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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掩盖本事简直是神工鬼斧，非同一般。掩盖这样一个复杂的行动有可能吗？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他和他的同事们将要干上几个星期，去查实有没有掩盖情事，去搞清在兰利和事件现场都有些什么传说，与此同时，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机构也都要采取同一行动。如果中央情报局打入北方舰队的最高司令部，他会发现的。对此，他信心十足。他恨不得希望中央情报局已经这样做了。军事情报总局要对这场灾难负责；几年前，军事情报总局从克格勃威信下降中捞到了好处，而现在它可要丢面子了。如果他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政治局正在用克格勃去压军事情报总局和军方，使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能对这桩事件进行自己的独立调查。不管调查中发现了什么，克格勃都会先声夺人，把军队压下去。克格勃用这种或那种办法总会发现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如果发现的结果对其对手造成损害，那就更好……
苏联大使走出去以后，门就关上了，佩尔特博士打开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扇旁门，穆尔法官走了进来。
“总统先生，我得象这样躲在密室里干事已经有一阵子了吧。”
“你真指望这能有效果吗？”佩尔特问。
“是的，我现在就这样指望。”穆尔舒坦地坐在皮椅子上。
“这是否有点悬，法官？”佩尔特问道，“我是说，进行一次这样复杂的行动？”
“妙就妙在这儿，博士，事情并不需要我们去干。苏联人将会替我们干。噢，当然罗，我们要有不少人在东欧到处提出许多问题探听消息，巴兹尔爵士的人也会这样做的。法国人和以色列人已经在这样做了，因为我们已经问过他们是否知道那艘迷航的导弹潜艇发生了什么事情。克格勃也会很快就发现和怀疑为什么四个主要西方情报机构都在了解同一个问题——他们心想，如果这是我们的行动，这些情报机构就会保持缄默态度的。
“你得了解苏联人面临的困境，他们必须在两种同样不高明的方案中作出选择。一方面，他们可以认为，他们最受信任的一名专业军官犯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叛国罪。你已经看过我们有关拉米乌斯艇长的档案。他是共产党的宠儿，一个真正的新型苏维埃人。此外，这种叛逃阴谋必然还有若干同样受信任的军官参与。苏联人有种固定的想法，总认为这种人怎么也不会离开‘工人的天堂’的。但是他们又拼命设法阻止人们离开他们的国家，我承认这似乎是矛盾的，可那是事实。失去一名芭蕾舞演员或一名克格勃间谍是一回事，但失去一名政治局委员的儿子，一名服役近30年而又无可挑剔的军官，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再说，一个艇长有许多特权，你可以把这种叛逃比作一个自我奋斗而发迹的百万富翁离开纽约跑到莫斯科去居住。他们怎么也不能相信。
“另一方面，他们可以相信我们通过亨德森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并不高明，但却有大量旁证使之成立，尤其是我们曾努力诱使他们水兵叛逃的事实。你已目睹了他们对此是多么恼火。他们认为，这是对文明行为准则的粗暴践踏。后来我们发现这是艘导弹潜艇，总统作了有力的反应。这也是对亨德森情报的有利证据。”
“那么他们会倾向哪一方呢？”总统问。
“先生，这个问题是个心理学问题，而苏联的心理学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难懂。要么是十个人集体背叛，要么是外界策划的密谋，在这两者之间要作出选择，我的看法是，他们会选择后者。要他们相信这真是一场叛逃行动，那简直就是迫使他们重新反省一下自己的信念。谁愿意干那种事？”穆尔得意地作了个手势。“选择后者意味着他们的安全受到了外来者的破坏，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受害者，比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统治思想存有内在矛盾要好听一些。此外，我们还知道克格勃将主持这次调查。”
“这是为什么？”佩尔特问道。他被法官的计划吸引住了。
“叛逃也好，海军军事行动的安全受到渗透也好，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军事情报总局都要负责。海军和陆军的安全是他们的管辖范围。由于克格勃在我们的朋友安德罗波夫离开人世以后所受到的损害，情况就更是如此。苏联人不能有一个自己调查自己的组织——更不能在情报界内这样做！所以，克格勃伺机要整一下它的冤家对头。从克格勃的角度来看，外部的煽动是远为吸引人的选择：这有利于克格勃展开一场更大的行动。如果他们证实了亨德森所说的一切并使每个人相信那是真的——当然他们是会那样做的——那么由于是他们揭露了事实，这岂不会使他们神气得多！”
“他们会去证实那些情报吗？”
“当然会的！干情报这个行当，如果你执意要找到什么东西，你就能找得到，不管这个东西真有假有。主啊，拉米乌斯这家伙永远不会知道我们该多感激他。这样的良机，真是千载难逢，千万不能丧失。”
“但是克格勃以后的腰杆将变得更硬了，”佩尔特说。“那是一件好事吗？”
穆尔耸了一下肩。“迟早总要发生的。把安德罗波夫搞下台——说不定还是被杀害的——使军队得到太多威信，这正象50年代搞掉贝利亚的情况一样。苏联人象我们一样，依靠对军队进行政治控制，而且比我们更厉害。由于克格勃把他们的最高指挥权夺走了，他们就干了那件肮脏事。这样的事总是要发生的，这样倒也不错，我们能从中获得好处。现在只有几件事还需要我们去做。”
“比如说？”总统问。
“我们的朋友亨德森在一个月左右以后要放出消息说我们有一艘潜艇从冰岛驶出一直跟踪着‘红十月’号。”
