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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中国人口锐减的最惨烈阶段，应该是从董卓进京开始，到赤壁之战结束。这段时期的中国，可以说是天灾人祸并存。“人祸”方面众所周知，权臣董卓本身就是个倒行逆施之徒，他进入洛阳，是整个中原的灾难。他的滥用民力，大兴土木，横征暴敛，让中原大地一度赤地千里。他的“临时政府”不知建设，只知破坏，比如他的士兵每次在洛阳周边巡逻，回来的时候马背上都满载着抢掠来的妇女，所过之处，富庶的村庄尽数被屠杀干净，物资全都被抢掠殆尽。而这时候，中国的自然天气，也进入了“反常”阶段，中原各地纷纷闹灾，比如豫州的旱灾，按照正史的记载，一次性就饿死了300多万人，数字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当时，中央政府都自身难保，哪里还管得了老百姓？后来董卓在关东诸侯的打击下逃离洛阳，将整个洛阳的人口全都迁到了长安，结果活着到长安的，只有区区10万人不到，其他大部分都倒毙在路上了。北方糜烂如此，南方也好不到哪里去，江东的孙家，荆州的刘家，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并不是《三国演义》小说里让人艳羡的世外桃源。后来曹操南下荆州，对长江沿岸的打击也非常巨大。
人口的持续锐减，对那时候的格局，以及各路诸侯的主要政策，都产生了影响。凡是有眼光的政治家，在这场战乱的后期，都开始把人口当作主要的争取对象。曹操在灭掉袁绍后，从户册上发现冀州地区有30万人，竟然让他喜不自胜。刘备在赤壁之战后，之所以不顾孙权有可能抄他后路的危险，一心西进四川，重要的原因就是荆州本地人口凋零，就像庞统在投奔刘备后劝他的那样——“荆州荒残，人物殆尽”，这样的地区，自然不能作为争霸的本钱。在得到四川后，刘备一度势力大兴，也是因为当时的四川有盆地的阻隔，是整个中国受到战乱破坏最轻的地区。四川当地的人口，特别是汉族人，大多属于逃难到这里不久的难民，能够有力气逃难过来的，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除了争夺人口之外，许多政权也开始采取恢复人口的政策。按照南北朝以及唐朝许多史料的说法，建立东吴的孙权，从登基开始，就下了强令婚配的政策，即男子在12岁之前必须成婚，否则就要法办。曹操之所以采取屯田政策，也是由于人口锐减，特别是农民大量减少，军队根本没有足够的粮食。最重要的影响是，我们虽然把赤壁之战当成三足鼎立的开始，但是在赤壁之战后，中国的内战并没有停息。一直到公元222年蜀吴夷陵之战结束后，才真正进入一个和平期。在《三国演义》小说里，夷陵之战双方动用的兵力，蜀国有70万，吴国也有10多万，真实的数字，却是蜀国8万，吴国10万，小说的数字严重“注水”，真实的数字却更值得深思：一场关系两个政权命运的大战，双方只拿出了这么点兵马，只能说人口下降得太厉害。在此之后，三国的历史，进入了一段时期的“和平期”，原因也就很简单了。人这么少，再自相残杀下去，大家都要完蛋。
【三】
三国人口的回升，是从公元221年开始的。如果说这一年之前，各路枭雄之间的注意力，主要在战争上，那么这之后相当长时间里，就主要在人口上。
在恢复人口的问题上，当时的魏蜀吴三国都有自己的政策，魏国的政策是屯田，大量士兵兵农合一，增加北方劳动力。吴国的政策，一是招抚北方流民，二是向南扩展，同化南方的“原住民”山越民族，孙权甚至还多次组织军队骚扰北方的苏北、淮南地区，主要任务也是抢掠人口。蜀国方面，无论是诸葛亮做“相父”时期，还是“扶不起的阿斗”刘禅亲政的时候，在人口问题上从来不含糊。比如对蜀国和魏国的边境地带，蜀国就多次策动魏国境内的边民逃亡到蜀国，划分土地安置。除了抢对方的人口外，在生孩子方面，三国也唯恐落后于对方，魏蜀吴三个政权，都不约而同地出台了有关奖励生育以及强制婚配的政策。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自我疗伤能力一直都很强，在这场有关人口的“和平竞赛”里，中国的人口总量，开始缓慢地回升过来。
曹操建立的曹魏政权，在人口恢复方面走在最前面，本身中原地区人口的基础就比其他地区雄厚，而且在人口增长方面，曹魏也很重视“科技革命”。曹魏统治时代，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又一次革新期，如改良水车等新式农具的推广，加快了农业恢复的速度。曹丕登基的初期，大臣杜恕曾说，现在曹魏的人口总数，不及当年东汉的十分之一，这已经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数字了。曹魏灭亡蜀汉的时候，曾经把两地的人口做过统计，除去蜀汉地区的人口，曹魏当时的人口，大约有400万了。蜀汉方面，在公元236年，曾经有过人口数量的记载，当时的人口刚刚突破了90万，在曹魏灭亡蜀汉后，以蜀汉方面提供的数字，这时候已经有了95万人。东吴灭亡后，按照王濬清点的吴国政府统计数据，人口已经到达了200万。也就是说，在蜀国和吴国的鼎盛时期，他们两个国家的人口总数，仍比不上北方的魏国，三国归一的最后胜利者，从这一点上或许就可以决定。
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应该是蜀国灭亡后的三国晚期，到西晋太康之治的这段时期。在西晋武帝时代，中国的人口总数，已经回升到了1600万。之所以有此规模，一来经过长期的对峙，三国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另一个原因，就是三国灭亡后，通过重新清查户口，查出来许多被隐瞒的人口和土地（用来逃税）。西晋早期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采取了“重新入籍”的政策，即各地原本的户籍作废，重新由政府进行统计，同时减免赋税。许多逃亡的农民，重新入册，这样一来，人口也就大大增长了。东汉末年中国战乱造成的创伤，因此渐渐愈合。
