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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六载-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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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七名者队员离开申花队,训练人数都保证不了,我便从青年队调了几个人,其中有谢晖、吴承瑛、张勇、张佳平等人。当时,这些年轻球员的基本技术都不规范,记得谢晖、毛毅军等,虽然个子高,但跳起顶球的动作都不对。我便自己做示范,做完后让成耀东再示范给他们看。从1993年12月到1994年1月申花队成立的这一月里,我们的训练效果非常好。
  这时,大连万达队也在上海训练,我们约了一场练习赛,结果以3比0获胜。赛后徐弘对我说:“徐指导,看你们申花队比赛,就像是我们当年的国二队,看出点抢逼围来了。”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足球存在许多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软,经不起对抗。我们国二队和国奥队后来在国内联赛成绩不错,就是因为我抓了抢逼围,从丢球后的回抢开始。当然,要想在比赛中体现这种硬朗,平时训练中就要像比赛时一样地严格要求、真刀真枪。
  习惯了松松垮垮训练的球员们,对这种真抢真铲极不适应,谁也碰不得,稍一碰撞就吵嘴,甚至打架。12月23日下午的分队比赛,陈伟与黄翌打架,我立即把他们轰下场。晚上在全队会议上还让他们做检查。
  我批评说:“这就是我们水平上不去的原因。平时训练与比赛脱节,训练对抗,不拼不抢,碰一下就要报复,这叫对抗吗?今天打架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要提倡真本事,踢人谁不会?业余队里有的是。今天这事危害很大,比赛中你们这样做,只有两个结果:一,影响极坏;二,红牌罚下,最终受损失的还是集体。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还是对对抗的认识不够。陈伟,你记得以前在国奥队时吗?当时与朝鲜队比赛,人家踢你你还控得住球,但现在你退步了,一碰就叫,每次与裁判闹,都有你的份!黄翌你也有坏习惯,一下都碰不得,骄气,认为自己了不起。”
  要让队员们认识到对抗的重要性,改掉过去留下来的坏毛病,是很难很难的,尤其是一些老队员,被新队友碰撞后还要抬脚报复。每到这时,我都要让训练停下来,给大家讲道理,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强制性地让队员们知道,这种实战性的训练,对于今后的比赛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我说,过去大家训练时和和气气,真要对抗时便软了。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有一次,一位老队员被铲倒,火了,爬起来就朝对方踢去,我当即把这位老队员轰了下去。
  12。先踢他几脚,上海人就怕了
  我任国二队主教练时,训练队伍的指导思想是快、抢、前。当时的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泅要求我们说,中国足球要解决一个抢宇,解决中国球员一碰上抢就不行的老毛病。一提到抢,大家都不愿意,认为这太辛苦,认为这不是技术,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其实抢的技术与进攻技术一样的重要。抢是防守技术的一部分,它与进攻是一对矛盾,是对进攻技术的促进。
  过去一遇到逼抢硬朗的球队,我们的技术便不行了。这一点我过去在国家队、国二队,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1992年2月参加在吉隆坡的奥运会预赛亚洲区决赛,我们国奥队都由能抢、能跑、能对抗的球员组成,打起来很有气势。但是外界批评我们打得太粗糙。到了吉隆坡后我没有坚持下去,而是换上了许多南方球员,试图打“技术球”。吉隆坡失败后我自己总结出许多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便是没有坚持以往的打法。放弃了身体好、力量强、冲劲足、逼抢凶的特点,去与韩国队进行“技术周旋”,这注定是要失败的。我要改变中花队,改变上海足球,就是要突出快、抢、前,更突出一个抢字。我心里知道,让上海球员这么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抢,是永不言败的精神体现,也是积极进取的气势所在。我要求队员们主动出击,一鼓作气,不借一切代价将丢了的球抢下来,再攻到对方的禁区里去。一人抢,众人围,多方堵,要想改变上海的“软脚蟹”作风,就是从抢开始。过去北方队一遇到上海队时在准备会上就讲,上去先踢他几脚,上海人就怕了。他们一怕,球就好踢了!
