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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和卿大夫的合作，归根结底，还是由被架空的国君们自己造成的。作为“最弱贵族”，士在国君的眼中还依然是“使用品”，想扔就扔想送人就送人，所以这些士，在春秋早期，经常被国君们用来赏赐属下的卿大夫。一些比较出色的士，因此成了卿大夫的家臣。虽然从行政关系上说，这是从中央“贬”到了地方，但是从身份上说，这却是宁为鸡头不做牛尾。成了卿大夫家“鸡头”的士们，很快如鱼得水，凭借其出色的能力，渐成卿大夫们最为倚重的势力，比起旧奴隶主贵族对士们的不待见，这些新兴的卿大夫们，很注意对士的拉拢，对于那些为他们效力的家臣，他们不但给予地位上的提升，绝对信任的荣宠，更通过通婚等方式，密切双方的联系。士与卿大夫的最早通婚，发生在鲁国季氏，当时的季氏将自己偏房生的女儿嫁给家臣，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宗法制时期所形成的奴隶制等级关系，也就在这个过程里一步步被打破。
在当时春秋的等级体系里，士的地位位居卿大夫之下，位列平民之上，属于春秋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当时的晋国，在晋文公重耳时期，第一次出现了士掌握土地的局面，当时的说法叫“士食田”。《左传》上更记录在鲁桓公时期“士有奴隶子弟”。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士，不但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土地，也拥有了可以供自己驱使的奴隶，成了整个春秋时期的新富阶层。而士的这些所有，大多都是牢牢捆绑在卿大夫的“家”中，是卿大夫集团内部集权体系的附属品。经济地位的提升，也让士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春秋时候的士，在参加战斗的时候，他们的武器和粮食都是自备的，在卿大夫实力比较弱的时候，他们只能当炮灰，但是随着卿大夫阶层的崛起，在卿大夫和国君之间的权力博弈中，士，却成了压弯天平的最重要的一棵稻草。
在春秋的早期，士固然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财富，但是他们的角色，只是替奴隶主贵族冲锋陷阵，可以说送死他们要去，黑锅他们也要背，而一旦士阵亡了，个别没良心的奴隶主们，还会趁机收回他们的土地和人口。世态如此炎凉，奴隶贵族控制的士，自然大量流失，与此相反，卿大夫阶层对士却大加笼络，原本在奴隶主贵族内部身份低贱的士，到了卿大夫的“家”中，却得到了绝对的信任和权力，卿大夫“家”内部的家宰等要职，都是由原本地位低下的“士”来担任的，对于士来说，这是一种很强的激励：虽然只是卿大夫的家臣，但一旦卿大夫的“家”变成国家，那么作为家臣的他们，也就能够摇身一变当上公务员，成为地位崇高的“卿”。这样的诱惑力，对于长期遭到歧视的士来说，无疑是非常巨大的。这比土地和金钱更加具有诱惑力。
所以在春秋后期，士的追求，就从原先的为奴隶主贵族“执王命”，变成了这时期的“陪臣执王命”。也就是说，打着“执王命”的旗号，真实的做法却是“陪臣”。而且也有很多的士，在长期的积累中，随着实力的提升，开始去反抗自己头顶的卿大夫。比如鲁国季氏的家臣阳高，在背叛自己的主人时，他的手下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小政府，并且自己豢养了大批的家臣，他和季氏的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可见当时的士，已经具有了相当强的实力。而且许多的士，在地位提升以后，也开始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主人。比如晋国时候著名的“死士豫让”，他最早是范氏的家臣，因为范氏对他很轻慢，所以就离开了范氏，投奔了另一个卿大夫智氏，因为智氏给予了他崇高的礼遇和待遇，所以他之后誓死为智家效力。良禽择木而栖的观念，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在春秋后期，士的变化有两种，一是不再处于奴隶主贵族的底层，相反成为了新兴卿大夫阶层的中坚力量，对于卿大夫来说，谁能拥有出色的士，谁就能在争斗中从此立于不败之地。第二就是士已经不再是奴隶主们可以随意转送的产品，相反拥有了独立的地位，可以自己选择效忠的主人，并且在遭到主人的不公正对待后，他们也有足够的实力进行反抗。对于急于夺权的卿大夫们来说，士既是他们忌惮的力量，又是他们急于拉拢的对象。从利益共同点上说，士和卿大夫有着相同的利益，他们都是从旧体制里脱胎而出的新阶层，传统的国君奴隶主们，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这种利益关系，也使得他们因此结成了统一战线，在后来的卿大夫夺权运动里，士其实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士本身阶层也在分化瓦解之中，高下的分化特别厉害，比如著名的儒学宗师孔子，他和他的学生都是士，都是穷得叮当响的士，他们周游列国，得不到土地和人口，一生不得志。但是在当时，士已经不仅包括那些横刀立马的武士们，还有武功高强的游侠，更包括了大量文化群体，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是作为“士”的身份出现的。他们的来源也更加驳杂，比如孔夫子，他的祖先是鲁国的大贵族，但是到他这一代却成了士，等于是破落了。又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贡，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平民，但靠着经商致富后，他有了士的身份，而且富可敌国，成为能够带着大批车马招摇过市的“暴发户”。