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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拳就要把你们与你们的反动老子一道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短短几行，字字句句，斩钉截铁！把我们这一类人无一例外地与自己的反动老子画上了等号，同样是无产阶级铁拳下的牛鬼蛇神！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非人的称呼，第一次面对这种一刀切的诅咒，第一次听到这种不共戴天的宣告，犹如晴天霹雳，惊恐万状！我随手将传单揉成一团，欲撕碎扔了！但在恐惧与无奈交织的当口，我颤抖的手又将“撕”变成了“展——我把那团纸飞快地展开，急切地想知道这到底是谁家之作。当我的视线落在最后那一行字的刹那，射入我瞳孔的竟然是北京某著名高校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团！文革开始以来，从报纸杂志上常看到由这所附中发起，并得到高层支持的革命行动。这个兵团当时在全国各地所向披靡，极具威力。
难道中央一再强调的“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政策变了吗？这杀气腾腾的声音是他们自己的想当然还是另有背景？我思来想去，觉得这声音决非空穴来风！此时的我就象一只受了重创的猎物，眼前一片漆黑，看不到一条逃生的路，甚至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但是，我很快就警觉起来——对革命的抵触比被革命抛弃更加危险、可怕！我的思绪立刻被扭了过来，眼前随即响起另一种心声：
“真金不怕火炼，一个革命青年，应该经得起革命的考验，只要自己与剥削家庭划清界线，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一定能得到无产阶级的最终承认和接纳。”当时我把这段心声庄严地记录在我的一个本子上，以为自勉（可惜日记本很快就被红卫兵抄走了）。
现在（近四十年后的今天）的年青人看了这几行文字，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而噗哧一笑。孰不知在那个年代，“革命”二字是多么神圣。任何人、任何事、甚至任何物，都力求冠以“革命”二字。只要与革命沾边的事就能畅通无阻，只有与革命投缘的人才是阶级兄弟。当时青春年少、满腔热血的我们，只要一想到革命就会激情澎湃！而我却常常为无人理解自己的革命情怀而深感委屈和苦闷。
运动按先城市后农村的顺序发展。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某天晚上，二分场（这时水塘头分场已并入了二分场）召开红卫兵成立大会，这就标致着二分场的文化大革命也正式开始了。到会的职工和家属非常涌跃。会议开始，先是分场指定人宣读了上级有关文件；接着书记讲话，强调了贯彻上级文件、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最后由红卫兵负责人宣布二分场首批红卫兵名单。
虽然我早有预感名单中决不会有我的名字，但当宣布者念完最后一个姓名，确确实实没听到“金成”二字时，心里仍感失落。尽管别的四类分子子女也榜上无名，可我还是不能平静自己。我是个要求入党的人，现在连参加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不是说重在表现么？难道就没有一点区别对待吗？这天晚上，我通夜未眠。
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第二天清早，我刚起床，就有红卫兵找上门来，要我把所有的书籍、日记本、手稿都拿出来……。
我明白这是上门抄家来了。我感到震惊，红卫兵竟第一个拿我开刀！我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心里只觉得苍天不公。我知道这种时刻的严峻，进而一种恐惧油然而生，我只能压抑住内心的所有疑惑，连一丝一毫的不悦也不敢流露。
我住的是集体宿舍，几件破衣服就塞在床头，床底下一只长不足两尺，高不过五寸的小樟木箱里装着几本小说和我订阅了几年的《收获》和《剧本》—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把木箱从床底下拖出来，打开锁，说：“全在这里，你们要什么就拿什么吧。”就这样，所有的书和那个小本子还有我的手稿全被抄走，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些东西了。
紧接着“四大”开始。我发现针对我的大字报并不多，只有一张是批判我那尚未出笼的剧本的，说剧本的内容反动，是对革命群众的污蔑。所幸这张大字报并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孤伶伶地挂了几天就自生自灭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派系斗争，象烈火一样迅速漫延。省城南昌的红卫兵很快分成两派，一派的口号是炮打张青山，支持王树如，自称为造反派；另一派的口号是炮打王树如，支持张青山。也自称为造反派。两派都高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在相互的攻击中，前者斥后者是“老保”；后者骂前者是“反革命”。两派观点针锋相对，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不久，两个观点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农村。各地开始有人上路拦截过往车辆和行人，对不同派别的人进行阻挠和“教育”，特别是对省城来的人更是加倍警惕。
随着革命形势的“越来越好”，农村也开始向两派分化。这时从城市到农村两派都在争取中间力量。他们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这句口号接过来，篡改成“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没有中间路线可走”，甚至后面还咄咄逼人地加上一句：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此时，再不是以阶级出身划线，而是以观点论敌友，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观点相同，就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那时我的心态是复杂的。有时好象有些思想顷向，有时又茫然不知所措。但我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所谓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走向。
