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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对索罗斯的攻击还在继续。11月底，报纸上又报道，尽管量子基金的净资产值在1994年增加了1％，但生意量却比过去大为减少。它的股票的净资产值从1993年12月31日的22107。66美元跌至1994年11月初的17178。82美元，股票的市场价值的主要衡量标准是资产值之上的溢价，而量子基金的溢价率在1994年之始是36％ ，到11月上旬猛降了16％。其中的含义很清楚：投资者们不再乐意付出许多额外费用以成为索罗斯的金融机器的一部分。
索罗斯的辨护者们力图给这种下跌一个说法。他们声称，在1994年中，套头基金组织普遍来说都遇到了巨大压力。在这种不利的情形下，索罗斯比其他套头基金的管理者们干得要好。只是由于传媒都围着索罗斯大肆渲染，量子基金的股票溢价才人为地被弄得那么显眼。
到了1994年底，越来越少的人还在问这个问题：乔治·索罗斯还是那么无比地强大么？虽然索罗斯基金管理处的表现远不如以往的年份辉煌，但问题的答案看来还是很清楚的。1994年中的事件并未使索罗斯的套头基金投资领域之王的名声黯淡下去。由于他的多年投资业绩、长延不衰的超级投资家的形象和在该领域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他依然被视作一位帝王。
事实就是，尽管有着1994年的风风雨雨，索罗斯的影响仍旧巨大。虽然自宣布不再掌管索罗斯基金管理处的日常事务起，自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了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慈善事业起，很长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但他仍被看成在华尔街和伦敦城最具影响的一股力量。若间纽约或伦敦的任何一位金融投资者是否他们仍要对索罗斯亦步亦趋，回答总是肯定的。
索绕于人们心头依然是这种感觉：索罗斯以及其他套头基金投资领域的巨头们是如此地具有影响，以致于单是他们的“块头”和不论协调得如何的集体活动就能对金融市场上的行为产生作用。例如，在1994年秋天，当套头基金组织掌握的美元数量是如此之巨，他们逃出险境的心情是如此急迫之时，在交易者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正是索罗斯和其他套头基金组织加大了美元的脆弱。他们强调道，他们总是在美元开始止跌的时候出卖美元。这就削弱了美元的地位。
第三节 理解万岁
虽然华尔街的一些人认为索罗斯极具影响，但这类看法对索罗斯本人而言远不如华盛顿对他的认识令其关注；他也的确相信，他在这个世界的某些领域内具备的才识应引起首都的决策者们的兴趣。可令他吃惊的是，他发觉他们对于作为“对外政策专家”的乔治·索罗斯并不那么看得上眼。
1994年初在国会的银行委员会面前的表现使索罗斯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赏。他开始自己确信，也许那些讲求事理的人们最终会倾听他的意见。不过，令他不能理解的是，位居那些高做自大的金融组织顶端的都是一些根本不想被人一一一当然不仅仅是被一个乔治·索罗斯——告知应如何去做的人。想起像德意志联邦银行或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索罗斯就有一种被踩在脚下的感觉。对此，纽约的《格兰特利率观察》的主编乔治。格兰特先生评论道：“假如你是英格兰银行的高级人士。拥有三个学位，又写过不少内容广博的著作，而你一年半以来满眼看到的都是乔治·索罗斯先生说你们都是笨蛋，你会怎么想呢？索罗斯先生已煽起了全世界政策调控圈中的人对他的敌意‘。”
索罗斯也明白他尚未获得他的同行的充分尊敬。“他在对政策施加影响方面有问题，”
巴伦·维恩承认道，“他发表了一通意见，却觉得‘他们依然不听我的，他们并没有照我告诉他们的去做。…
索罗斯也完全知道应避免在那些他并无多少专业知识的领域发表意见。可是一旦他在某个方面有了某种个人的体验，而又可以和政界和经济界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聊天的话，他就觉得自己的观点应该被听听。他相信，西方对于开启东方封闭的社会并无非常充分的兴趣。他还认为，尽管西方国家曾经认识到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自由的威胁并作出了回应，但在这些威胁已经消失的90年代，西方反而陷于榜惶之中。“我们甚至未认识到以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去替代冷战的必要，”他在1994年7月说，“或者说未认识到不这样做，世界就会陷于混乱之中。”索罗斯让人听起来似乎改变这种松懈的使命落到了他身上，他说：“我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么一种奇特的形势中：某个个人在争取一个开放的社会方面比多数政府还要做得多。”
他还提到，在他声称德国中央银行的高利率政策并不明智之后，市场上的德国马克就开始下跌；可是，当他批评欧洲国家对波斯尼亚的政策时，他“或被置之不理，或被告之呆在自己的本行之内”。有时，索罗斯也靠近了权力的堡垒，但还是差那么一点未能抵及。比如1994年7月，他在华盛顿参加一次国际地议，却未有机会和总统会面，也未能和国会领导人相聚。
这种会见正是索罗斯需要的。退而求其次，他只好和记者们聊聊了。他敦促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就建立一个有助于稳定货币汇率的新的协调体制达成一致。“我们正处于一种非常严峻的形势之中。不仅在金融领域，也在政治方面。 他说，他还言道，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国家间的团结已缺少足够的粘合剂，”我们如今没有任何（协调政策和稳定汇率的）体制“，”所有的汇率制度部有其缺点。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然后就失灵了。所以你必须一直保持灵活性并调整制度。
