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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媒体因此就可以这样对待我吗？我原来已经预料到媒体会对我进行抨击，但是没想到会抨击得这么激烈。我理解人们对英格兰队在世界杯赛中被淘汰的心情。但是有些报道，特别是跟阿根廷队比赛失利的那天早上的报道，迅速点燃了一些人的怒火。对他们来说，仇恨是可以互相传染的。
当然，尽管我呆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但仍然有一些人因为我而受到牵连。我从电话里得知，我父母从圣埃蒂安回到伦敦的时候，发现已经有30多个人等在门外准备采访了。家里不断有电话骚扰，而我父母每次打开前门的时候，都会被人用照相机拍照。有的记者甚至干脆在我家房前的人行道上摆了一张小桌子，他们一边喝茶喝咖啡，一边等着我父母出来。我和维多利亚呆在美国的那段时间，他们一直守在英国的家门口。对我来说，我早巳习惯了媒体对我和维多利亚的追踪报道；可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这简直是一桩新鲜事儿，好像是他们被送去参加了世界杯一样。这对他们真是一场考验，但是，因为他们两人相依相伴，倒也度过了这个难关。直到现女，我父母也没有告诉我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比赛失利后的头几天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也许他们不想让我知道。
虽然那段日子已经成为过去，可一些阴影仍然萦绕在我的心头。在那段日子里，我成了被人攻击的靶子、人人唾弃的雕像，当然，我仍然拥有我的支持者。“贝克汉姆让祖国为他蒙羞。他不应该再为英格兰踢球了。”
女部分对我的报道都成为报纸杂志的标题头版和新闻头条，但是足球界的记者们没有参与，虽然他们其中有一两个也是极具报复性的。我把所有有关我的报道都收集了起来。并不是想弄出一本黑皮书或者别的什么，只不过是要收集就得全部收集。我父母家里也有很多关于我的报道剪贴，都可以做成好几本剪贴簿了。从我小的时候，家里就开始这样做了。1998年以后，有一两个人前来为发生的事情道歉。
参与攻击我的《镜报》的编辑莫根先生，诚恳地承认他们做得太过火了。我还记得其他一些伤害过我的报道，我希望他们电和莫根先生做得一样好。真是奇怪，当初作为一名英格兰球员的时候，我在任何新闻发布会上，都和那些覆盖全英国的媒体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也很自豪自己能够站在那儿代表自己的队员跟他们讲话。我敢肯定，后来同样攻击我的那帮人也和我一样记得，5年前的夏天我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形。然而，现在我回到英格兰后的第一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尽量避免跟媒体见面。这倒不是因为我想回避他们所说所写的那些东西，而是因为我不想再陷入那种让我感到非常遗憾的困境。
当我从美国飞回伦敦，走下飞机的时候，立刻就感觉到我的家人曾经熬过了怎样的一段日子。在飞机降落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的一个小时之前，飞机上的乘务长走过来告诉我：“当飞机降落的时候，会有警察在门口等着你。”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警察等在那里干什么？逮捕我？还是保护我？无论如何，这有点过分了，不是吗？然而，真的有五六名警察在那儿等着见我。我们一起在候机楼里走，我走在中间，他们走在我的周围。我一点也笑不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走出机场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大群摄影师和记者蜂拥而来，大声叫嚷着要给我拍照，要我说点什么，要我做出点什么表示。警察保护我穿过机场大厅，把我塞进了一辆早就等候在那里的汽车。太可怕了。可是这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
几天以后，我回到了老特拉福德足球场进行赛季前的训练。这样，我每天就可以有好几小时专心致志地练球，而不用想其他的事情。我和队友们开始在更衣室里开着轻松的玩笑，他们都知道我正在与所发生的一切进行抗争，而在这种情况下，球员们总是会互相支持。我很高兴又回到了这里和他们一起踢球。这也能让我在爸爸妈妈面前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他们跟着我吃够了苦头，我不想让他们再看见我内心真实的不安。警察建议我父母陪着我一起来曼彻斯特训练，因为他们认为我一个人呆在沃斯勒的房子里不安全。
我爸爸于是每天开车送我去克利夫训练，训练完以后再来接我回家。我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事实上，我还想让他们外出度假放松一下。但是，我父母可能觉得跟我呆在一起更轻松一些。
我想，普通人很难理解我在那年世界杯以后的头几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除非亲身体验，即使是我的朋友也很难想像我过的日子。从美国回来几天以后，戴夫·加德纳和我在训练以后一起去曼彻斯特市中心吃午饭。我们去了一家叫“客厅”的餐厅。往常，这是一家很友好的餐厅，我们经常去，因为那儿的人们虽然都认识我们，但是都礼貌地不打扰我们，让我们自在地进餐。然而，那天下午，当我和戴夫走进餐厅的时候，就好像美国西部片里的牛仔走错了酒吧一样，那里的人们都转过身来，目光如利剑一般地盯着我们。这不禁让我们毛骨悚然。我们赶紧逃到一个角落里，埋着头看着菜单。
“我再也不和你一块儿出来了，老兄，”戴夫小声对我说道，“我还想多活几年。”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一直都在开着玩笑，说我们要不要在外出的时候穿上防弹衣，并且戴上头盔。在紧张的压力之下，你必须得找点儿乐子放松一下。
