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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笑说：“写诗我倒不在行，不过这画，倒是早就说过要画的。那一年，玉璧就说过，要我画一张华蓥山的春光图，不画桃红李白，也不画小桥流水，就画我们的战士闹春耕，要不画秋收也行。华蓥山上的秋天，也美，漫山红叶如丹，太阳一照，全都金灿灿的！玉璧还说过，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在这里建农场，建罐头厂，建学校，这张蓝图也由我来画。”刘石泉这时插进来说：“老大姐，你们真是不容易啊！那么多的人，那么大的阵势，搞了那么多年，好多经验教训我们都用得着，要不是怕你暴露了身份，真该让你和我们的同志们好好讲一讲。”
曾霖说：“要讲的，一定得讲，联诗大姐不方便，就让我来讲。我们这次起义，面临的问题还多，最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都没打过仗，只凭着一股子的热情，那怎么行。我和石泉好好商量一下，要办几期训练班，就叫游击队干部训练班怎么样？”
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全川加紧进行，下川东的彭永梧、赵唯和刘孟依他们早已在奉节、云阳、巫溪等地陆续打响，震惊了蒋介石，派去重兵“围剿”。紧接着，闹得轰轰烈烈的大竹后山的一工委，又因过于暴露而相继举旗，同国民党的政府军队公开对垒。有的同志一看四处都打起来了，头脑就发热，把我们地下党的内部报纸《挺进报》寄到了敌人大大小小的头目甚至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手里，进行“攻心战”。朱绍良一看大怒，立即下了“限期破案”的手令。于是行辕二处的处长徐远举在全市布下大网，出动大大小小的特务，以各种身分搜捕我们的地下组织。接着，一批批同志被捕，其中的一些人相继叛变，牵连了更多的人。不久，连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也被捕叛变了，他们两人在敌人面前“争功”，不仅供出了我们上下川东和川康地区的大批同志和领导干部，还供出了云南省委书记郑百克同志。六月中旬，刘国定带着敌人直赴南京、上海破坏我们的中央机关，致使我们的八个同志被捕。一个因《挺进报》失事而导致的大逮捕，迅速在全川乃至全国展开，前后受到牵连的达一百三十多人。形势骤然紧张，刘石泉告诉我，上面要求我们加紧建党和群众工作，准备在年底之前，举行全川大起义。我听了这话，沉思良久，对老刘说：“我们现在起义，党中央那边有队伍来接应吗？”
老刘想了想说：“原来听说有一支叫川干队的队伍，要和‘二野’一起从陕南那边过来，后来又听说不来了。不过听王璞同志说，现在各处的形势都很好，他还说大竹那边都算解放区了，要派文学家、音乐家来工作呢。我们这边完全能够独立开辟第二战场，发动大规模的起义，为解放区减轻压力。”我还是不大放心，说：“老刘啊，我没搞过这样大规模的起义，可是我知道我们从前的那些起义失败，都是有教训的。现在尽管我们利用‘好人团’和各种关系，做了不少工作，也发动了很大的一批群众抗丁抗粮，可是现在看来主要的还是在依靠上层人物，而这些乡长、保长和大爷、二爷们，一旦打起来是靠不住的，我们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起义，就吃了这种亏。此外，我们原来还有一批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骨干，他们身经百战而且都能够独立指挥，个个都是打仗的好手，倒下一个马上可以补上两个。可是现在，我们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是从城市里甚至学校里出来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战斗经验，就凭不久前曾霖同志来办的那几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出来的人打仗，恐怕不保险。另外一旦战斗打响，敌人的队伍就要开过来，我们如果守不住，往什么地方撤退？还有人马一拉起来，那么多人要吃要穿，后勤这一大摊子有安排吗？我们和周围兄弟队伍的联络怎么办……这些都是问题呀。要是不安排好就要匆忙起义，现在的国民党部队，可不比当年的军阀队伍。万一打起来一哄而散，再出叛徒，我们的麻烦就多了。”
刘石泉听我这一说，好半天没开腔，最后点点头说：“老大姐，你说的确实有道理。看来我们的工作，还要加强。”
稳镇一方
不久，黎梓卫街上新建了一个警察所，就驻在街上的关帝庙里。这显然是敌人要想守住黎梓卫这个重要的码头，打开他们由重庆从水路上华蓥山的通道。我和刘石泉一商量，觉得这一步不能让他们得手，这个警察所即使建了起来，也要把它捏在我们手里。
第二天，我就上了街。
我在街上逛了一天，只听说这个所长姓赵，年纪轻轻的，好像是个才从警官学校出来的学生；一到街上，就被段家两弟兄拉到家里去吃饭喝酒的，见不到人影。我想这怎么行，正着急，就听见有人在喊“三姐”。
我一回头，见是一个背枪的，穿一身制服。他见我迟疑，就说：“三姐，你老人家好健忘啊，我是魏远荣，魏家沟的。”我一下子想起了，这人是我二姐夫的堂弟。
我迎上去说：“是好久不见了，怎么你也背上枪，吃官饭了？”
他说：“三姐，你不要取笑我，吃什么官饭啊？还不是来帮丘二①的，帮这里的赵大哥背枪。”
