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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近一个月，转战近二千里。
崇山峻岭，日晒雨淋。不免有人背后嘀咕：“这是唱的什么戏？今天东、明天西？”
“逃跑主义！敌人咬着屁股不打，向哪跑？”
“又是‘老军长’领头耍灯龙！”
……
牢骚归牢骚。但命令一下，再高的山，再陡的崖，再大的雨，指战员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行动。大部分士兵和基层干部，看到“老军长”一路上精神抖擞，谈笑风生，都猜测着：一定会有好仗打！所以，指战员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情绪。
敌人被徐海东搞得团团转，一路穷追不舍。敌人被拖得相当疲惫，锐气大减。真是“肥的拖瘦了，瘦的拖死了”。因逃亡和疾病，敌第四十四师多数连队减员三分之一。各路敌人都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距离最近的敌警备第一旅，也有四天路程。
1935年6月29日。陕南袁家沟口。
袁家沟口及其以西的桃园岭一带，是一条长约五公里的深沟，深沟且笔直，没有可利用的地形；沟的两侧山高林密，便于部队隐蔽，利于伏击。
红二十五军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正开得热热闹闹，群情激昂。
吴焕先激动地说：“我们找到个好伏击地点。袁家沟口便于我们伏击，这里又是较早开辟的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
“我们不走啦！在这守株待兔，哪一股敌人先上来，就坚决消灭安哪一股！”徐海东满有把握地说。
程子华说：“战士经过几天的休整，求战心情更为急切。我们以逸待劳，现在到时候啦！”
这时，手枪团的通信员回来报告说：“敌唐嗣桐警备第一旅，已追至小河口！”
“好！来得好！手正痒痒哪！”徐海东激动地说，“唐嗣桐自吹常胜将军，没吃过败仗，这次，我叫他有来无回！”
“哟！谭嗣同可是个大好人那！他掀起戊戌变法，揭开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我们正口干舌燥，这回可有块糖（唐）吃！”
“唐嗣桐一向目中无人，听说还顶撞过杨虎城呢！”
“听说他是黄埔毕业生……”
“黄埔怎么啦！我青山大学毕业，这次还要和他黄埔生比试比试！”徐海东大声说，“第二二五团进入袁家沟口，并继续向西北的红岩寺转移，以诱敌追入袁家沟口。当确知敌人已进入袁家沟口后，立即回返，两个营占领袁家沟口西南的东沟、李家沟南侧高地，另一个营占领桃园岭及其以东地区；第二二三团占领袁家沟口北面一线高地；第三、四路游击师在袁家沟口以南高地控制沟口，断敌退路，并担任警戒。”
7月2日拂晓。晨雾弥漫。
徐海东的望远镜也失去了往日千里眼的效能。他两眼使劲地盯着，已近半个小时了，两眼发木，眼眶发酸。他刚发脾气，大骂敌人，太阳都快出来了，还在村子口睡觉。突然情况出现了：敌人在袁家沟口村西头集合，尖兵已经向西出发。
徐海东一声令下，冲锋号一响，红军各种火器突然向密集之敌猛烈射击。第二二三团首先从北面发起冲击，猛扑敌人。
唐嗣桐警备第一旅，虽被二十五军拖得锐气大减，士无斗志，但是，仍然有恃无恐，求功心切，忘乎所以。唐嗣桐更以他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科班出身，打过几次胜仗，恃才放旷，骄横无度。敌人遭到突然打击，惊慌失措，敌成一团，慌忙向西逃跑，又遇到第二二五团居高临下迎头痛击。
这时，群山号响，满谷杀声。红军各连队勇猛杀向敌群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一番激战，敌大部被歼。
敌旅长唐嗣桐率残部向南突围，遭第二二五团一部和第三、第四路游击师阻击后，占据一个小寨子顽抗，经红军猛烈攻击，到午后全部被歼。
在战斗期间，杨虎城一再电令已经进到山阳县城以西洞峪口，离战场不到二十公里的东北军第一一○师前往增援，但该师始终未敢前进一步。
徐海东常对部下说：“打了胜仗还不算本领高，能抓住敌人的高级指挥官，才算是英雄好汉。捉到一百个大兵，不如捉一个师（旅）长。”几乎成了习惯，战斗一结束，他就带着手枪排亲自从俘虏中找大官。满脸胡子的唐嗣桐，上身换了一件灰布军衣，下身只穿了一条黄布短裤，还不如普通的士兵，活像一个老伙夫，被押到了徐海东面前。
“唐旅长，这些一在你辛苦了！”徐海东没笑，却很客气地说了一声。
“红军辛苦，红军辛……”唐嗣桐不知如何回答，更不知面前这位就是徐海东。再问他一些军情时，他就装模作样，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徐海东火了。狠狠地训了几句之后，说：“不老实，不服气，没有你的好果吃！带下去！”
唐嗣桐有些慌了，连声说：“请送我去见你们的徐将军！”
聋了一只耳朵的徐海东，没听清，扭回脸又问：“你要见谁？”
“见……见……见徐海东将军。”
徐海东亲自讯问过不少的俘虏，还是头一次跌到称他为将军。他苦笑了一声说：“你见不到他了，早给你们消灭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国民党的传单，向唐嗣桐摇了几下说，“你们这张纸上印着，红军的头子都死了，红军早已是一群没头领的乌合之众了……”
唐嗣桐低着头……他还能说什么呢？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一次次欺骗他们，把红军转移都说成是“流窜”，红军的著名将领，不知“死”过多少次了。
