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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的第一个反革命分子是个知识青年，据说在反革命组织中是个军长。抓他的时候，他莫名其妙，不知何故。审问他，起初他什么也不承认，说根本没这回事。
人家举报了你，无产阶级革命派抓了你，你还如此的不老实交待，企图蒙混过关，在这火头上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吗？运动刚刚开始，第一个就拿不下来，这无产阶级的铁拳不是显得太软弱无力了吗？以后的运动还怎么深入下去？经办人拿什么向领导和群众交待？这种死硬分子是不动大刑不心惊，不见棺材不落泪的。
于是，一顿皮肉之苦在所难免。他终于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也承认自己是军长。
反革命军长！这还了得！于是又是一顿暴打。这一回是出于阶级义愤，打的是他的十恶不赦！
既然是反革命军长，文章可就大了。首先，你的反革命组织叫什么名称？既然你是军长，你的上司是谁？你的手下又有多少个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最初是谁发展了你？你又发展了谁？……？要一个个报上名来。到这份上不报行吗？
那时，“反革命”三个字一旦牵扯到谁头上谁就难过这道关。你不承认不行，因为人家举报了你，不承认就是抗拒，就要从严惩处。承认了也不行，既然自己承认了是反革命，那么你就必须回答后面一连串的追问。有些意志薄弱者熬不住严刑逼供，就昧着良心乱报一气，致使在一段时间内反革命分子多得惊人。不管多坚强的汉子，一但上了这个黑名单，就意味着大祸临头。
我的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含冤而死的。六八年夏季，有一个外村人被打成了反革命，审讯时，他经不住吊打跪压，报了许多人的名字，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他报的其他人都是贫下中农，只有我父亲是地主分子。在那个年月，地主分子又加上现行反革命，万死也难抵其罪。当即被五花大绑，押到大队部，连夜进行审问。
父亲本是个厚道人，性格倔强。他知道不承认是反革命只死自己一人；为了自己苟且活命于一时，乱攀乱咬，就有可能要害很多人。所以不管人家怎么用刑，他都咬紧牙关宁死也不乱说。第二天清早，大队就通知家里去收尸，说是畏罪自杀……。
随着运动的反反复复，有一种人变得越来越聪明，为了免受眼前的皮肉之苦，也为了整治那些无知的恶棍，你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承认是反革命；你问我反革命组织有哪些人，我就把在场的那些整人最凶狠的家伙都报上；你要是争辨否认，我就煞有介事地说出你参加反革命组织的时间地点，甚至还编造出你在何时何地说了什么反动话，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叫你有口难辩。所以，当时常有这种情况，有的人今天穷凶极恶整别人，明天就听说别人在整他，而且整得更厉害。
那期间，我比任何时候都胆战心惊。如果有人要害我，把我的名字报上，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不过，总算万福万幸，始终没有人报我的名字，或是有人报了而被救苦救难的哪位菩萨救了也未可知。反正这一关我也算平安渡过了。
经过连续几次运动，各类阶级敌人基本上都挖出来了。接着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所谓清理，就是把那些揭露出来的人，是农村的就遣送回老家，由当地的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家在城里的，当然不可能送他回城享福，那就继续留在场里，或挂牌子或戴上帽子就地劳动改造，接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回我身边再也没有保护伞了。江书记工作忙，不可能每次都有人向他传话。傅应农书记前不久又调走了。新来的艾书记本来对我也是了解的，平时面对面也讲过我的一些好话。但现在是在运动中，阶级斗争是最讲阶级立场的。艾书记是一个开口闭口阶级斗争，人前人后最讲阶级立场的人。如果有人要整我，他能说什么呢？我了解他的为人，只要他不落井下石，也就对得起我了。
早就听到有人背地里说：“不把金成搞掉，将来吃不消。”
这句话的前半句我明白，而后半句我想了很久也没弄懂。所谓“吃不消”是说金成有三头六臂的本领，还是怕金成有牛鬼蛇神的邪术？左思右想，悟其用意大概是这一回一定要把金成赶出南山垦殖场，以绝后患！
凡清理回家的人，大多要先把他搞臭，扣上一顶帽子，写上几条理由，然后名正言顺押送出场。而金成的头上至今还没一顶帽子，甚至连辫子也没抓到一条。就这样清理回家，不但理由不足，还太便宜了他！
我终于被揪出来了。那天我正在工地灌沙包，快近中午时，有人大声唤我说：“金成，分场要你下午回去。”
我一接到通知，心里就明白，严峻的时刻到了。吃过午饭，我不敢怠慢，独自一人默默地朝分场而去。我沿着那条羊肠小道，翻过两座山峰，步行十里，当分场最外围的那排面朝公路的老式平房进入视野，我一眼就看见墙上贴着一幅白纸黑字的大标语，上写着“坚决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武斗的幕后策划者金成揪出来示众！”与我同时被揪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好朋友李世成。标语上写他是“打人凶手”。这个时候给我扣上“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武斗的幕后策划者”的帽子，给李世成扣上“打人凶手”，同时揪出，同时批斗，真有一石二鸟之妙。看得出来，今天这事的策划者还真费了一番心思。