简而言之，索罗斯所要求的就是权力。他已经尝到了它的味道并很喜欢这种体验。“权力令人陶醉”，他说，“而且我获得的权力已超过了我当初之想象，即使它只是在硬通货的供给极为紧张时将它们花出去的权力。
但这种动用大笔金钱的权力并不会令索罗斯满足，他要求更多。“我希望人们会更多地倾听我的观点。除了我通过我的基金会所做的一些事之外，我对于西方对于前苏联的政策的影响少得可怜。”他曾如此说道，“很奇怪，为什么白宫不动用我这个它所拥有的珍稀资源呢？”
在索罗斯的密友巴伦·维恩看来，很明显，这位投资家期望呼吸到白宫的中令人飘飘欲仙的空气。他说：“乔治也许想成为伯纳德·巴鲁克（1870一1965年，美国金融家，靠在华尔街做投机交易发迹，后曾成为美国总统的顾问——译注）。伯纳德·巴鲁克是一位成功、睿智的人士，而且罗斯福总统愿意从他那儿汲取思想。乔治也认为克林顿可从他身上得到灵感，或者沃伦·克时（克林顿第一任政府的国务卿——译注）这么做。
在1994年9月27日，发生了一件事情，它似乎把正走近6岁生日的索罗斯感到的失望都蕴含到了其中。在这一天，匈牙利向索罗斯颁发了匈牙利共和国中十字勋章，这是匈牙利次高级奖授索罗斯是因他对匈牙利的现代化的贡献而获此荣誉的。不过，一位政治家荣获了大十字勋，而中十字勋章是授予“普通人”的。
一个普通人！这可不是自孩提时代起就相信自己是上帝的索罗斯所期待的认可。那么，他究竟会如何看待他的出生国给他的这种待遇呢？当然是感到自豪。他自1947年就离开了这个国家去寻求更好的生活，而且也确实获得了成功；他把其中的一部分奉送给了他的祖国，而后者如今向他表达了尊敬之意。只是，这并非他一直追求的那种荣耀，他压根不希望被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对待。
第四节 观赏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让英格兰银行焦头烂额的人，予英镑以重创的人，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操纵着市场走向的人。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动人的词儿呢？许多人对索罗斯很是有敬畏之感，这极其自然。他通过运用他的基本的交易工具一一一他的智力、他的电脑和他的分析天赋，将他的同辈都抛在了后面。当然，一种嫉恨也因此而产生了，它常常表现在了那些财源滚滚但并非奋斗者或劳作者的人身上。一些人还充满怀疑，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仅凭着分析一下各公司的报告，和其他投资者聊聊天，读读报纸和作些猜测就能聚敛大笔钱财。
索罗斯是如何做的？他怎么挣了这么多钱？这些问题很容易被人迅速地想到，因为看起来难以想象的是，一个人竟然可以绕开我们大家都不得不走的那条崎岖之路去变成大富翁。
不过，对乔治·索罗斯来说，积累大笔财富根本不是简单易行之事，在其早年更是如此。所以，其他人毫无理由去对其胡乱猜疑。
可另一方面，索罗斯本人——即使他是不经意地——也确实促升了我们对他的疑问。他不断地告诉我们，他觉得赚钱比花钱还轻松；他爱摆一副神秘感；他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他的投资“秘决”的一本书，那么多的解释却又支支吾吾；他宣布找到了一种解释金融市场的理论，接下来却又表示它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因为它并不适用于任何情形。有些时候，似乎索罗斯乐意让人向他内心的金融之道投进一瞥，以便我们能得到一点满足井同意让他一个人呆会儿；另此时候，索罗斯令人听起来好像他真诚地希望我们能领会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不论索罗斯是多么地有神秘感和令人琢磨不透，他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让公众观察他的运筹帷幄。并对他的成功惊羡不已。当关注于索罗斯的运作时，人们也力图把他们的怀疑搁在一边。他们愿意相信，索罗斯不是大自然的偶然创造，他能够被模仿，他们也可以成为赚钱机器。在说完了这些之后，一句结束语是：促使其他人梦想达到索罗斯的那般高度的正是他手中所握的根本性的权力。
第五节 1997年前后
在1997年中，乔治·索罗斯将他的大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到了他的慈善性工作上。他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将他的慈善基金会转交给其他人，就如他在差不多10年之前对他的商业事务所做的那样。他还依然期盼能被承认为一个伟大的哲人，他声称这种名声比被看作一个赚钱大王更能让他得意。“我愿意通过促进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来改变世界，”1995年9月21日他在其母校伦敦经济学院对听众讲道。
截止1997年2月，索罗斯的赚钱生涯依旧是一帆凤顺。如今他的“旗舰”量子基金（投资额是49。3亿美元）连同其他的“量子”集团属有的基金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50亿美元。索罗斯骄做地向人夸耀说，在量子基金27年的历史中，它一直被普遍地认为是投资基金中业绩最显著盼一家。
1997年初，《福布斯》杂志认为索罗拥有25亿美元的财富。
在他肠岁的时候，索罗斯一年拿出了3。5亿美元以实现其在东欧、前苏联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建构开放社会的目标。由他提供资助的基金会网络分布于25个国家之间，包括南非和海地。
在90年代中期，索罗斯决定将其慈善事务扩展至美国。对于他所认为的美国在帮助东欧迈向开放性社会方面的无所作为，他非常失望。这种不满使他转而思考美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我开始对我所居住的国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我感到我们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