以“万户蜂”起事的袁家沟口，老百姓更是兴高采烈，拍手叫好：“唐嗣桐也犯了地名啦！一个旅的糖（唐）块，全都叫蜂吃光了！”历史就是这样巧合而富有情趣。
两年前，这里的“万户蜂”也分吃过“糖（唐）”。
袁家沟口这个山大沟深的乡镇，交通比较闭塞。三十年代初期，据说这里就兴起过一支自发的农民武装，以锄头棍棒为武器，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号称“万户蜂”！县府衙门敢来此地催粮，逼捐，收税，就要当心这万户之众的愤怒的蜂，蜇他个鼻青眼肿，这个“马蜂窝”是捅不得的！1933年，山阳县民团头子唐靖，曾带队包抄过“万户蜂”，结果被农民群众打了个埋伏，打得敌人屁滚尿流，慌忙逃回县城。这一仗，听说还缴了几条长枪。当地老百姓都拍手称快，“唐靖犯了地名了，糖（唐）叫蜂给吃了！”
“万户峰”是以庙沟村的阮英臣等人，领头聚众起事。他们随后又以“抗粮抗款”为宗旨，组成一支“大刀会”，推举阮英臣为其首领。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初到达袁家沟口以后，徐海东、吴焕先等亲自跟阮英臣等人作过交谈，支持他们的正义行为，动员他们以“五抗”为斗争口号，发动当地的农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阮英臣等人深受感动，表示接受红军的委任和领导。红军将这支自发的“万户蜂”农民武装改编为第四路游击师战斗营，并授予他们一面鲜红的战旗！委任阮英臣为四路游击师师长兼战斗营营长，委派红军指导员夏云亭同志为战斗营政委，装备了武器，就这样威风凛凛地武装起来了。
不久，袁家沟口也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地址就在“丰源”商号里面。门前贴着这样一幅对联：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
附近老百姓还送来一块油漆匾额，刻着“工农当权”四个大字，高高悬挂在屋内。
这次袁家沟口战斗，第四路游击师有三百多人的兵力参加了战斗。随后，正式编入红二十五军建制。这支在战斗中诞生和成长的武装力量，三百多名“万户蜂”的子弟，在红二十五军这支英雄的部队中英勇地战斗，纵横驰骋……
袁家沟口一仗，全歼敌警备第一旅，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三百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一千四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四十余挺，长短枪一千六百余支，其他军用物资亦缴获甚多。红军只伤亡百余人。这一出色的歼灭战，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以来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喧次围攻。
袁家沟口战役，在徐海东不成文的“兵书”中，在红二十五军战史中，又重重落下一笔：“先疲后打！”
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07页。）
袁家沟口歼灭战所取得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上面毛泽东所阐述的作战原则。
令接驾再长征 星陨四坡村“六月十三，红军出山。”
这是当年在终南山下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谣。乙亥年六月十三，正是公元1935年7月13日，恰是陕西蓝田的焦岱、长安的引驾回两镇的逢集之日。
来自四乡的农夫山民，挑担提篮、推着“地老鼠”小车，络绎不绝，潮水般涌向集镇。许多穿戴翻新而又风尘仆仆的男女香客，朝拜完南五台庙，也混杂在赶集的人群中，更是拥挤不堪。街面上，人来人往，闹声嚷嚷。
就在这一天，取得袁家沟口战斗胜利的红二十五军，猛虎般地从山里扑了出来，横扫焦岱、引驾回两地民团，威逼省城西安。当地群众无不奔走相告：“红军出了终南山，一天赶了两个县的大集，老百姓都开了眼啦！”
7月13日，古城西安。
刚进入炎热的盛夏，闷热的空气，使人烦燥不安。如同天兵的红军，突然降临，更使驻城国民党官兵和反动势力惊慌惶恐。
城内戒严，人心慌乱。那些闻风丧胆的豪坤们，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往外地。红军的逼近犹如一阵轰轰隆隆的闪电雷鸣，摇撼着西安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公署主任杨虎城被震昏了头，马上命令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停止西进天水，就地驻防。省城内外，顿时笼罩起一团战争的阴云……
西安城东南十五里，引驾回。
从前皇帝出巡回来，京都文武百官都到这个地方等候迎驾，故名“引驾回”，又名“接驾回”。
徐海东带领军部手枪排首先占领了镇中敌人的一个区公所，活捉区长。
徐海东在一张桌子前坐下：“你打个电话给西安，就说红军到了引驾回，要他们出来接驾！”他指着墙上挂着的电话对区长说。
“不敢！不敢！”区长连连躬身向徐海东行礼。
警卫员理解徐海东的用意，严厉地命令道：“快打！”说着，手中举起了徐海东的马鞭。
“不敢！不敢！”区长腰弓得更低了。
徐海东眼一瞪，手一挥，拍着桌子，吼道：“快打！给于学忠打电话！”徐海东想利用敌人的区长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