“那是为什么呢？”佩尔特不同意。“那样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是在撒谎，就那艘导弹潜艇而引起的风风雨雨是场骗局。”
“不完全是这样，博士，”穆尔说。“把导弹潜艇开到离我国海岸这样近的地方，这总是破坏协议的行动；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无法知道那艘潜艇为什么会去那里——只有我们审问了留在这儿的水兵才会知道，当然这些水兵可能不会告诉我们什么有用的情况。苏联人会料到我们在这件事上没有完全对他们说真话。我们跟踪了他们的潜艇，并准备随时摧毁她，这个事实正好给了他们想要寻找的说我们搞两面三刀的证据。我们也会说，‘达拉斯’号用声纳系统监测到了反应堆事故，这就可以解释我们的救难舰为什么就在附近。他们知道，嗯，他们肯定怀疑我们隐藏了什么东西。这将使他们对我们究竟隐藏了什么产生错觉。俄国人对这种情况有一种说法，他们管它叫作狼肉。他们将发动一项广泛的行动来刺探我们的动静，不管是什么动静。可是他们将一无所获。中央情报局中唯一知道事实真相的几个人是格里尔，里特和我本人。我们的行动人员接到命令去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能够泄露出去的也不过就是这些。”
“亨德森怎么办？我们有多少人知道那艘潜艇的事？”总统问。
“如果亨德森向他们吐露了什么，那他就是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克格勃对双料间谍是要严厉处置的：他们不会相信我们利用他来递送假情报。他明白这一点。同时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严密监视他。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这艘潜艇的事？或许有100人，这个数字还会增加一点。不过记住，他们以为在我们的沿海地区目前有两艘沉没的苏联潜艇。而且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不论什么样的苏联潜艇装备出现在我们的实验空里，全都是从洋底打捞上来的。当然，我们会为此目的而使‘格洛马探险者’号重新开动起来。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就会生疑。为什么要使他们失望呢？他们迟早总会把整个事情搞明白的，不过，到那时残缺的废舰体就将在海底了。”
“这么说，我们不能把此事永远保密了？”佩尔特问。
“永远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对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有个计划。在眼下一段时间内，这个秘密应该是相当保险的，因为只有100人知道。一年以后，至少是一年以后，更可能是二、三年以后，他们才会积累到足够的资料，对发生的事有所察觉。不过到那时，就不会有很多实际证据能够证实了。再说，如果克格勃发现了真相，他们会向上报告吗？如果军事情报总局发现了真相，他们肯定会发现的，那么，在他们情报界内部随之而出现的混乱将对我们有利。”穆尔从皮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烟。“我说过，拉米乌斯在几个层次内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妙就妙在我们不必多费什么周折，俄国人会完成全部跑腿工作，去寻找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
“那些叛逃者又怎么办呢，法官？”总统问。
“他们嘛，总统先生，将会得到照顾。我们知道如何办理这件事。我们对中央情报局的殷勤接待很少有什么意见。我们要花几个月时间向他们盘问情况，同时我们还要为他们在美国生活做好准备。他们将获得新的身份，重新接受教育，必要时还要做整容手术。而且，从此以后他们不必再去工作——但是他们会想要工作的。他们所有的人差不多都会这样的。我想海军会给他们安排的，如付薪水请他们担任潜艇战术部的顾问，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想见见他们，”总统说，一时感情有点冲动。
“那可以安排，先生。但是必须十分慎重。”穆尔告诫说。
“戴维营，那里应当很安全了。还有瑞安，法官，我希望对他能多加关照。”
“明白了，先生。我们已经很快地把他提上来了。他同我们一起，前途不可限量。”
苏联，丘拉坦
“红十月”号之所以被命令在还远不到拂晓的时候就下潜，是因为有颗卫星在800公里的高空沿地球轨道运行。象“灰狗”客车一样大小的“信天翁”8号卫星，11个月前在苏联丘拉坦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发射场上用重载助推器被送上了高空。这颗大型卫星是雷达海洋侦察卫星，是经特别设计用来进行海上监视的。
“信天翁”8号在当地时间11时31分经过帕姆利科湾。卫星上的程序设计是用来跟踪整个可见地平线上的热接受器的，探询任何可见之物，截获符合其探测参数的任何信号。它不断地在轨道上运行，在飞经美国舰队的舰艇上空时，“新泽西”号上的干扰器都向上发出电波搅乱其信号频率。卫星的录制系统准确无误地把干扰电波录制下来。这种干扰会让操作人员获悉有关美国电子作战系统的一些情况。当“信天翁”8号经过北极时，它前面的抛物面天线就紧跟另一颗卫星——“星火”通信卫星上的载波信号。
当这颗侦察卫星找到它的高飞的同伴时，一个激光旁侧联系装置把“信天翁”录音带上的内容传递过去。“星火”立即把它传送到丘拉坦地面站。美国人也把收到的数据通过他们自己的通信卫星传递给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署总部。几乎就在同时，这个数字信号由相距5000英里的两个专家小组予以检验。
“天气晴朗，”一个技师悲叹道，“现在我们才碰上晴朗的天气！”
“那就乘机好好利用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