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路更惨，他是自耕农出身，后来也在鲁国做到了高官，这些鲜明的事实，昭示了整个西周宗法制社会完全崩溃的过程，对于中国新国家体制的确立，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对于春秋时代的伦理纲常冲击最大的，是大批没有任何贵族背景，出身卑微的士，不断有人飞黄腾达，做到诸侯国的高官，卿大夫的家臣，建立自己不朽的功业，这不止是这些人本身的“个人励志故事”，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变化，中国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从此开始出现了条条缝隙。在这个乱世之中，哪怕是卑微的小人物，也有可能成为凌驾于贵族之上的人上人，这个任何人都能成功的时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而受到冲击最厉害的，就是从夏朝时期开始确立的中国世官制度，即官员的世袭制度。比如孔子，他和他的学生都在鲁国做官，但是他们的官职并不是世袭的。因世官制度国家行政体系的划分也因此出现了重大变化。在春秋初期，官员并没有“文官”“武官”的区别，通常都是文武合一的。随着士的出现，尤其是士的身份的分化，大批士进入权力的高层，中国传统行政官职的划分，也开始出现了分化，文职和武职之间的区别日益明显。比如春秋晚期的鲁国、齐国，最早出现了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区别，同样级别的官员，也从此有了文职和武职的不同分工。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大批士的活跃，在当时的各国出现了一批出身于宗法制度之外的，不具备任何世袭官职的武装力量，这些力量往往从属于卿大夫，成为卿大夫扩充权力的重要保证。宗法制的崩溃和新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都是从此开始的。而随着卿大夫权力的日益膨胀，国君被架空，在春秋后期，比如晋国这些国家，他们的国家大权，主要掌握在执政的卿大夫手中。卿大夫们的真实角色，就是国君，而从属于卿大夫的士，即卿大夫的家臣们，也就变成了原来的卿大夫。但是这些人更希望能够获得名分，为了这个名分，大规模推翻原有国君的政变，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第十一章 吴越争霸细解读
在向戎弭兵之后，作为春秋诸侯争霸“主旋律”的晋楚战争，已经基本停止了，大规模的争霸战争暂时停歇，但是局部战争却依然在继续。北边的晋国和齐国之间时有战争发生，南方的楚国和吴国也爆发了军事冲突。实际上，春秋诸侯的争霸，并没有真正偃旗息鼓，只是转移了主战场而已。而春秋晚期的争霸主角，也由早先的晋国、楚国、齐国、秦国，转化为这时期的吴越两国。
说到吴越两国，后人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伍子胥攻破楚国国都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说陌生，是因为长期以来，许多历史资料中并没有讲明这两个国家的来龙去脉。对于不熟悉春秋历史的朋友来说，他们仿佛是突然冒出来的新势力。其实这两个春秋战国早期的小角色，却是历史悠久的诸侯。在弭兵之会后，晋国和楚国都已经无力再继续争霸战争，中原大地获得了暂时的平静，争霸战争的主战场，却转到了中国东部的江南地区——吴越争霸。这两个早期的小角色，却是晚期春秋争霸的主角。
【一】
吴越霸业中第一个冒头的，是吴国。与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楚国相比，吴国虽然比较小，却是一个根正苗红的诸侯国。
吴国的政治中心，就在今天的江苏苏州一带，吴国人的祖先，就是周文王的叔叔季历。当年在周王室的内部争权中，季历这一支宗族逃到了江苏南部，在当地扎根安家，和当地的“荆蛮”杂居，并在当地蛮族的拥戴下立国。到了吴国第五代君主周章在位的时期，西周王朝已经建立，西周开国国王周武王得知吴国立国之后，索性顺水推舟，册封他为当地的诸侯，此外周章的弟弟被封在虞国，成为虞国的国君。虽然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宗族，但在中原诸侯眼里，吴国同样一度是“蛮夷”。当时的江南地区蛮族林立，生产力落后，吴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土版图，都无法和中原诸侯国相比，春秋早期，吴国露脸的机会很少，大多数时候都是看热闹的角色，没有实力参加中原争霸。
吴国开始冒头，是从春秋中期开始的。当时的吴国，经过几代君王的励精图治，已经是春秋列国中的“中等发达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吴国虽然一直被看作“蛮夷”，但历代国君执行的，都是“华夏化”的政策，努力学习中原先进的礼仪，文化制度，并积极学习中原的农业生产经验，吴国实力的壮大，起于他们积极在江南推广农耕文化，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到了春秋中期，吴国的礼仪、经济、文化，都基本与中原诸侯国无异，已经是一个华夏化的文明国家。春秋中期，吴国开始了第一次北上扩张，他们向北攻打中原小国朱国，并且顺势杀入到鲁国境内，一路势不可挡，后来在齐国的干涉下，才不得不退兵。当时鲁国的执政者季文子感叹：“中国不振作，以至蛮夷入侵。”此时在中原士大夫眼里，吴国虽然是周王室后代，却还是一个蛮夷国家。
但此时的吴国，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已经相当发达。当时吴国的冶炼业独步春秋诸国，吴国青铜剑的锋利程度，也是远近闻名的。吴国本土也开垦了大量的荒地，值得一提的是，吴国还完成了春秋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刊沟。它连接了长江与淮河，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条著名的人工运河，后来隋炀帝开挖京杭大运河时，也首先选择了疏通这一条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