赛季一来的时候，教练就不用再多说些什么。他整个夏天都用来跟新的球员签约：贾普·斯塔姆、德怀特·约克、杰斯普·布洛姆韦斯特，一些世界级的球星陆陆续续地来到我们的俱乐部。而我们也知道我们该做些什么：洗刷前一年的耻辱，重振雄风。前年的失败对我们、对俱乐部、对所有的支持者都是不利的。我们知道1998—1999赛季将是一个重要的赛季。而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自上次世界杯以后，这关系到我将重新获得补偿，还是继续遭到唾骂，至少对我在英格兰的足球生涯是如此。
新赛季里我们蠃的第一场比赛，是我们在主场跟莱切斯特队对垒的那场比赛。
我从来没有像那天下午一样在比赛前感到那么紧张。我一直在老特拉福德球场跟队友们合作得不错，但是现在他们和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合作得好吗？而我也会跟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吗？我参加的最近一场唯踢的比赛也过去有些日子了，那是早在圣埃蒂安的那一场。那天早上我听见有人在小声议论：谁知道输给阿根廷的历史会不会重演呢？我想起西蒙尼对我说过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会不会又陷入从前的那场困境。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原来还是个这么不成熟的足球运动员，现在的我浑身都充满了想赢比赛的欲望。我一面不顾一切地想踢赢莱切斯特队，一面又为即将来临的90分钟惴惴不安。
结果，比赛踢了不止90分钟。那天下午，曼彻斯特的球迷们简直要为我疯狂了。
每次我拿到球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球迷就站起来为我欢呼，他们想让我知道他们在支持我。而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这真是奇妙的感觉，当有6万多名球迷在为你加油的时候，你甚至觉得自己可以征服全世界。在下半场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以0比2落后。我的机会来了：泰迪·谢林汉姆扳回了一个球。这时，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我们得到了一个在莱切斯特队的禁区外罚任意球的机会。我走过去准备踢球，全场是出奇地安静。我相信，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记得这一奇特的时刻。我在脑海里惟一能听见的声音就是：一定要进球！一定要进球！
我使尽全力地用右脚把球踢了出去。球在球门上方旋转着，然后慢慢落入了球门的角落里。在球越过守门员的那一瞬间，我真正感觉到了什么才是完美的时刻。
我激动得挥舞着双臂，在场上笨拙地旋转着奔跑了起来。在全场的欢呼声中，我知道我想对英格兰的球迷们说些什么：我不知道我还要期待什么，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这是为你们进的球。
离开球场的时候，我已经冷静了下来。好不容易摆脱丁球迷们的包围，我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我要继续踢球。如果我要踢球，那么足球就是我的一切。离开球场，回到家里，我觉得十分冷清。
维多利亚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巡回演出，而我的爸爸妈妈也回伦敦I
作去了。
那天晚上只有我——个人呆在家里。那个夜晚让我难以忘怀。我在沃斯勒的房子装有警报器，所以不用担心晚上会有人闯进来。但是，晚上花园里传来“砰”的声音，把我惊醒了。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我担心着最坏的结局。
为了以防万一，警方给过我一个紧急呼叫的号码，但是我决定先自己查一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万一是一只野猫闯进来了的话，我可不想惊动警方。
我下了床，走下楼梯，然后弯下腰往客厅的落地窗户外面看。
在花园的篱笆那里，站着一个家伙，他双臂紧抱，正回过头来看着我。我忽然想起来我还没有穿衣服。而他只是看着我，就像一种神奇的催眠术一样，他没有动，我也没有动。最后，我打开窗户，冲他喊到：“你想干什么？”
他仍然没有动，也没有回答。他只是站在那里，盯着我，毫不在意我已经看见他了。这真是少有的怪事。我不记得我们站在那里互相看了多久，我不知道发生厂什么事情，也不在意我应该怎样对付。最后，我给警方打了电话，但是，当警察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了。现在我想起这事儿，还会禁不住打个冷颤。
在同莱切斯特队比赛之前。我曾经紧张得发抖，尽管那是在老特拉福德球场进行的比赛。赛季里大家最盼望的一场比赛是和西汉姆队进行的比赛。他们已经在厄普顿公园体育场里练了很久的球了，自从保罗·因斯转队以后，他们经受了不小的打击。和他们比赛真正让我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然而，奇怪的是，我自己也在盼望着和他们比赛。如果我能过这一关，我就有了经验。在整个赛季里，能将过去的一切都忘掉。比赛会有多么艰难，我知道这是个不小的挑战，而我也很想迎接这个挑战。
我永远也忘不了到达厄普顿公园体育场的情景。当我走下汽车，正想看看外面的情况的时候，只见一个警察站在门口等着我。
我想他当时一定是站在台阶上吧，因为他看起来非常巨大，几乎都要把阳光给挡住了，而那里弥漫着的敌意也似乎和他——样巨大。人们站在那里等着我，每个人睑上都充满了怒气。我觉得十分有趣—而现在我自己也当了爸爸以后，我觉得这更有趣，因为当时有很多父亲带着他们六七岁的儿子站在那里，用各种各样的称呼冲我喊叫。
不久以后，我看到的一张照片，让我了解到当时在厄普顿公园体育场里的气氛是多么紧张。我家里现在还保存着这张照片，每次看到它，都会令我心中一惊。照片里的我正在踢球，而你可以看见我身后的那些观众们是什么样的表情。从照片里，你能感觉到他们的敌意。他们的表情不是在说：你是一个足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