沉默和回避不是我的性格。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仅是一种号召，更是一种责任。为此我心里一直没有平静—作为出身于“剥削家庭”的我，更应置身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中，迎接革命的考验，接受革命的洗礼，在运动中洗刷自己身上残留的“剥削阶级烙印”，使自己脱胎换骨，成为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合格成员。
但是要我贸然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我还没有这种把握，更无这种勇气。对两派针锋相对、双方分别炮打火烧和坚决支持的张青山、王树如，我只听说他们是省里的领导，其余一概不知。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我必须慎之又慎。尽管不断有人用各种方式企图试探我的观点，但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人家在我面前旗帜鲜明地大谈两派的是是非非，我就以微笑和沉默来回应。我明白自己政治根基的脆弱，经不起丁点的差错。我窥测着两派的行为是非，分析两派的政治动机，力求理据充分、准确无误地判断哪一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代表，然后再以身相许。尽管我对堵路拦车，组织农民进城有些看法，对红卫兵有所同情，但我必须找到权威的依据，有了绝对的把握才会挺身而出，表露心迹。
我一方面从《火线战报》上了解全省路线斗争的形势，一方面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中去寻找和理解中央的战略部署和路线导向。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上午，我突然发现《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的一篇社论，标题是《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文章论述了当前路线斗争的大好形势，指明了今后斗争的大方向，字里行间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对造反派的支持。
两报一刊是传达中央声音的权威媒体，难道我对这篇社论传达的信息还有什么怀疑吗？我还有什么理由犹豫不决呢？这篇社论就象一盏航灯，指明了我前进的方向，催我最后下定决心，冲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前线。
我马上找到了几位在平时言谈中早已表明了观点的同龄人—陈力和彭锋等，亮开我的观点，并提议立即成立造反派组织—《征腐恶战斗队》。
当时各级领导机构都已瘫痪，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无需什么请示汇报，我们直接写出通知，晚上召开职工大会，成立战斗队，希望革命群众涌跃参加。
接着，我就拿着那张人民日报，逢人就念那篇社论，宣传造反派是中央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真正代表。水塘头与二分场合并后，我虽然早已搬到二分场所在地来了，但水塘头是我的老根据地，这么重要的大事，不能把他们丢在一边。我在二分场马不停蹄地宣传了个遍之后，已是快中午了，我也顾不上吃饭，匆匆忙忙赶到水塘头，趁大家下工在家，嚷了个家喻户晓。
憋了多时的一腔热血总算找到了为革命而沸腾的时机，心里感到由衷的满足和快慰。回到分场，虽然食堂早已关门，但腹中仍不觉得有丝毫的饥饿，便又着手准备晚上的会议。
约下午三点钟，一个老工人悄悄来到我的寝室，小声对我说，二分场有人联络了外面几个分场和大队的人，晚上可能会来冲击会场，建议我今晚不要开会，以免出事。我立即找来另几位同观点的人，向他们通报了老工人提供的新情况，请大家发表意见，该怎么办？
我们几个牵头的都是学生出身，书生气十足。当时一致认为，本场职工，大家天天见面，虽然观点不同，总不至于一见面就动武打人吧？我也觉得矛盾发展总得有个过程，我们相处几年，平时一团和气，从未热过身红过脸，发生武斗的可能性不大。我还天真地建议，晚上如果他们真的来了，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毛泽东思想，争取更多的人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并提出，万一他们个别人有过激言行，我们也要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让他一个巴掌拍不响。
会议照常召开。晚上，有人在食堂餐厅点亮了几盏煤油灯，很多人很早就来到了会场。我想赶在其他分场的人到来之前把会开完。因此，我宣布提前开会。
我首先念了那篇社论，还结合《火线战报》适当作了一些解释；接着就表露了我们的观点，并宣布成立“征腐恶战斗队”；然后呼吁每一个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积级参加。
我们预先准备了一些表格，提请大家同意我们观点的就在表上签个名，表示自愿参加我们的战斗队。我刚说完，就有人毫不犹豫地拿起笔在表格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接着，摆在桌上的几张表和几支笔就很少停下来。人们或托人或亲自把自己的姓名写上。其中有生产队长，共产党员，甚至还有党支部委员。我发现水塘头的干部群众全都参加了。
报名工作即将结束，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想早点散会，平稳收场。正在此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暴风雨般的嘈杂声，接着玻璃窗就被锄头耙泥砸得粉碎。我尚未反应过来，一群手持凶器的人就从食堂大门冲了进来。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颠覆得如此突然？白天见面还是那么亲热友好，晚上一个个就变得横眉怒目，仇深似海。那些原本熟悉的面孔，一冲进食堂就挥舞手中的棍捧寻找攻击的对象。好在参加会议的人绝大多数一听到异常的动静就蜂涌而散了，食堂只剩下我和彭锋，陈力三人。
不知为什么，那些冲进来的人异口同声地点名要打彭锋和陈力。特别是彭锋，只见他被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