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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等级穷富差异是一种等级，但共产党人也大众从来不是平均主义、平等主义者，革命队伍中也有上下之别。1926年4月，徐与吝积堂、李树珍到广东去。
一路上，我替他们俩挑着行李，步行了一个多月。（P14）
三人行，吝、李也不是老弱病残，为什么是徐海东充当“沙和尚”的角色？吝、李二人是否有过分担的意思，徐文没有交代。但即使没有也没啥奇怪的：他们是他入党的介绍人，是他的领导。新入党的徐海东立即就进入一个等级体制之中。
1933年2月下旬，徐升任红25军副军长，成为鄂豫皖苏区最高军事领导人之一。
我做副军长兼师长期间，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别的权利没有。……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经过思想斗争，我又想，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不计较这些吧。（P27）
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些打击、排挤他的人──他们肯定地位比徐高、受党的教育比徐多，为什么不能“为了革命事业”支持徐的工作（实际上是党的工作）呢？看来等级之分是可以超越政治理念的，只要有人群，什么革命也不能彻底根绝等级。革命不能消除等级，因为这是人类行为必须的组织体制之一。长征中朱德等“采取了坚持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这件事曾引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战士，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挑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朱德认为不顾战士们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们的作法是有成绩的。”（6）到了延安之后，中共能迅速从弱小中崛起，原因之一，是长征中保存了一批干部。
所以问题不在于革命队伍也仍然有严格的上下之分，而在于如何弥合革命宣传的平等理想与事实上的差序等级。1942年，王实味等人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提出批评，毛泽东的说法是：“你们大多数晚上都点油灯，只有陈伯达、艾思奇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晚上才点蜡烛。我晚上在窑洞办公要点两只蜡烛，如果你们来个平均主义，只许我点一只蜡烛，也不合理。”（7）为什么“不合理”，没有讲，不外是毛身负重任之类的吧。但由于中国革命以“平等”为理想、以推翻剥削制度为动员，严格地推论起来，当多数人只能点油灯，毛泽东却要点两只蜡烛时，坚持革命原教旨的人，如王实味对等级制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
说到最后，完全的“官兵平等”是不可能的，但在上者有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对待在下者却完全可以做到，但即使这一点，也常常做不到。1951年，莫文骅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首先去拜见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我来到他的会客室，他尚没有下楼，公务员给他送来一盆新鲜的樱桃放在桌上。等了一会儿，高岗下来了，我给他敬礼，向他报道，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跟我握了一下手，便坐下来吃他的樱桃，一粒接着一粒，吃个不停，哼也不哼一声，好象屋里没有其他人一样。他吃够了樱桃，用手帕抹了一下嘴巴，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来了！”（8）既然司令员比政治部主任高一级，莫文骅就得忍受如此冷漠的态度，你还有什么不服气？
以改造社会自期的中国革命许诺了最美好的理想，但它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而且还制造了更严格的等级体制。这种体制表现在住房、座位、讲话顺序、交通工具等日常生活中。“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经常出巡，各省市纷纷赶建行宫，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天津也有个“迎宾馆”：“园中的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我们后来参观，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9）
用革命队伍中严格的等级观念和制度来批评革命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但很多受着不平等之苦的人是奔着平等这个理想参加革命的，而革命所建立的仍然是差序格局，革命者并没享受到平等，只不过一部分人处于这一格局的上层，成为不平等的受益者、拥护者；而多数人仍处下层，如果他们认真地以为革命就是求平等，党早就准备了一顶“绝对平均主义”的帽子，就会通过“整风”来改造他们。这就是王实味们的命运。
03 刘士奇1932年8月初，徐的部队被打散后转移到英山，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去与东路游击司令部联系，此时游击司令刘士奇正在吃饭：“桌上摆着好菜，徐海东一进门，瞅着这情景，一团火就从心里向外冒。外边摆着伤兵、逃难的人……他们又哭又闹，这位司令却独个在这里吃饭，真是不管百姓死活呀。”（10）面对众多群众在身边受难，刘照样吃得很坦然。穷不能穷领导、饿不能饿司令，从革命时代就开始了。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军团“通知各团的供应处长，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补养身体。”（11）
如果因此认为刘士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人那就错了。事实上，刘是30年代初江西苏区毛泽东极为信用的重要人物，先后任红六军政委、赣西南特委书记等要职。当时江西省巡视员江汉波曾批评过刘“脾气太大，喜欢骂人”，就为毛记在心头。1930年初的“二七会议”上，毛指责江汉波“煽动同志反对正确政治路线的领袖”（12）会后，刘率先响应“二七会议”在赣西南“肃AB团”的号召，大开杀戒。
