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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打下石坝卷入急流。我就曾目睹过这样的一幕惨剧。
那天清早下大雨。老五类份子们和往常一样，很早就到坝上去搬木板。约六、七点钟就听说有人被打下了水。很多人都赶到江边去看热闹。我钻过人群挤到石坝上离现场最近的地方。只见距缺口不足十米的江面上，有一个人抱着一根毛竹，随着漩涡打转转，嘴里大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呀……”
听说打下水的有两人。另一个一落水就不见踪影。大家都说那人必死无疑。因此也无人去看，无人去找。可眼前这个浮在水面的活人，那凄厉的呼救声分明是从他那里传来的；岸上几百人的眼睛分明都在盯着他。可就是没有一个人动手救他。据说也有人不乏怜悯之心，出面清示就在现场的领导：“救不救？”领导也没说不救，可是不知是误解了领导的意图还是临阵胆怯，最终还是无人下水救人。
人们有理由冲我问：你老金不是有舍已为人的雷锋精神吗？为什么见死不救？我不动手倒不是因为我不识水性。其实无需下水也可救人。只要抛去一根长绳或伸过一支长篙，让那人抓住或套在身上，就可拉上岸来。我相信在现场的人，一定想到过许多救人的方法，但谁都没有说出来，更无人行动。就象是在看一条讨厌的被主人扔下水的埃す贰�
我不说也不动的理由很简单。那些年，我连自己的父亲母亲也要划清界线，怎么能去救一个挂着黑牌的地主分子？如果是救贫下中农，那是一种无产阶级感情；救一个阶级敌人，那叫什么感情呢？人家给我扣顶再高再大的帽子也不为过，对我进行再深再刻的批判也就有理有据……。那种顾虑，今天的年青人也许是无法理解的—再多的顾虑也不及一条人命啊……。江中的人在漩涡中打转，围观者越来越多，呼救声越来越弱……最后终于只能听见哗哗的流水声，眼看着那双抱着毛竹的手一松，一具尸体便象一条死狗随着翻滚的江涛沉浮漂荡……。
此时，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众人以为死无葬身之地的另一份子却从远处沿着江岸摇摇晃晃地走到众人面前。这突然的情景，倒让人有些不知所措，是打个招呼还是不打招呼？是过去扶他一把，还是别靠近他？当然更无人会祝他一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类的话……。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大难不死的五类分子，是因他懂水势才幸免于难。原来，凡大水汹涌处都是水面漩涡重重，水下激流涌进。这位大难不死者就是利用这种水势，一落水就钻进激流，顺流而下至缓水处游上岸来。这才摆脱了死神的追捕，捡了一条命归。
谁会去同情一个敌人呢？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文革开展近三年，阶级斗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阶级敌人越斗越多，黑色营垒由原来的四五类发展到后来的十类以上，其人数更是呈直线上升。那年月在关于阶级斗争的宣传中，所有斗争对象都被描绘成最危险、最反动、最凶恶、每时每刻都在梦想翻天的牛鬼蛇神。因此，阶级斗争必然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革命形势所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对每个革命者的基本要求。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丧失警惕，稍有麻痹，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就要变色，贫下中农就要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革命人民就要人头落地！在如此严峻，如此耸人听闻的斗争形势下，那个老地主在江中被活活淹死，那是死有余辜，还省了一份口粮，少费一颗子弹。
我也曾无数遍地涂写过、高呼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时候，一夜之间，地富反坏右等各类另册份子全都摘帽。这些人昨天还被人踩在脚底下，今天就从地上爬了起来，跟正常人并肩而立，平起平坐，我真有点担心他们能否适应，万一有人失态，做出一些蠢事来，岂不有悖于党的一番好意？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百分之百的多余。那些曾被当作洪水猛兽打入十八层地狱几十年的生灵，突然来到阳光下，其实与所有的常人并无多大差异，在他们身上不但找不到一丝反骨，更看不出半缕杀机。看到的是他们与所有人一道，共为现代化建设献身出力，听到的是他们对党、对新的党中央的由衷感激……！…
随着三查运动的深入，墙头终于出现了“坚决把金成揪出来示众”的大幅标语。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工地抬石头。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我早有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来到时，心里还是泛起一阵恐慌，心情立刻变得悲凉起来，脑子里嗡嗡直响，乱哄哄地浮现出许多坦然和愕然、侥幸和不幸的幻觉，双脚也象灌了铅一般，只能沉重地彳亍而行。
本来，多数这类标语都要在揪斗对象前面加上各种帽子，如在名字前加上“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等等。可是这条标语只写了“金成”的名字，前面并没有冠以任何头衔。我摸不透这是什么意思，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扪心自问，悔当初我走错了一步，但这一步我并没有走得太远。说我有错，恰如其分；如果说我有罪，那就言过了；如果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处置我，那就太苍天无眼了！