东汉末年至三国人口的减少以及恢复，对中国未来的历史，产生了微妙影响。在常年人口锐减的形势下，三国都注意招揽北方游牧民族入汉地，以增加劳动力，大量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在这时候到达了高峰。同时北方人口的流动，也改变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后来的动乱，与之不无关系。虽然西晋时期中国人口处于回升中，但长期战乱造成的损失，不是短短一二十年就能抹平的。西晋在建国后，采取了错误的统治政策，最后灭亡的结局，也就不奇怪了。
第五章 东吴特殊的坞堡部曲军制
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的关系演变，是孙吴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课题，田余庆先生首先提出后，学者多有论及。依笔者之见，自孙吴立国至孙皓亡国的半个多世纪里，两者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的相对平衡中。孙氏政权赖江东世家大族而立国扬威，江东世家大族也缘孙氏政权而势力日增。
【一】
孙策时期：试探与靠拢。
孙策进入江东后，对江东世家大族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草创江东六郡时，孙策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江东大族的实力之厚，年少气锐的他以为，凭他手下众多的能征惯战之士，无须仰给当地大姓，就能在江东建功立业，成就一番事业。所以，孙策对不服从他号令的人，一概诛之而后快，其中既包括由朝廷任命，视孙策为叛逆的州郡长吏，如许贡、刘繇、王朗等人，也包括割据一方、不服从孙策号令的地方豪强割据势力，如严白虎、邹他、钱铜等，以及吴地大族如盛宪等。在专赖武力行事的过程中，孙策渐渐看清了江东大族潜在实力的深厚，并进而得出结论：要想在江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改变以前的一味用强政策，实现与江东大族的合作。这是孙策的一大战略转变，尽管孙策生前并没有明确表露这一意图，但我们可以从他安抚、网罗吴地人才的做法中窥知一二。
其一，孙策入吴后，严格约束手下部队，禁止扰民，以博得吴地百姓，当然也包括吴地大姓的好感。入吴之前，孙策在吴地老百姓的传闻中形象不佳，“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在孙策大军入吴后，“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竟以牛酒诣军”。一支战斗力强大而且纪律严明的军队，不但能得到吴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而且也令江东大族备感宽慰。
其二，孙策对江东大族的结好，主要体现在他对吴地人士的搜罗与重用上。孙策转战江东六郡时，身边除孙氏宗族中人孙河、孙静、吴景等，淮泗精英如张昭、周瑜、黄盖、程普、周泰等跟随外，还有一批江东的文臣武将，其数量虽不可与孙权时期同日而语，但也是孙策倾心接纳的结果。而且，这批吴地人士大多身居显职，孙策也视之为股肱，倚之颇深。如朱治，丹阳人，孙策进军江东时，朱治以吴郡都尉的身份驱走原吴郡太守许贡，迎孙策顺利入吴。朱治资历既高，功劳又著，又与吴地大姓关系密切，在吴地有着相当的表率作用。虞翻，会稽余姚人，孙策攻王朗时依附，他不见容于孙权，却为孙策所重，孙策甚至让虞翻出使中原，令北方士大夫一睹南士风采的打算。虞姓为会稽四姓之首，系文化士族。虞翻与朱治的依附，对吴地人士起了一文一武的模范作用。其他如董袭，会稽余姚人，“孙策入郡，袭迎于高迁亭”，是最早投附孙吴政权的吴地人士之一；凌操，吴郡余杭人，“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常冠军履锋”；贺齐，会稽山阴人，“孙策临郡，察举孝廉”，后戎马一生，为孙吴政权东征西讨；全柔，吴郡钱塘人，“孙策到吴，柔举兵先附，策表柔为丹杨都慰”，全柔出身名门，祖上曾为汉尚书郎右丞，算得上江东文化士族，影响力颇大；还有芮良，丹阳人，父芮祉跟随孙坚征战，自己跟从孙策平定江东，“策以为会稽东部都尉”。这批江东人士在孙策入吴前后就已融入孙氏集团，并对孙吴政权忠心耿耿，权势与地位也日见其上，除虞翻为孙权流放外，其余大多被孙权重用。
孙策的这一战略意图，在他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得到了最终体现。孙策临去世时，张昭等人按常理推测，孙策极可能会选择和自己性格相近，即同样以“骁悍果烈”著称的三弟孙翊为继承人，却不料孙策选中了孙权。“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而策呼权，佩以印绶”。原因孙策交待得很清楚，“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要立足江东，不能单凭武力行事，尤其在如何处理与江东大族的关系这一决定孙氏前途的关键问题上，光有武力的孙翊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唯有“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的孙权才是最佳人选。
汉末天下大乱，江东地区虽有刘繇、王朗这些朝廷牧守，但他们能力有限，自保尚且不暇，江东大族当然不可能死力相效，如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