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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比沃格拉夫”和“维太格拉夫”两家公司还能存在。前者专门拍摄新闻片；斯图亚特·勃拉克顿创办的“维太格拉夫”公司则是以拍摄两部成功的故事片而开始制片工作的。这两部故事片一部名叫《屋顶上的窃贼》，另一部是在美西战争刚开始时拍摄的爱国影片《扯下西班牙旗》。但爱迪生的控诉却使这一缺乏资本的公司出品大为减少。1898年以后，美国的故事片只有爱迪生公司摄制的一些影片和“比沃格拉夫”公司为自己的电影机摄制的色情短片。由于缺乏竞争，所以这些影片在质量上一直很差。
商人们看到，这种新奇的玩意儿能够立即发财致富，便拼命地挤进这种欣欣向荣的事业中来。尽管有不少人想努力成为电影制造商，但是能够垄断这个行业的只有3家美国公司。内中爱迪生影片公司和比沃格拉夫影片公司，从电影镜箱时期起就已从事这个行业；维太格拉夫影片公司则是在1899年才踏进这个圈子的。它的两个创办人——布莱克顿和史密斯早在1896年就合作经营影戏业，那时爱迪生还未认识到制作电影会得到那么大的利润，他把一架放映机卖给前来访问他的、在报馆里工作的美术家布莱克顿。不久布莱克顿就同他的朋友——职业魔术家史密斯把放映机改造成了一架摄影机。
到了1900年，投影大受公众的欢迎。在美国大多数城市中，任何有空地的地方都建起了小电影院。在一些大剧院，歌舞杂耍表演结束后也要放映电影。观众总希望能看到新的电影。由于观众发现节目后放映的片子他们已经看过，便开始退场。因此，需要不断增加影片数量。
这个时期，对影片需求的增加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美国的移民数量不断增加，他们几乎不会说也听不懂英语，但他们能欣赏和理解无声片，而且也花得起这种短暂娱乐所需要的几分钱。正如法国乔治·萨杜尔所说：“‘镍币戏院’从社会最贫苦的阶层中招来它们的顾客，特别是以每年当时超过百万之众来到美国的移民，为它们的重要主顾。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中欧，因为不懂英语，看不懂美国的戏剧，所以只好到杂耍场、音乐馆和‘一分钱游戏场’来消遣。”因此，美国电影的内容，从它们开始起就不仅成为一份重要的史料，而且成为美国先后本身的刺激力量和教育者。美国著名电影导演、电影史学家兼评论家刘易斯·雅各布斯指出：“电影除了提供一个社交机会和感情经验以外，还给观众送来了信息和观念。在1902—1903年移民达到高潮时，电影突出地教导新来的移民怎样尊重美国的法律和秩序、了解国内的行政组织，以及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和美国国籍所产生的自豪。电影使他们熟悉国内外发生的各种事件，因为这些毫无辨别能力的电影观众，看了拍下来的东西以后都深受感动，并把它当作真人真事加以接受，电影自然是最有能耐和说服力的。它向移民、穷人和普通人民介绍美国社会的形态，要比任何其他工具更加鲜明生动。从它一开始起，电影除了是一种商品和一门发展中的工艺之外，也是一种社会力量。”
第二，在这个时期，由于歌舞杂耍演员的罢工，剧院老板希望弄到更多的影片以保证他的剧院不至于关门。到1900年末，“杂耍剧院”的经理们联合组成了托拉斯以便压低演员的工资等级。演员们为了对付这一措施，成立了一个名叫“白鼠社”的工会，发动了一次罢工。许多“杂耍剧场”遭到这个措手不及的打击，弄得关门。而另外一些“杂耍剧场”却决定不惜牺牲血本，维持营业来打退罢工，开始放映活动电影。这样，观众源源不绝，纷至沓来，使得经理们大为惊讶。不久，“杂耍剧场”托拉斯便公认电影是最有效的武器，可以用来抵制因罢工而引起的“解体、破产和羞辱”。
这种2分钟的电影继续上映，作为轻歌舞剧院和小商店用以吸引人的东西，一直到20世纪初期。1905年，宾夕法尼亚出现了第一家“五分钟影院”。尽管环境不佳，但人们很难抵制电影的诱惑，它生动、直观，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两年来，“五分钟影院”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开业的影院数量近5000家。这些影院票价一致，非常低廉，投资很少，而所得的赢利却极巨大。很多这种电影院每周获得的赢利，就足够开办一所新的电影院。
长期垄断影片生产的爱迪生，曾大量复制欧洲竞争者的一些作品。当版权法禁止这种复制的时候，他又用齐卡式的办法来代替复制。过去是新闻片摄影师的埃德温·波特，此时成了爱迪生摄影场的导演。
世界电影史告诉我们，如果欧洲和美国的革新者们没有发现它在叙事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的话，电影可能只不过流行一时而已。爱迪生手下的制片人埃德温·波特，下决心使爱迪生公司为电影的艺术发展做出重大贡献。1903年，他拍摄了消防队员接到火警后，策马急驰，奔向出事街道的一些镜头。他想，可以用这些镜头，再增加几个消防队员从燃烧的房屋中救出被困母子的场景来编一个故事。于是，他设计了这些补充镜头，并进行了拍摄。这部影片发行时的名字是《一个美国消防队员》。尽管此片很粗糙或“幼稚的拙劣作品”，叙事方式也很原始，但却立刻受到观众的欢迎。