我问：“哪个赵大哥？”
他说：“新来的警察所长赵文俊嘛。他是我妹夫，我的妹子魏远秀，在顺庆读书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很快就要结婚了呢。”
我一听，不禁喜出望外，口里却说：“好啊，妹夫当了官，舅子来背枪，你时来运转了。”
他叹了口气说：“当什么官哦，他造孽。光杆司令一个，人也没得，枪也没得，又是人生地不熟的，这么乱的世道，他自己都还没长醒呢，当什么所长。我不想来，是我妈硬要我来，说自己屋里的人可靠，好保护他。”
我说：“你这个妈也是，咋不跟我说一声？好歹我是个亲戚嘛。跟你那个妹夫说，他和远秀的喜事我包了；缺背枪的人，我去给他找；只要这场上有我这个三姐在，包他汤圆不得散。”
魏远荣一听高兴得很，第二天一早就带着我去见赵文俊。我一看，真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心里暗自好笑，看来这国民党真的是找不出人来了。我亲亲热热地打了两个哈哈说：“赵所长，你到这里来当官，眼睛就高了吗？听说你城隍土地都拜完了，咋就不来看我这个老姐子？”赵文俊一听忙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啊，我才说要和远荣一起来看你老人家呢。”
我手一挥说：“哪里用得着你动步，今天我老姐子正街上请客，给你接风！”
我不回乡下了，成天都在街上张罗，今天叫亚彬派来几个年轻人给他背枪，明天又把倾向我们的保长乡长们拉来和他打牌，没两天四乡都知道新来的赵所长是我的亲戚。段家兄弟眼睁睁地看着赵文俊在我们手里转来转去，连个空都插不进去，就急了，不知道从中捣鼓了些什么，赵文俊就叫魏远荣来找我保枪借子弹。
我说：“你听谁说的我有枪？”
魏远荣说：“三姐，你就帮了我们这个忙吧，人家都说你有办法。你说我们这个警察所，光壳壳一个，上面又不发枪呀子弹的，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咋办……”我想了想。就说：“好吧，我去给你想办法。”于是我跑到段成帆家里，说：“段乡长，上面叫成立警察所，又不出经费，明说了要由地方上负责筹办，可是你们乡长书记这样的公事人都不管，不是硬叫人家所长为难吗？人家年轻，又是初来乍到的，拿你们这样老辣的人，一点办法也没有，要到上面去说嘛，我又怕他伤了大家乡里乡亲的和气。唉，没法啊，谁叫我是他的老姐子呢？只好厚起脸皮来求你，求你看在我这么一大把岁数，又是亲戚的份上，赏个脸，算是借给我几支枪几颗子弹好不好？我叫文俊给你打个借条。”说完就一屁股坐在他家的堂屋里，不走了。
那姓段的听了，气得两只眼睛鼓得多大，最后只得拿了八颗子弹和一支破枪出来。我拿起枪，拉开枪栓一看，就还给他，说：“段乡长，这枪，怕是哄细娃儿的吧？要是真的有了什么事来，警察所的枪都打不响，怕是要追究责任的哦。”
他实在拿我没办法，只好又换了一支好枪。我把我们自己坏了的六颗子弹拿出来换了，然后才一起交给赵文俊。我坐在关帝庙赵文俊的办公室里，长叹一声说：“你看，这段家两弟兄，有多坏。我去说了半天的好话，还许了你给他们打借条，结果借的枪是烂的，我硬叫他换了；没想到借来的这八颗子弹，又有六颗要不得！你虽然年轻，却好歹是上面下来的嘛，不把我的脸面子当回事也就算了，这样不尊重你，你在这里怎么做事情？”
赵文俊拿着那几颗烂子弹，摇着头说：“三姐，我真是没想到他们这么坏。他们当着我的面只是说你的坏话，说你怎么又歪又恶，硬要人家给你磕转转头；又说你和廖大哥从前都是共产党，是地下的异党分子；还说像你们这样的知识分子，鬼点子多得很，从来就不会安分守己的，廖大哥早就背时①了，总有一天你也要背时。”
我听了一笑，说：“小老弟，你这么聪明一个人，咋就听不来话啊？你不要忘记了，你也是知识分子啊，他们是在警告你，凡是知识分子，就不会安分守己，就是他们的对头！你也不想想看，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明摆着一个地主，一个商人，愿意拿我的田土钱财去给人家共产？哼，当年他们一心要想占我家的那点财产，被我骂了个落花流水，这多年一直不安逸我，却只是拿你那个不明不白地死了几十年的廖大哥来东说西说的。今天的事情你该明白了吧？你是上面下来的一个堂堂的警察所长，他们都要哄你，我一个寡妇不歪不恶，那还不早就打碗水把我吞了？至于异党分子嘛，我既不晓得是啥子东西，也没见过。不过你放心，只要你给我说清楚，我就会给你注意着，说不定哪天，我就会给你逮一个真正的异党分子来，让他们看看谁真谁假呢。”
起义的工作紧张地进行着，我们的人不断从城里派下乡来，宁君和一青都回来了。一青装作一个买药的商人，宁君穿着高跟鞋坐着滑竿，一回来就将乖乖的冰华放在魏家沟我二姐那里，自己将八卦丹、万金油在街上摆了一大摊，然后以药材商的名义到合川、广安到处去“推销药品”。许多同志成天在我家里来来往往，我自己就在街上守着赵文俊。眼看他的喜期到了，我又是为远秀操办嫁妆，又是找木匠来做家具，忙了一大阵子，然后邀约了一大群人，吹吹打打把一对小夫妻送进了洞房。
我只图着热闹大操大办的，把赵文俊的积蓄花去了大半。婚后一缺钱用，赵文俊就想也学着打烂条。正好，街上一个贩卖吗啡的大地主被人告到了他手里，他就连忙来找我商量。我慢条斯理地说：“你如果要树你的威风，就秉公办了，以后就没有人敢在你的面前东说西说的；你如果不想树敌呢，就睁只眼闭只眼，还可以做个人情。”
赵文俊听了，支支吾吾地说：“三姐，人情倒是可以做的，只是不能就这样白做啊。”
我一听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