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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当其中一个人发现了一个目标，他首先通知另两个操作员，然后将敌情报告打入计算机终端，最后在这一层楼面后部的控制室的主控制台上显示出来，高级值勤官有权随时向各有关单位——从水面舰只到反潜飞机——进行联系，调查某一敌情。两次世界大战使英美指挥官们懂得了保持海上交通线畅通无阻的必要性。
尽管这里宁静得象坟墓一样，不仅从不向公众开放，而且也没有军事生活中那些动人的故事，但是，坚守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保卫国家最重要的一分子。如果在一场战争中没有他们，整个民族都要挨饿。
富兰克林靠在转椅背上，叼着一支老掉牙的刺木烟斗沉思着。房间里死一般地寂静。即使周围喧闹嘈杂，他头上那个价值500美元的头戴受话器也能把他同外界有效地隔离开来。
富兰克林当了26年的总技师，他的整个军人生涯都是在驱逐舰和护卫舰上度过的。对他说来，所有的潜艇和潜艇兵，不论他们打什么旗号或穿什么军装，都是他的敌人。
这时，他正扬起一边的眉毛，快秃的脑袋歪在一旁，吸烟的节奏开始乱了，他伸出右手关掉了控制板上的信号处理机，试图在没有计算机噪音干扰的情况下听清楚耳机里传来的声音。但是没有用，海洋背景噪声太大。他重新打开滤波器，再稍微调了一下方位控制器。按照设计，声纳监视系统的传感器可以选择使用个别接受器提供核实方位的数据；他可以通过电子操作先取得一个方位，然后再使用邻近的传感器进行三角测量定位，耳机里的回波很微弱，但是他判断离传感器相去不远。富兰克林查询了他的计算机终端。哦，原来是美国的“达拉斯”号潜艇，总算找到了！他说着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接着耳机里又传来一个杂波，一种低颇率的噪音，仅仅持续了几秒钟就减弱了，但又没有完全消失。为什么他把机器调到接收方位之前没有发现呢？他放下烟斗，对控制台作了一些调整。
“总技师吗？”受话器里传来高级值勤官的声音。
“什么事，指挥官？”
“到控制室来一趟好吗，我想让你听一种声音。”
“就来，先生。”富兰克林轻轻地站起来。昆廷指挥官原来是一艘驱逐舰的舰长，后来得了癌症，经过顽强搏斗才大难不死，现在只能担任有限职务。富兰克林认为他同癌症的斗争并没有全胜，团为化疗治好了癌症，而他的毛发却几乎掉光了，皮肤变得象羊皮纸一样透明。太惨了！他认为昆廷最一个很厚道的人。
控制室比楼面高出几英尺，便于观察所有操作人员的工作情况和对面墙上的战术概貌示意图。控制室与其他部分用玻璃隔开，这样谈话就不会影响其他操作人员的工作。富兰克林看见昆廷站在指挥台前，从那里他可以同任何一个控制台进行联系。
“你好，指挥官，”富兰克林发现他的体重已有增加。是该恢复的时候了。“要我听什么，先生。”
“在巴伦支海声纳网区域。”昆廷把一副耳机递给他。富兰克林听了足足几分钟，但是始终没有坐下。他同许多人一样，本能地怀疑癌症会传染。
“我打赌他们那儿一定忙得不可开支。我听得出有两艘A级，一艘C级和一艘T级潜艇，另外还有几艘水面舰只。这是怎么回事，先生？”
“还有一艘D级潜艇，它刚刚浮出水面，而且把发动机熄了火。”
“为什么浮出水面，舰长？”
“他们刚才用主动声纳穷追不舍，后来又通过水下音响通信向它问话。”
“啊，搜索训练，这艘潜艇失踪了。”
“有可能，”昆廷使劲揉着眼睛，看来他很疲劳。他干得太猛，体力又不支，还不到他正常情况时的一半。“但是，A级潜艇还在发出脉冲信号，可方向却已改向西面了，跟你听到的一样。”
“哦，”富兰克林沉思片刻。“这么说，他们在搜寻另一艘潜艇，会不会是那艘‘台风’级潜艇？据说是前几天刚启航的。”“我也这么想，但是她不应该向西去，演习区域是在科拉海湾的东北方向。那天我们在声纳监视系统上发现过她，后来又消失了。‘布雷默顿’号现在正在那一带搜索。”
“好狡猾的舰长。”富兰克林说。“关掉发动机以后再沿路返回，完全依靠漂移。”
“对了，”昆廷同意他的分析，“技师，你马上到北角声纳屏障监测台去，想办法找到她。艇上的反应堆肯定还在运转，总会发出一点声音的。负责那个海域的几个操作人员年轻了一些。我带一个来，让他暂时到你的操作台去。”
“是，舰长。”富兰克林点点头。在这些人中，那几个操作人员比较缺乏经验，过去一直在军舰上服役，干声纳监袒系统这一行是需要较多的操作技巧的。不用说，昆廷当然希望富兰克林能把北角组的所有操作台都检查一遍，一边监听他们的波道，一边传授些小技巧。
“听到‘达拉斯’号的声音了吗？”
“听到了，先生很微弱，估计是在它通过我的海域时听到的。它向西北的‘托尔布思’方向驶去了。如果我们在那儿刚好有一架海军的‘猎户星座’式巡逻飞机，我们就正好把它咬住。我们可以搞它一下吗？”
昆廷忍不住笑了，他也是同样不怎么关心潜艇兵的。“不行，‘漂亮海豚’演习已经结束了，总技师。我们只管把行踪记录在案，等舰长返航后通知他就行了。干得不错嘛。你知道‘达拉斯’号潜艇名气很大，按理说我们该监听不到它的。”
“到时候才有意思呢！”富兰克林放声大笑起来。
“发现情况请告诉我，迪克。”
“当然，当然，舰长。请你保重身体啊。”
第五天 12月7日星期二
莫斯科