  快抢前,就是以抢为中心。其中雨天泥地里训练铲球,很能培养队员们的意志力和吃苦精神。我与他们一起在泥地里练倒地铲球,我对大家说,过去我们练铲球时队员不愿意倒地,不愿意跑,不愿意鱼跃,因为这是最苦、最累的,而实际上,在比赛中这却是让对手最害怕的,在场上最有用的。在这段时间里,我最强调的便是对抗,便是铲球,一周内起码要练3次。练完后马上分队比赛,要求将铲球技术运用到对抗中去。我还要求队员们一人抢,其他人移位,准备封堵,而不是站在边上看。队员们都非常年轻,肯花力气,训练效果非常好。
  那段时间,是我当教练以来最辛劳的。每次训练完回到白玉兰宾馆暂住地,6点半洗完澡,7点还来不及吃饭,我便倚在床上睡着了,一直要到晚上11点宾馆总经理钱丽芳派人敲门叫我去吃夜宵时,我才能醒来。那段日子,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工作的。我心中唯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尽快把申花队带出来。
  13。俱乐部要我“安心工作”
  虽然训练工作很辛苦,但我从没放弃过搞02足球俱乐部的设想。训练三周后的一个星期天,我约了普陀区体委管足球的领导一起,谈有关02俱乐部放到普陀区训练的事。这事传到了俱乐部,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
  那一天我到队后,发现队里墙上忽然多了一条标语,写着“安心训练搞好队”之类的口号。我感到很奇怪,队里谁不安心了?我问桑廷良和顾兆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训练完后,俱乐部两个同志来找我谈话,对我提出一些批评,大致是这么几点:一,老运动员的除名权不在你这里,不是你想不要就不要了;二,正是由于你到处乱讲话,老队员的工作给你搞坏了;三,你平时态度太凶,不利于队里团结;四,你不安心工作。最后,他们要我考虑后果,要我对1300万上海人民负责。
  我听了这话马上来火了。反问道:“我是怎么搞坏老队员的工作了?除名的话我是经常说的,不干就走,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但我也知道,最后决定权在你惧乐部。关于请老队员回队的事,我在足协也听说了一些老队员的反映,说俱乐部请、金永昌请、为什么根宝不来请?我是没有去请,这是真的。因为最后与他们一起训练、生活的是我,我能去请他们吗?这样的话,这支队伍还怎么管理,我这个”黑脸“还怎么唱?再说,我与他们都谈过了,欢迎他们归队,还做过许多工作。龚副市长也说,门是开着的。领导都说门开着,我能把它关上吗?老队员干还是不干,关键还在他们自己,为什么要我去请?说我态度凶狠,我找队员们谈话做思想工作你们知道吗?你们没有跟队,不知道我这一个月里与队员们谈心达上百次,我承认我有时挺凶的,还要让队员吃‘麻栗子’(用手指敲头),但这是为了训练,为了队员们进步。至于说我不安心,更是无稽之谈。我哪里不安心?我的家不在这,我的家属不在这里,我从早到晚在这里,嗓子也喊哑了,你们看看现在这条件,看看这办公室,每天回到住地顾不上吃晚饭便睡觉,晚上11点起来才吃晚饭,我是哪里不安心?”我一口气把这些日子心中的郁闷吐了出来,当时我非常激动,这一通话说出后,谈话自然是不欢而散。
  当我冷静后想想,可能是有关我联系02俱乐部的事,被惧乐部知道了,他们不太高兴。两天后,郁知非和孙春明在申花总部请我们教练吃饭,听我汇报队伍情况。郁知非听后比较满意,关于02的事也没提。
  这次冲突后,我开始对02的事小心起来,我知道,比较申花队,02俱乐部应该是放在第二位的。1994年我们取得第3名的成绩后,郁知非对我说:“02是你的心愿,我可以帮助你。”但那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直到1995年夏天我们队伍较稳定时,我才正式成立了02俱乐部。
  14。队里住进了一位不速之客
  尽管我与俱乐部的矛盾有了缓和,但由于有了这么个插曲,相互间总有那么一点隔阂。一天,郁知非对我说,以后俱乐部总经理办公室要设在江湾,队里与俱乐部一周或二周开一次联席会议,每个阶段要有总结,每周计划要向俱乐部报告,对外界我们要唱低调,对新闻界要尽量少说话,我们公开目标是第6名,但内部要向前三名努力。
  我敏锐地感到,俱乐部还是对我不太信任。要我汇报,要开联席会议,总经理办公室要设到江湾来,到现场“盯”我,对外界唱低调,每周要报告,好像要把我捆住。这种不信任的感觉,让我很不舒服。
  过去我当国家队、国二队和国奥队主教练时,尽管每周也要向训练局、向年维泅汇报,但工作还是让我放开搞,训练计划有时报上去,有时根本不报。我非常欣赏荣毅仁老人送给我的八个字:“集思广益、独断专行”。
  俱乐部这种与体工队完全不同的做法让我难以接受。我喜欢那种我行我素的做法,我希望自己的工作建立在领导必须信任我的基础上。信任我,我就投入,并为此负责。这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压力,一种促进。俱乐部这样做,像是不信任我,像是要监督我,这种于法,我从未经历过,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不太愿意让人束缚,个性又极强的人来说。
  但冷静下来我又想,我们都是在进行着一项过去从来也没有做过的工作,职业俱乐部是什么样?内部管理又是什么样?我们都没有碰到过。在这个时刻,我不能意气用事,该忍之处还得忍。我想,等我出了成绩,再来证明谁是谁非吧。好在我对这个队非常有信心,只要把训练抓上去,我们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后来也怪,订了那么多条,最后都没有实施,联席会也不开了,总经理办公室也没有到江湾来。我想,这大概是经过了最初的磨合后,大家都感到没有必要去这么做,或者是没有这么做的紧迫感。至今,江湾仍是球队的住处和训练地,俱乐部办公室仍然在市中心。
  有一件事情,至今想来仍十分有趣。虽然联席会议不开了,总经理办公室也不设了,但有一天,队里忽然来了个40岁左右、原在普陀区干公安工作的中年人。当时的俱乐部联络员张德发对我说,他是来申花队担任保卫工作的。
  这人搬进队后很少与人说话,我们始终吃不透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我们相信,他绝不是为“保卫”而来的。
  两周后,他悄悄地把桑廷良拉到一边说:“明天我要走,其实我是到队里来了解你们每天工作情况的。两周来,我看到你们训练非常辛苦,工作非常繁多,而且如此地投入,尤其徐教练,让我非常感动。”听了桑廷良转告的这些话,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对于申花集团来说,他们也从来没有正式接手过球队,也不知道球队的管理和建设应该怎么做,他们对足球运动的特殊性了解得不够,因此把管理企业的模式简单地套用到球队,这大概也是初创时期我们之间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吧。
  副领队张德发后来与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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