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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选调演员就是一件难事。都是爱蹦爱跳爱唱的少男少女，又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排练。天天在南山拿锄头修地球，谁不想到县城去风光几天呢？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只能按总场规定的人数择优录用。择优了的高高兴兴，没择到的气冲斗牛。有几个女孩子还闹到总场领导那里告我的状，说：“他金成凭什么只选别人不选我，我哪里比人家差？”有的还哭哭啼啼，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闹得总场不得安宁。
本来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却闹得如此不可开交，这是我深感意外的。我原来估计没取上的会有意见，但只要领导做点说服解释工作，无论如何也不会闹到这种地步。
尽管我的所有工作都做得谨小慎微，不曾有过任何过失。但多年的风风雨雨养成了我一种政治过敏症。当我获知有人在总场大闹时，就禁不住有些提心吊胆，继而萌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该不会节外生枝，又给我招惹什么灾祸吧？
倒霉的人怕什么就有什么。第二天，毕场长就来到了宣传队的集中排练地江背分场。他一见我就语冷色厉地说：“老金，你卷被子回去。先到场部去一下，林书记有事找你。”看他的表情，听他的语气，我知道大事不好，情况严重。我只能猜测一定与这次汇演有关。但怎么也想不出“不好”的所以然，“严重”在哪里？
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天我刚走，毕场长就集中宣传队全体队员开会。他首先宣布金成开除出宣传队，同时宣布解散二分场宣传队。理由是二分场宣传队被金成这样的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成了被阶级敌人利用的工具。接着就大骂金成之流搞宣传队的目的就是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削尖脑袋往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钻。然后就一竹篙打一船：“你们搞什么宣传，还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你们唱歌跳舞，能唱出谷来？跳出米来？唱个屁，跳个屁！你们就是好吃懒做，变着法子找快活……。”一阵雷霆之怒，唬得在坐的所有人没一个敢出大气。
我扛着一床破被，夹着几件换洗衣服来到总场，在党委办公室找到林如春书记。我说：“林书记，你找我？”
林书记打量着我说：“你就是金成吗？”
我说：“是……”
我刚说一个是字，林书记的脸色陡然一沉，接着就用一种威严的口吻说：“想不到南山垦殖场还有你这样一个人物！党委决定了的事情，你上串下跳要推翻党委的决定，企图牵着党委的鼻子走。这就是阶级斗争！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接着，林书记就从我的反动家庭出身，数落到糟糕的现实表现；再从文化大革命的斑斑劣迹，数落到不可饶恕的三反罪行……。这段话虽不长，却把我勾勒成了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魔鬼式的大坏蛋。
我心里明白，这决不是林书记的语言。一个刚来不满十天，连“金成”这个名字都是刚从别人口中才得知的新领导，怎么可能把一个普通工人的“政治历史”，“劣迹罪行”如数家珍？对于林书记的复述――我只能把林‘书记的这段话用“复述”二字代言之，我静静地听着，这不仅仅是出于对一位新领导的尊重，更想看一看那个居心叵测的人到底给我泼了多少脏水。
林书记说完，我本想逐一申辩，但又觉得没有必要。于是我换了一个角度说：“林书记，如果不是别人告诉你，你连南山有没有‘金成’这个人都不知道。显然书记刚才对我的评判全是别人的语言。我知道这个人是谁，就是毕可风！……。”我在这里说得很直率，但我尽量压抑自己的愤怒，说话的语气还是比较平缓和理智。
林书记不至可否地说：“他对你有成见？”
“我不知道，我好象从来也没得罪过他。”
“那他为什么对你这样？”
林书记的话很平实，没有半点官腔。我想，在书记面前，我不应有什么顾虑和保留，该说的就要向书记表个清楚明白。于是，我接过书记的提问，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打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这样，但我知道他想怎么样。看架势，他是想利用你林书记初来，情况不熟，借这次文艺汇演的一点枝节问题，无限上纲，再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搞臭。但我不怕，香的搞不臭，臭的说不成香。林书记，我今天要到场部等他回来。他把我金成说成劣迹斑斑，罪恶累累，我看他能拿出多少真凭实据。我还要当着书记的面揭一揭他的那些臭名昭著的丑事。请你书记当场作个评判，今后你也可以在南山的干部群众中了解了解，是我金成臭不可闻，还是他臭气熏天？……。”
虽然林书记与我只是在非正常情下的初相识，但看得出来，这位新书记不是一个惯于心高气傲的官僚主义者。他面对我的无所顾忌，听着我的滔滔不绝，他不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官官相护，也没有表现出对一个“声名狼藉”的平民百姓的无视和反感。却平静随和地说出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话：“他是领导，你何必与他正面冲突呢？我初来乍到，是不太了解情况……。你先回去，一次汇演没参加有什么想不开的，其他问题我会放在心里。我们早晚会了解清楚的，你要相信党委。”
