓的。“不行就不行，他们能把我抬到东北去，我不信！”他倔了起来。
正说话间，副主任和管片的民警来了。
这回是先礼后兵。
“临时户口办好了吧？”民警笑着问。
“没有。”张伯驹冷冷地答道：“去了，你们的人不给办。”
“噢。”民警点点头，为难地搓着手说：“这是制度，谁也没办法。”
“没办法就没办法。这就是办法！”
“怎么？”
“等他们来抬我走吧，我等着！”张伯驹额上青筋一跳一跳的。快八十岁的人了，到头来竟连家也不许住，他转不过这个弯来。
民警的脸色变了，软中带硬地说：“你打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比试比试谁更硬吗？我有言在先，上级规定，拒不执行的，公安机关有权交遣送站负责遣送回去。你不是不信么，好吧，那就试试看。”说完，民警带着副主任气哼哼地走了。
这一次，看来是要动真的了！
慧素坐到桌前，抚弄着那对围棋盒，真想放声痛哭一场。这些人，真是逼人太甚了。
若在过去，他们还可以找找陈毅，如今，陈毅也故去了，还能求谁呢？
春节临近，天更冷了。
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欢庆新春，斗私批修”这样的标语了。同热闹的外面相比，这里全然成了一个孤独的角落，没人理，没人问。邻居几家，孩子们穿上了新衣，又笑又跳。街门中，人进人出。串门的，送礼的，整天不断。而张伯驹的家中，却像坟墓一般死寂。
年关近了，慧素的心事也更重了。听说，有的地方已经在开始往外地赶人了。
除夕的前一天，街道送来了一份正式的通知，要求所有没有正式户口或临时户口的外来人员在春节前离开北京。张伯驹把通知看了一半，便扯了个稀烂，丢到了门外边。
这一回，他准备干到底了。反正已经活了这么大，死了也够了。他决心已定：宁可受罪，再不受辱。
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半辈子。当年，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他曾奔走呼号，将生死置于度外。如今，北京却容不得他。再有两天就要过年了，他这么大岁数了，还能过几个年呢？可是，这里的人却要像倒垃圾一样把他倒出去，连个年也不让他过。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他不理解。
他也无法理解。
天黑时分，落雪了。
有雪的晚上，总是分外地安静。
他写好了“绝命书”，坐到了椅子里，回想着往事。
可惜，傅湘故去了，王樾年纪太大，也不能来。他希望能有个人谈一谈，可是，却没这样的人了。人一老，最怕的并不是死，而是孤独，一种被抛弃般的孤独。
远远的地方，传来了放鞭炮的声音。虽然只是疏落的两三声，却勾起了他深深的回忆。
他问自己：这辈子，究竟哪一步走错了？
若是让他重新选择，他会选择一条怎样的路呢？
院子里，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细一听，听得见门外还有汽车的发动机声。
“他们真来了！”张伯驹暗暗地说。脸上，现出了一副刚毅的笑来。
慧素已经穿戴停当，东西也收拾好了。
“张伯驹同志是在这里住么？”有人敲着玻璃窗问。
“在！”是一字瓮声瓮气的回答。
门开了，三四个穿制服的干部顶着一身雪花走了进来，带进了一阵寒气。
张伯驹已经拉开了决战的姿势。从那个民警走后，他就在等着这一刻了。相比之下，面对更胜过等待。既然早晚都会发生的事情，早一点发生更好。因为，等待也是一种消耗，一种付出。
面对来人，张伯驹送上了一声悠长的冷笑。使得进来的几个人弄得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回事。
慧素却看出了有什么不对，迎了过来，问道：“你们是……”
“我们是中央文史馆的。”为首的一位中年人一边说，一边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叠纸来，笑着说：“如今办点事，可真麻烦。春节期间，火车上的人又多，紧赶慢赶，今天才算把全部手续办妥。本来，我们打算明天来，可又怕你们着急，所以，晚上就赶着来了。打扰了你们，很对不起。”
慧素接过了那一堆纸，刚要看，却听张伯驹一声狂喝：“慧素，请他们出去，都出去，这是我的家！”
“伯驹！”慧素叫住了他，把那叠文件递到了张伯驹手上。
张伯驹方才只在生气，竟没听来人说些什么。
他低头看那些东西，只一眼，便怔住了：
聘任书
兹聘请张伯驹先生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中央文史馆
1972年2月
再下面，是两张已经办理好了的户口登记卡，以及一叠中央文史馆的情况介绍材料。
“你们……”张伯驹艰难地扬起了头：“会怪我有点……老糊涂了么？我以为……是派出所那些人来了呢……”
正说话间，院里又响起了沉重而杂沓的脚步声。一个声音指引着说：“对，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两个，都没走。”
门口，出现了一伙气势汹汹的人，有警察，也有穿便服的。
一个人走上前来，冲着文史馆的几个人毫无礼貌地打量了一番，鼻腔一哼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中央文史馆的。”
“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么？”
文史馆的中年人皱了皱眉，说道：“他们是好人。”
“你这么肯定？”
“当然。”
“好吧，那就一块儿走一趟！”说着，他从裤袋里掏出了两副锃亮的手铐来。
那位中年人这时才明白方才张伯驹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看来，今天晚上，他们来得太及时了，否则，两位老人又要吃好多苦呢。