波特在1903年还制造了美国第一部连贯的故事片《火车大劫案》（The Great TrainRobbery ）。这是一部美国西部片。他既是编剧、导演，又是摄影师。他让一些人穿上牛仔服，又在新泽西借了一列火车，并搭了一个车站和舞厅，然后拍了一部影片。这部影片表现匪徒抢劫了火车，被发现后被一队追捕他们的人击毙。这部电影一部分在摄影场，一部分在新泽西州的松树林中拍摄，演员都是业余的，从来没有骑过马。影片中的枪战和激动人心的追逐场面使观众毛骨悚然。这部影片，有现实主义的激烈的动作，并成功地运用了剪辑技术——也就是现在我们称之为平行动作和交叉剪接的技术。这部名为《火车大劫案》的影片对其他导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纷起效仿，开始拍别的“西部片”。这部8分钟的影片十分受欢迎，成了全国纷纷出现的“五分钟影院”标准的开幕节目。
但是，许多人认为这些影片不道德，对孩子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因此，1907年，纽约市内所有的“五分钟影院”曾一度被关闭，电影审查开始实行并在美国继续了许多年。
爱迪生见电影业有利可图，决心不让别的公司染指。这时，“专利权的战争”仍未停止，爱迪生的律师仍在继续进行诉讼，直到1907年10月，在芝加哥连未侵犯爱迪生专利权的影片实际上也被禁止上映。他最终取得了基本的专利，暂时得胜了。他迫使一些竞争者与其联合组成一家企图成为垄断企业或卡特尔的新公司，并想以此来控制电影在美国的生产和发行。新公司取名电影专利公司。伊斯曼·柯达曾一度参与了这项计划，拒绝向那些不交纳执照费的制片人出售胶片。
爱迪生“托拉斯”的企业联合组织，实际上是给美国电影界加上了一个严格的控制，参加的制片商每洗印一英尺的拷贝须缴付半分钱给托拉斯；发行商每年须交纳5000美元的执照费；一个放映商每星期要交付5块美元。这些收入给托拉斯每年带来了将近100万美元的利益，而这种贡金的根据不过是因为爱迪生的实验室在1889年至1894年这段期间发明了所费总共也不到2万美元的东西而已。
爱迪生在纽约建造了一座很大的摄影棚。当时寻找演员、舞台工作者以及能策划、指导电影生产的人十分容易。1907年，格里菲斯就是作为一名演员和作家受雇在此工作的。
此时，为美国电影的初兴时期。在1905年年初，美国只有10家电影院，但到1909年底，电影院已增加到近1万家。当时，法国的电影院数目只有二、三百家，在世界其他国家总共也不会超过二、三千家。一个巴黎制片人，如果在法国只能够销出10部拷贝，而在美国却可以销掉200部，在世界其他各地一共也只能销掉50部。
1908年以后，爱迪生的电影托拉斯似乎已取得胜利。美国爱迪生托拉斯的组成使欧洲大为震动。英国制片商联合会首先发出呼吁，在一年当中，在当时的电影工业的中心巴黎，召开了几次筹备会议。以后，美国托拉斯事件逐渐变成次要。爱迪生要制造真正“会说话的电影”的梦想只差声音就成为现实了。爱迪生继续研究着调和声与影的问题。这次表演是新世纪开始之际在奥兰治乡村俱乐部举行的，来客是他的一些邻居。当客厅里架起银幕时，人们还看不出会有什么改进。接着，银幕上出现一位身穿夜礼服的人举起了双手。观众看到他的双唇微动，像是要说话的样子，声音立刻传进了他们的耳朵，而且形与声配合得很好。接下去，一位姑娘用小提琴演奏了《安妮·劳莉》，另一个女人唱起了《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
一位观众说：“讲演者将一瓷盘摔在了地上，你不仅能听到落地时的破裂声，还能听见碎片溅开时发出的细微动静；一名号手出现在银幕上，吹起了起床号；哨声响了……狗被领了出来，就在它们争先恐后地登上银幕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狺狺的狂叫声。内容还不止于此，有诺曼底的钟声与场景，有政客演讲与背后提台词的声音与画面。”人们还看到了维迪的“悲凉”，最后是以“星条旗永不落”收场。
尽管这次表演获得了成功，爱迪生最后还是放弃了“有声电影”的研究，转到了其他项目。他对此曾有一段解释：“在我的任务中，声与形的同步问题是其中最简单的。最困难的是使留声机放出的声音传到一定距离，而且不能把它放在放映机的视焦范围之内。让我来做个比较你就知道这是个多么困难的问题了——如果你站在留声机一米远的地方测定的音量为一百，那么到两米远的距离音量就是二十五了。”
这种方法不能成功，爱迪生又做其他的试验。这就是使用字幕。爱迪生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实验字幕的情况：“我们常常使用跑表在不同类型的观众中试验字幕效果，以使确定出一种合适的字幕延续时间，使人们都能看清字幕的内容。我们选择的对象有孩子、老人、职员、技工、商人、个体劳动者、家庭妇女等，对他们使用不同字数的字幕进行试验。最后发现，当我们一次打出七、八个单词时，许多人都不能得出连贯的印象，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启发。”
对于电影在教育方面的用途，爱迪生也作了探索。他写道：“对于摄像机在教育界如何发挥作用，我有过闪光的梦幻——它能够以生动的形象直接向人们传授他们应该了解的知识。
“打动我最厉害的思想，就是电影对于视觉教育所供献的一个新机会。我脑里没有想到一种新娱乐工业的基础，只想到创造一种训练上的新媒介物。我时常感觉到——这种思想今日感觉得厉害——我们公立学校制度上的教科书，异常地不适宜。
“我敢说，大部分的教科书，只有30％的效率——有些比这还要低。他们想要把世界上一件最密切最重要的事业标准化——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