根据惯例，标语一出，接着就会采取革命行动。可是我的标语出了一天，直到下午、晚上仍无动静。第二天也快过去了，还是没有风声。我心里嘀咕着：这是怎么回事？要揪就快点来吧，这样悬着太煎熬人了。反正要过这一关，早过晚过都是过……。
正在我心神恍惚的时侯，第二天傍晚，有从分场来的人悄悄告诉我说：“县革委来电话了，有人保了你。”
听了这个消息，真是又惊又喜。我在县里没有一个亲戚和朋友，这个来电保我的人是谁？莫非是他？对，一定是他—就是刚调县革命委员会宣传组（即宣传部）任组长的原南山垦殖场党委书记江专生同志。只有他能保我，只有他会保我！
江书记是个群众口碑非常好的领导。他在南山任职多年，工作深入，作风民主，正派廉洁，关心群众。他经常深入到各分场生产队，除了检查指导工作，还抽空与各类人群讨论工作得失，共商南山发展大计。他也曾多次到我的陋室与我促膝交谈。在开导鼓励我的同时，也征求我对全场工作的意见。他每到一地，群众有困难，只要他有耳闻，就一定会亲自过问。我到南山不久，就常听到有人传讲他这方面的故事。他下基层，从不搞特殊化，总是一双筷子一只碗，同我们这些单身职工一道，到食堂窗口排队打饭买菜。作为总场一把手，连自己的妻子也没安排一个象样的工作，每天与生产队职工一道，风里雨里，打一双赤脚，滚一身泥巴。在我们的心目中，江书记既有礼贤下士的长者之风，又有善于集思广益的智者之气。
我很快就得到消息证实了我的猜想，电话正是江书记打的。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知道我的困难处境的，在紧要关头，正是这个电话，给我消了灾，解了围。然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江书记还不顾下雨路滑，竟然为了我专程赶到水轮泵站工地。
记得那天下着毛毛细雨，路上满是泥泞，又脏又滑。我正在抽干了水的围坑里担沙清基。老工人周维圣急急忙忙地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金成，江书记来了，他在小学门口等你，要你快去。”
我把土箕一放，直奔小学而去。老远就看见江书记站在门前。我还来不及打招呼，他倒是先开了口：“老金，别着急，路上滑，走慢点。”
我几乎是扑了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叫了一声：“江书记。”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他拉着我的手说：“走，我们进教室坐坐。”
我跟着江书记走进教室。教室很小，那天可能是礼拜天，教室里没有一个学生。江书记与我面对面坐下，和蔼可亲地说：
“我听说南山少数同志对你有些意见，我已经给南山领导打了电话。不能群众要揪谁就揪谁嘛。我是了解你的，南山的大多数群众也是了解你的。我对他们说了，金成同志一贯表现很好。虽然出身不同，但重在表现嘛。我们都看到，金乘同志在文革中虽然是造反派，但表现也是好的，没有发现他做过坏事。错误谁不犯呢，我们这些干了十几年甚至干了几十年革命的人还要犯错误呢。何况人家是个年轻人，怎么能求全责惫呢。老金，你千万不能背包袱。今后要加强学习，加强自我改造，好好干，党和人民是看得见的……。我就怕你背包袱，想不通，所以我考虑还是来一趟找你谈谈。希望我这一趟没白来，好不好？”
一席话如三伏的风，似久旱的雨，驱散阴霾，感人肺腑！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使劲忍住不听使唤的泪水。
从此，虽然运动仍在深入，我却一直安然无恙。但是我心里明白，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过了关。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每次召开干部会议，总有那么几个人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出我的问题，好象不揪出金成就是革命未成功。其实，这些人对我也并非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文革的风浪把我们推向对立的两岸，误会和怀疑总让他们耿耿于怀，以至积累成了满腹怨气，一有机会就萌生一泄为快的欲念……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安然无恙，这要感谢分场革委会主任傅应农同志。每当有人提出我的问题，傅主任总是很巧妙地回应他们。
傅应农同志是二分场原党支部书记。他文化不高，但思想缜密，工作稳重。运动中他从不把我另眼相看。有时晚上开完会，他既不回家，也不到自己的办公室睡觉，却挤到我的单人床上，东西南北地扯上半夜。
有一次他对我说：“有几个人总想搞你，我就对他们说，要搞可以，你们先报材料到分场来研究。我不相信他们能搞出你的什么材料来。你放心，不要怕！”他这一招可真妙，既不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又不露声色地保我过关……
那年月，运动设完没了。当一场运动尚未结束，另一场新的运动早已在酝酿之中。一旦开始，来势凶猛，人心惶惶。
三查运动眼看就要结束，有一天又不知在哪里突然发现了现行反革命份子和现行反革命组织。先是揪出了一个，接着就以等比数列上升，一群一片直至不计其数。
南山的现行反革命是从外地报过来的。一接到报案，各级革委会就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连夜成立专案小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夜将报出来的所谓反革命分子捉拿、审讯……其行动之迅速，气氛之紧张，部署之神秘，让人不寒而栗。
这次运动情况之复杂也非三查运动可比。所谓复杂就复杂在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身上没挂牌，头上没写字，全都在暗处。而且事先又找不到什么真凭实据。因此，要做到除恶务尽就只有靠审讯这一杀手锏了。
南山的第一个反革命分子是个知识青年，据说在反革命组织中是个军长。抓他的时候，他莫名其妙，不知何故。审问他，起初他什么也不承认，说根本没这回事。
人家举报了你，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