他转过身，对一个小个子的中年人笑了笑，说道：“陈处长，你来解释一下吧。”
陈处长穿着风衣，双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方才一直没说话。这时，他走到了那个民警面前，口吻强硬地说：“谁批准你们这么胡来的？”
“胡来？”那个民警叫了起来：“你是干什么的，把工作证拿出来！”
陈处长掏出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证，递了过去，同时，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为张伯驹先生落实政策，这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示的，要不要跟我们去中办核实一下？”
那个民警一见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证，先自软了，又听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示为张伯驹落实政策，知道这下惹祸了，忙双手递回工作证，连连说道：“误会了，误会了，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你们出去吧！”陈处长摆了摆手。后来的一帮人闻声，忙不迭地一齐走了。
“这……是真的？”张伯驹望着陈处长，泪珠在眼睛里打转了。
“是的，是真的，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示的。过了年，您就可以到中央文史馆去上班了。”说着，他又转身看了看慧素道：“我们考虑，张老岁数大了，您暂时就不要出去工作了，照顾好张老，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方才那位中年人也走了过来，说道：“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们不要客气，组织上会想办法解决的。”
“没……没有。”慧素鼻翼翕动，感激的泪水早已忍不住，奔涌了出来。
生活中的新一页，随着春天的到来，一同开始了。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与小妹
陈毅与小妹
汤雄
陈毅元帅共有兄弟姐妹5人，他排行老二。他的胞妹陈重坤，是在他一手培养下，一步一步地走上革命道路的。陈重坤现在寓居苏州市。这里叙述的是陈毅与他小妹一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就叫陈重坤吧”
1992年初秋。阔别故乡三年多。21岁的陈毅怀着怅惘的心情回到了成都。
1929年春，陈毅和大哥陈孟熙在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双双以官费留学的名义于6月1日离开成都，踏上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征程。然而，在法国资本主义这个“罪恶的渊蔽”中，陈毅个人的美好愿望梦幻般地破灭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文明失望了。由于他义无返顾地领导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们为“争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著名的二·二八运动，他与留法勤工俭学的104名学生一起被“里昂官厅”的武装警察拘捕，并被“遣送”回国。
成都上河心，那里有陈毅的家。
1910年（宣统二年）春夏间，为了谋生，为了给陈孟熙、陈毅、陈季让、陈秋月4个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陈毅的祖父陈荣盛经与陈昌仁（陈毅的大伯）和陈昌礼（陈毅的父亲）商议，将故乡乐至县复兴村张安井村的40亩田产卖掉后，又从成都上河心的那个名叫“林四顽子”的地主那里租用了200来亩地和几间房子，然后举家迁到了成都居住。
就在陈毅留法的这两年中，陈家已败落不堪：陈毅的二伯冻饿而死，家产变卖罄尽。全家在成都无法立足谋生，先后回了老家张安井村，租种人家10来亩地为生。
当陈毅一路打听问讯来到陈家祠堂门外时，他的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凄凉悲哀感，一阵辛酸涌上心头，他的两眸潮湿了。如果这时的陈毅是出洋留学衣锦荣归还罢了，他偏偏又是被“押解归国”，而且连个职业也没有，这岂不更叫乡人看不起吗？！忽然，一声清脆的婴儿的啼哭声从祠堂里传了出来。“孩子？我家哪来的孩子？”他情不自禁地跨进了门内。
昏暗的祠堂内，两鬓微霜的妈妈怀抱着一个襁褓神情憔悴地坐在小竹椅上。
“秋江（陈毅的小名），是秋江呀，我的儿呀——”妈妈喜出望外地站起身，扑向她常在梦中相见的二儿子。
“妈妈，这是……”陈毅顾不得向妈妈嘘寒问暖，忙伸出双手，接过了妈妈怀中的襁褓。
“她是你的么妹了。”妈妈苦笑道。
“么妹？我又有了一个么妹了。”陈毅把襁褓紧紧抱在了怀中。
襁褓里的么妹哭闹了一阵，现在已经睡着了，长长的睫毛上，还带着晶亮晶亮的泪珠呢。圆圆的小脸蛋，圆圆的小鼻子，还有一张与哥哥长得一样的宽宽正正的大嘴巴，一副淘气样。陈毅越看越喜爱，情不自禁俯下身，在妹妹光滑白嫩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
做二哥的忽然想起了什么：“妈，么妹子起个什么名字？”“唉，哪来这心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