由于刘批评过“立三路线”，也由于赣西南党与毛的分歧，1930年8月在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会上被撤职，毛泽东由此认定“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13）不久便以“肃AB团”为名大规模捕杀赣西南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李韶九抓人时首先问：“你参加二全会了吗？”如果参加了，那就绝对是“AB团”。刘士奇后来在1933年鄂豫皖苏区的肃反中被错杀，他对革命队伍中的“肃反”应当没有什么怨言：反正总要杀人，不是你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你。
04 沈泽民张国焘是鄂豫皖和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手下有两员大将：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陈、沈都是王明的“二十八个半”之一，比较起来，张与陈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在四方面军主力是否撤出鄂豫皖向外发展的问题上，沈泽民与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主力撤出后，沈留下继续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沈领导的省委仍然执行了一套左的冒险政策，这就夺取七里坪等中心城镇。结果仅饿死、病死的就达三千多人，徐海东因此发了几句牢骚，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沈立即用烟斗指着徐的脸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于是我立即被推出会场。（P25）
这就是沈的霸道和权威，但他不是“坏人”。此前与沈一道工作的徐向前的印象是：“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也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积极热情。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强得多。”（14）“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狠。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15）
沈泽民确是个“好人”。徐被赶出会场后，知道自己随时可能面临厄运，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恰好此时敌人来犯，“我想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P26）当他只穿一条裤衩上阵、得胜回营之后，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徐宝珊又证明说，他从1928年就知道我，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的生命有了保证。（P27）
徐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沈泽民样说，似乎不太符合党的原则。
第一，徐有没有问题，不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而应当由徐的行为来证明。第二，在沈对徐作了判断之后，假如有人说徐有什么问题，也不一定就是反革命。即使在保护自己的同志时，沈也扮演着一言堂的角色。
当然，不能过分地指责这样一个为革命牺牲的领导人，即使像徐海东这样的高级将领，他们的命运也从来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在江西苏区，领导“宁都暴动”的红5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领导百色起义的红7军军长李明瑞都是在没有任何通敌证据的情况下被冤杀。与他们比较，徐确实要感谢沈泽民。
05 戴季英徐海东1965年写生平自述时，就谨慎地披露了红25军的肃反问题，这在当时的回忆录中是很少见的。尽管毛泽东在理论上经常批评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究竟怎样斗争、如何打击，革命文献一般是不具体介绍的。
肃反积极分子各个根据地都有。张国焘带四方面军主力出走之后，74师的肃反由政委戴季英主持。有一次他把二二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
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我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P22─23）
从江西苏区到“文革”，历次肃反的共性是大搞逼供信，戴委英连“供”都不要就可以杀人。220团是红25军的主力，戴季英杀起来并不手软。他本是个官迷，红25军长征途中，他是军参谋长，多次想当军政委。因为徐海东的反对，他没有得逞，就再次拿红军生命开玩笑：“9月4凌晨，参谋长不服从命令，贻误了部队时间，后卫225团遭到敌骑兵的袭击，一下损失二百多人。”（16）既然没有军事才能，那就以杀人来邀功。这在红军中是行得通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后时，他成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局长，全面主持陕北肃反，刘志丹就差点被他杀掉。
杀了这么多军事人才，战斗力肯定要受到影响。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始终是一个迷。也许有三种动机，第一种出于极左的政治理念，陈昌浩、沈泽民即是；第二种基于权力之争，张国焘、夏曦即是；第三种是无知的盲从。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福建长汀。他到闽粤赣边区省委机关去，长汀县委妇女部部长李坚贞正好闯进去向省委汇报。周恩来和气地问她：“这个女同志干什么去啦？”李坚贞说：“抓反革命！”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