听了林书记的这一番话，我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再说即使我耿耿于怀又能怎么样呢？“一忍解千愁”，这是人生经历恩赐给我的处世法宝。
可是，树欲静风不止！我能忍气吞声，可人家要穷追猛打，我又岂能奈何？毕场长在江背分场开涮了我一番之后，第二天又跟踪追击到二分场，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党支部会议。他在会上首先通报了南山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说有人上窜下跳与党委对着干。这个人就是你们二分场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狗崽子，文革中幕后策划打砸抢的骨干分子金成。接着就添油加醋地把我如何擅自到县里活动，妄图推翻党委决议等等详细描述了一番。又联系我在文革中的思想行为，把我的“反动嘴脸”重新勾勒了一遍。最后号召二分场全体党员要带领群众对金成这样的阶级敌人百倍警惕，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不放松……。一番话说得二分场上空乌云滚滚，好象金成就要翻天了。
这种无限上纲，无限夸张的渲染之词我听得太多了，习以为常，虽然尖刻锋利，如果只动动嘴皮子，倒也无关痛痒。但我了解毕场长是个打蛇打七寸的人，既已动手就决不会仅停留在口头上。不过他也知道，枪毙、判刑他做不到，就是开除出场或者给个什么行政处分，也不是那么简单由他一说就算。于是他果断地作出决定并当场宣布：不能让金成在分场所在地，要把他调到偏远生产队去严加监管！就他目前的权力和我所犯“罪行”来看，最多他也只能办到这个份上。
顾人思意，中央所在地是一个国家的中心，省府所在地是一个省的中心，分场所在地自然是全分场的中心。在“中心”比在边远占着许多优越，如与领导接触的机会多，活动空间大，又有食堂，生活方便，就是看场电影，也就在门前屋后，免受摸黑来回之苦。把我调到边远生产队，就象从京城下放到基层，从省城下放到农村。对我这个新婚之家来说确是当头一棒。不但让我沾不着一点“中心”之光，而且眼下的生活就困难重重。一无蔬菜地，二无家俱，连炊具餐具也不全，光一日三餐就能把我们折腾得焦头烂额。更损的是，他们明明知道正秀是个肾炎病患者，是绝对不能下水的，却偏偏要把我们调到一个水田最多、旱地最少的生产队去。这无异于要她的小命！这迎头一击对我们这个勉强凑合的家，对我们这一对感情尚且陌生的夫妻来说，确是雪上加霜！
本来，向县里反映情况，要求二分场宣传队参加汇演都是分场艾书记的意思，我只是完成了一项他亲自交给的任务。如果此时艾书记能出面说明一下真相，事情也不会搞得这么复杂。一个支部书记，委托一个下级办这样一件小事，合理合法，天经地义。可是，当毕场长把这事当作一个屎盆子扣在我的头上，还上纲上线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严加痛斥和处置时，我们的这位艾书记害怕了，他把头紧紧地缩在乌龟壳里，就是不肯声张一句。不仅如此，他还不时地附和着毕场长的话，讨好地帮腔加调。我本也可以据实说出是艾书记安排我向县里反映的。可是看着艾书记那副嘴脸，他极有可能矢口否认。要是这样的话，毕场长就正好有凭有据地给我扣上一顶污陷革命领导干部的帽子，我就真的有口难辩，罪加一等了。
对于毕场长为甚么对我怀有如此深仇大恨？我百思不得其解。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可我与毕场长平时很少接触，更谈不上有什么私人恩怨，有时对面相逢，互打招呼，也算友好相处。可这一次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他不是对我有极深的误会，决不会对我下如此重拳。我搜索枯肠，寻找答案……。我终于想起来了，是不是那年的那件事他误解了我，成了今天的祸根？
毕场长是个群众口碑一直不太好的领导干部，我来南山不久就经常听到人们对他的一些议论。那年月最忌讳的一些事情他基本上都占着。这样的人在文革中是很难过关的。
一九六七年冬的一天下午，我从外地回二分场。只见二分场办公楼前的空地上闹哄哄地围满了人。听说分场今晚要开批判大会，对象就是这位毕场长。我走近人群，举目望去，只见围观人群中央的一棵小树下站着毕场长，一个年青人正在用一段麻绳反绑他的双手，然后牵到楼上会议室里，栓在一条桌腿上。
我是很反对这种作法的，怎么能用这种极不文明的方法来对待一个老领导呢？我既然来到了现场就不会袖手旁观。但因为事情不是我主持的，在那谁都说了算，谁都又说了不算的年代，处理任何事情都必须小心谨慎，否则，好事也有可能引起误解，变成坏事。
我一直在会议室附近。等围观的人走散后，我来到会议室门口。最初的念头是想亲自解开毕书记的绳子。毕场长见了我，说：“老金，请你帮帮忙，给我解开……”我正要走上前去，但又觉得有些不妥。因为那个绑绳子的人是另一个组织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想最好是“解绳还需系绳人”。我马上回头下了楼，找到那个绑绳子的青年说：“绑着绳子多难看，他又不可能逃跑，去把绳子解开算了。”那青年迟疑了一下，还是上楼去把绳子解掉了。
在这个过程中，毕场长看到了什么呢？他求金成给他解绳子，可金成理也不理，扭头就走。解绳子的是那个青年，要不是他……。
可金成为什么掉头就走？金成是干什么去了？金成在楼下对那个青年说了什么？那个青年先前绑了他，现在为什么又解了他？他当然一无所知，也不可能去细想细察。他所看到的是金成的冷酷无情，见死不救！
误会是可怕的，当误会积聚成了仇恨时，脆弱的一方被强悍的一方所宰割是早晚难免的。几年之后的今天，我终于落在毕的手上，而且时机对他施展权术又极为有利……。
谁让我蠢笨如猪呢。如果当时我亲自把绳子给解了，说不定他还会对我感恩戴德呢，至少也不会埋下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