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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明王朝权力交接，政坛风云变幻的大戏里，东林党一直被各类史书评价为正面角色，也是“出镜率”最高的角色。“争国本”的时候他们凑热闹，“红丸案”、“移宫案”时期他们力挽狂澜，挽救危局。魏忠贤的“阉党”夺权时期，他们毫无惧色，慷慨斗争，最终落得悲壮失败，壮烈殉节。其诞生，发展，壮大，以至最终失败的过程，无不渗透着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故事。后人翻阅史书，读到“东林党”三字，扑面而来的总是阵阵浩然正气。
然而当我们透过“浩然正气”，真正触摸到历史的真相，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林党，这些立志匡扶天下、缔造中兴的热血书生们，很多时候非但没有成为历史的推动者，相反却成为了历史的破坏者，甚至可以毫无怀疑地说：明朝灭亡，东林党亦难辞其咎。
【一】
要了解东林党的真实情况，必须从东林党的诞生壮大说起。
说到东林党的诞生，世人普遍的说法，是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罢官后归乡，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府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朝人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从此开坛讲学，渐成规模。其言论被称为“清议”，社会影响力日增，大批士人、书生，乃至新兴商人、绅士皆云集于此，终成一系。之后其成员渐次步入政坛，形成了这一政治派别——东林党。然而如果追根溯源，东林党的产生，却更多的是拜张居正所赐。
明朝中后期以后，原有的理学思想遭到强烈冲击，自由思潮兴盛，士大夫言论自由成风。张居正改革时期，张居正加强个人威权的做法，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的标靶。为压制言论，张居正毁天下书院，严禁议论时政，其在世时，暂时将“自由思潮”压制住，但明王朝的“思想活跃”仍在。张居正改革十年，明朝经济大为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勃兴，思想上的开放自由，也暗流涌动。这股思潮在张居正去世遭清算后反弹，万历皇帝亲政后，“君主专制”已不比从前，明朝士人议论朝政乃至批评君王，都是社会主流风气。万历皇帝在立太子问题上始终不能压倒群臣，双方僵持数十年，文官集团团结一致，不怕杀头获罪与万历相抗，其“思想基础”正是来自于此。而东林党，这个不同于先前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流派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
东林党的创建者是顾宪成，在东林党诞生前，他只是官场上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作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向万历皇帝举荐内阁人选，所推荐的人选不符合万历皇帝心意，在拒绝万历皇帝让他修改名单的要求后，遭万历皇帝罢官。此后建东林书院，开堂讲学，应者云集。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主要是他硬抗万历的行为，得到了民间诸多知识分子的倾慕。明朝的君臣关系一直是对立的，朱元璋建国时，用极端高压的政策打压文官集团，然而随着文官集团的壮大，明朝皇帝对文官集团的控制力日益下降。到了晚明，常有官员用向皇帝发难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顾宪成做到了。此时正是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围绕着“立太子”问题“争国本”时期，双方互相僵持，大批官员因卷入“争国本”而遭罢免，相似的际遇，相同的愤然，自然令许多人“志同道合”到了一起。东林党的三杰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都有着类似的际遇。另外，此时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勃兴，许多新兴商人，也通过结好东林党的方式，以图将来谋得利益。从东林书院建立的第一天起，这个隐藏于民间的组织就是一股沉默的暗流，默默积攒，待它破土而出时，将震撼整个明王朝的朝局。
东林党逐渐渗透入明朝国家政权，是通过与朝中诸多实权派人物合作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就是凤阳巡抚李三才和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后来阉党编的《东林点将录》（东林党“罪犯”名单）里，每个上榜的东林党成员，都拉出一个水浒人物进行类比，其中李三才被阉党比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被比作及时雨宋江，足见二人在东林党这个“梁山泊”上地位之重。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商人家庭出身，巡抚凤阳时，曾严惩当地的矿税太监陈增，并多次奏请减免商税，是当时出名的诤臣。他与顾宪成要好，不但为顾宪成做内应，通报朝局的变化，且多次推荐顾宪成为官。而另一位政治人物叶向高更重要，他于公元1635年晋升为内阁大学士，次年由于内阁大学士朱庚辞官，内阁中只剩他一人，因此人称“独相”。借此机会，他向万历皇帝提出增补空缺官员，乘机将大批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安插在要害部门。不过东林党第一次引起关注，主要与李三才有关：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叶向高推荐李三才入阁，遭到许多人反对，有人攻击李三才是“东林党”，这是东林党第一次在朝局中亮相。围绕着李三才入阁问题，东林背景的官员与反对派针锋相对，互相攻击，最后以李三才愤然辞官不了了之。次年正好是京察（干部大考核），东林党反戈一击，利用叶向高主持京察的机会，大力排斥异己。不过反对东林党的力量也很强大，经过几番较量，许多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遭到裁撤，反对派占据了六部显要位置。作为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开辟了第二战场，将许多新近东林党成员安排到了刑部、大理寺等部门，因都是六品主事级别的小官，这个安排并未引起太多重视，而正是这个安排，给东林党留下了翻身的本钱。