海军上将尤里·伊里奇·帕多林的办公室，不是克里姆林宫内最豪华的，但很适合他的需要。每天早晨，他从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六间房的家中开车出发，7点准时到达办公室开始工作。从这间宽大的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可以俯视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如果没有这堵墙，还能看到莫斯科河的景色，现在河水已经冰封了。40年前，帕多林曾有幸指挥过内河炮艇，横渡伏尔加河往斯大林格勒运送给养，但是他对河上的景色并不想念。他现在是苏联海军总政治部主任，他的工作对象是人而不是军舰。
他走进办公室，向秘书——一个40岁的男人随便地点点头。他的勤务员立刻一跃而起，随着上将进了里面一间办公室，帮他脱下身上的厚大衣。帕多林的海军蓝制服上挂着耀眼的勋表和一枚金星勋章，这在苏联军队中是叫人最眼热的奖赏，它是“苏联英雄”的标志。他在伏尔加河上来回抢渡的时候还是一个长着雀斑的20岁的青年，那枚勋章就是在那场战斗中获得的。他心里想着，那是多么值得怀念的日子！德国法西斯千方百计地要阻断他指挥的队伍，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和大炮对他们进行了狂轰滥炸，他们在江面上东躲西藏……这场战斗的恐怖残酷，多少人都不堪回首啊。
这是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柏多林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堆来信。勤务员为他准备好一壶茶和一个杯子，杯子是俄国普通的玻璃杯，放在一个金属套架中，但是，他的杯子套架是纯银做的。为了这间办公室和里面供特权人物享用的物品，帕多林曾作了长期艰苦的奋斗。他在椅子上坐下后，先翻阅一下每天早晨送给苏联海军作战指挥官的情报电报和各种情况资料。一个政治军官必须紧跟形势，了解帝国主义分子的动向，才能向部下说明帝国主义的威胁。
过了一会儿，由海军司令部和国防部内部发送的官方邮件到了。海军内部的那些文件他全部能看得倒，而国防部的那些文件都是经过仔细检查的，因为送给苏联武装部队的情报都控制在最低限度。今天这两个地方送来的文件都不多。每星期一下午的例会已经把本周的工作基本上都作了安排。帕多林负责的事务现在几乎也都安排到他的部下手里处理了。他倒上第二杯茶，打开一盒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尽管三年前他发过一次轻微的心脏病，但抽烟的习惯还是没能改掉。他看了看桌上的台历——不错，10点以前没有任何安排。
在那堆邮件的下面，有一封从北海舰队寄来的公函模样的信，左上角的代号说明这封信来自“红十月”号。刚才他不是看到过一份关于这艘潜艇的文件吗？
帕多林把作战处的电文又检查了一遍。这么说，拉米乌斯还没有到达演习海域？他耸了耸肩，导弹潜艇应该是规避前进的，如果拉米乌斯拐弯抹角多绕了一些路，那一点也不足为怪。但是，亚历山大·拉米乌斯的这个儿子是个傲慢自负的人，他有个讨人嫌的习惯：喜欢把他训练出的一些人留在身边，而把另一些人排斥在外，好象是要建立自己的个人崇拜。帕多林觉得，那些被排斥在业务工作之外的人后来都成了优秀的政治委员。而且看来比一般人都具有更高的路线觉悟。不管怎么说，拉米乌斯是个需加注意的舰长。帕多林有时怀疑他身上的海员成分太多，共产党人的气质不足，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却是模范党员，又是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英雄。不管他是不是立陶宛人，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那么他儿子又怎么样呢？他多年来的表现无可指责，同样，党性也一直很强。谁都知道他积极参加各种会议，有时写的一些文章还挺有才华。据苏联军事情报总局海军部人员的报告，帝国主义者认为他是一个精通技术的危险的敌人。好，帕多林认为，我们的人应该让那些混蛋害怕。他把注意力又回到了这封信上。
“红十月”号，苏联战舰总算有了一个与之相称的名字！她不仅跟那场永远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革命同名，而且还跟“红十月拖拉机厂”同名。那时候，帕多林常常在黎明时举目西望，眺望斯大林格勒的这座工厂是否还站立在那儿。它是苏维埃战士同希特勒匪帮浴血奋战的象征。信封上由于标有“秘密”字样，勤务员没有象对其他日常邮件那样把它拆开。上将从抽屉里取出一把拆信刀。他对这把刀很有感情，多年来一直用它拆信件。记得1942年8月一个炎热的夜晚，他指挥的第一艘炮艇被炸沉了，他游到了岸边。一个德国步兵哪里料到这个几乎溺死的水兵还能反抗。帕多林猛地扑到了他身上，出其不意地把匕首插进了他的胸膛。这次偷袭把他的刀折断了一半，后来一个机工把它修整了一下，可再也不适于作匕首了；而帕多林却没有把这个珍贵的纪念品扔掉。
“上将同志，”这封用打字机打出的信原来是这样开头的，后来被划掉了，改为手写的“尤里叔叔”几个字。很多年前，当帕多林还是北方舰队政治部主任的时期，拉米乌斯就一直这样开着玩笑叫他。“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和给我指挥这艘高级潜艇的机会！”他应该感谢我，帕多林心里想。不管你表现怎么样，这样的指挥权绝不是随便就交给……
怎么回事？帕多林愣住了，接着又从头读起。他忘记了刚点着的香烟还在烟灰缸里，一口气看完了第一页。简直是开玩笑！大家都知道拉米乌斯很会开玩笑，但这个玩笑可不是好随便开的。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