李世成和我是当年同一部车同一天来到南山的。在水塘头时我们同住一个宿舍，后又一同搬到二分场。这小伙子性格直率，讲义气，爱学习，能吃苦耐劳。但处世为人粗犷，不注意言行检点。
记得在水塘头时，有一年夏天，后勤人员提了一桶凉开水放在外面的一棵树下，桶盖上搁着一只公碗，一把舀水勺。生产队的大部分人都来树下喝水乘凉。此时一位分场领导走过来拿起水勺舀了一勺水对着勺子张口就喝……
李世成见了，气呼呼地走过去夺过水勺往地上一扔，还踩上两脚，嘴里骂道：“喝了你会死！连卫生都不讲。有公碗不用，只顾自己，别人就不喝了？”凶得那个分场干部面红耳赤。他这牛性一发，谁也喝不住，只有我和钟志鸿等少数几个人的话能进他的耳朵。
说李世成是打人凶手倒也不是毫无根据。有一次分场开批判大会，本来会议已结束，主持人宣布了散会。这时不知为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突然抓住一个人不轻不重地搧了一巴掌。我与他交往多年，就看到他这一次打人。
我回到二分场，无人向我打招呼，也无人对我说回来做什么。只是有人背地里悄悄提醒我：“今晚开你的批斗会，注意点。”
晚饭后，我早早地站在会场外等候。不一会李世成也来了，就站在我的旁边。我小声对他说：“站远点，不要让人家怀疑我们搞攻守同盟。”
约八点左右，来开会的人基本到齐了。但我们不敢擅入会场。按照以往的惯例，被斗者入场前，先有人领着场内群众如山洪暴发般呼一阵口号，以显会议的威严，压一压批斗对象的气焰。要听到呼最后一句：“把xxx揪上台来！”被斗人才敢上场。但是，今天没有人呼口号，气氛也并不十分紧张。会议主持人只派了一个普通群众走到我身边不冷不热地说：“叫你们进去。”
我们走到一个用几块木板临时搭成的高台上，看到台子后面有两块用硬壳纸做的黑牌，我就主动把我那块挂在脖子上，李世成也自己挂上了。批斗会就这样开始。
主持人简单说了几句，也没让我们作自我检查，就直接由群众发言。
最先发言的是一个常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涕泪横流的生产队副队长。他的发言只有一句话：“金成，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幕后指挥打了多少人？”
本来我想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但没有打过人，更没有幕后指挥打人，我是一贯反对打人的。”但一转念，话多必失。比如，如果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人家就会抓住这两个字继续质问：“你犯了哪些错误，要老实交待！”这样下去就可能没完没了。因此我就紧接人家的提问，回答了一句话：“我在文革中从来没有打过人，也没有幕后指挥打过人。”不知道是对方认可了我的回话还是没想到下文，发言竟短暂地冷场了。
但不久就有第二个人发言。第二个发言人也只质问了一句：“金成，文化大革命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我同样用一句话回答：“既然贫下中农批判我，说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出乎意料的是，刮了那么大的风，打了那么响的雷，却只下这么一点毛毛雨。更出乎意料的是，那几位对我误解最深的朋友，平时在某些场合常表现出愤愤不平，大有不把金成揪出来誓不罢休之势，此时却无一人出头说话（我真希望他们能当面把心里的所有误解都吐出来。好在这些同志很快解开了心结，这之前、之后直至今天仍是我的好朋友老兄弟）。在这样一个大会上，只有两个人发言，两句话质问，再无人揭发，也无人分析批判，连最起码的程序都没进行完，对我的揭发批判就这样结束了。这同样让我有些感到意外。后面就把我晾在了一边，矛头集中指向了李世成。
有人问他：“你在文革中打了多少人？”
李答：“就打过一个人，你们都看见的。”
又有人问：“是谁指挥你打的？”
李答：“谁也没指挥，是我自己有气打的。”
再有人问：“你为什么要打人？”
这一问倒好象挑起了李世成的满腹怨气。他挺直了腰，瞪圆了眼，提高了嗓门，竟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先打我们，我为什么不能打你们？”
在批斗大会上用这种语言来回答群众，这还了得！他的“负隅顽抗”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人带头呼起了口号：“行凶打人罪该万死！”
李世成并不示弱，振臂大叫：“行凶也是你们先行凶，你们才罪该万死！”
这愣头青就是这样不看时候，这种场合怎么能硬碰硬，不服软呢？有人马上从后面抬出一块早就准备好的足有六七十斤重的大樟木板，上面写着“打人凶手李世成！”一根粗糙的草绳绑在木板两头，中间留一个圆圈，用来套在脖子上的。
李世成那个牛性子，岂肯就范。但双手难敌四拳，任凭他怎么挣扎，木板最终还是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为了不让他把木板取下来，一边一个彪形大汉，使劲捉住两只手，这样他就无法动弹了。
后面再不让李世成说话了，专由群众发言，分析批判。其实，李世成就是打了这一个人，分析来分析去，重三倒四，再怎么说还是这么回事。发言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循环往复。他们不厌其烦无非是要争取一点时间，不让那块刚挂上去的大木板下得太快，让这家伙占了便宜。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听众好象有些厌烦了，有的开始悄悄地离场。积极发言的也好象找不到新词，显得兴致不高。于是主持人走到台前，说了声今天批判会暂时开到这里，接着宣布金成和李世成明天游街示众。然后要我们先离场。
按照惯例，我们离场时也应有人领头呼几声口号，如“xxx滚出去！xxx爬出去！打倒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