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的京察，以东林党失败而告终，这以后的几年，东林党人员大减，讲学凋零，最困难的时候，东林书院前来听讲的人数，只有之前的二成。次年东林党的创建者顾宪成郁郁而终，时年62岁。他不会想到，在他过世后仅4年，一场突然爆发的意外，打响了东林党的翻身仗。
这就是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著名的梃击事件，即“谋杀太子案”。是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农民混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挥棒袭击太子，幸好被随身太监拿下。案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许多官员要求追查真相。此时正是敏感时期，万历虽然在“争国本”中认输，但一心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的万历宠妾郑贵妃并不甘心。事件一出，满朝都将怀疑目光对准了郑贵妃。毕竟是皇家丑事，明王朝从一开始就力图遮掩，三堂会审了几遍，认定这个张差是疯子。在即将定案前，叶向高在京察时安排在刑部的六品主事王之寀，设计夜审张差，先饿他一顿，然后以“给饭吃”为诱惑，戳穿了张差“装疯”的把戏，继而东林党成员纷纷行动，要求重审此案，迫于舆论压力，明皇室只得同意，再次会审，终让张差供出了此案的幕后指使：郑贵妃的贴身太监庞公公和刘公公。满朝文武一片哗然，最后万历皇帝无奈，只得安排郑贵妃当场向太子求救，斩首了张差以及两名太监，才把这个糊涂案了结。这场啼笑皆非又几经反复的闹剧，却成了东林党命运的转折点：因东林党的追查，太子地位得以稳固，而东林党也成了太子的盟友，更从此名声大振。而先前东林党的反对派，为应对东林党日益壮大的势力，也开始拉帮结派，形成了齐、楚、浙三党。明朝党争，从此越演越烈。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19年），万历皇帝在内忧外患中去世，“争国本”的主角太子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地位也因此提高。朱常洛即位后纵欲过度，导致身体大坏，又服食“红丸”（壮阳药）中毒毙命，在位仅8个月。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朱常洛之子朱由校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天启”。这期间朱常洛宠妃李选侍企图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在东林党直臣杨涟等人的逼迫下，李选侍被迫离开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的拥立下顺利登基。至此东林党俨然成为朱常洛、朱由校父子两代人的登基功臣。顺利即位的天启帝也知恩图报，登基伊始，东林党人分别占据了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大理寺卿等要职，其后通过分化瓦解的手段，击败了反对派“齐楚浙三党联盟”，东林党“托塔天王”叶向高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至此执掌了大明朝文官集团的大权。史书上所说的“众正盈朝”，就是这个时期。
【二】
纵观东林党的发迹过程，表面看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看东林党的成员，基本都是道德高尚、志向远大的君子，东林书院的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旧深入人心。东林党长期的政治主张，包括减免商税，与民休息，开放言论，现代有不少人因此“拔高”东林党，说这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而细细审看当时明王朝的内外形势，却不得不承认：东林党心忧天下没错，但多是空想，现实意义甚少。
东林党之所以壮志未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一个人有张居正那样，可以切中明朝时弊，且思虑成熟，行之有效的革新思想。即使间或有一两句“闪光”的豪言，却也不成体系，难成气候。一个先天的差距是，东林党的最初创始人，如顾宪成等人，多是罢官后回乡讲学，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不像张居正们，曾真切接触到民间的世情百态。他们的所谓改革思想，自然就成了浮华泡影。另外东林党的要员们，虽然论权谋手段尚有高手，可论施政能力，除了孙承宗、叶向高等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是菜鸟。既无脚踏实地的构想，又无行之有效的施展能力，仅靠道德说教，从来都是无法成事的。
而在道德层面上，尽管东林党的大部分人，论人品都是真君子，但治理国家不是选雷锋。在封建社会，官员的道德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很多时候并不成正比，有时候甚至成反比，如张居正所说“十清流不如一胥吏”。张居正改革之所以成果卓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用其长，比如平定西南的名将殷正茂，贪污问题一直被诟病，但无论高拱还是张居正，都始终用人不疑。相比之下，东林党人的行政方式，却是道德压倒一切，道德问题一刀切，为人处事，更拿道德帽子压人。比如赵南星做吏部尚书时，就以清廉为标尺一刀切，罢免大批不合格官员，其中不乏行政能力卓越者。山东的“廉政标兵”袁应泰也因廉洁官升蓟辽总督，然后被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害得明朝失去沈阳、辽阳等重镇，一时间“边防大警”。起家阶段的努尔哈赤，也正是拜东林党的愚蠢节节胜利。
而从明王朝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看，明朝面临的两大迫切问题：一是边关告急，二是财用匮乏。前一个问题，在东林党败招迭出，努尔哈赤步步逼近时，幸亏东林党内还有孙承宗这样的人才，他只身赴辽东督师，提拔了名将袁崇焕，打造出了女真人到明朝灭亡时也无法攻破的关宁防线，为明王朝稳住了边防大局，可这样的人物在东林党内凤毛麟角。后一个问题，道德高尚的东林党也有非常自私的一面：明朝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是税收的不平等，明朝中后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国家可收的农业税越来越少。要解决财政问题，就需要建立新的财政体系，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