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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区派人来问，药品是不是可以先交他们转给你，我本来想亲自点给你，告诉你经过情形，可是你东西南北跑得那么远，那么快，要找你是很不容易的，教堂里的事也不允许我有更多的时间离开。就写这封信给你。附上药品的清单……
我想我已渐渐了解你的工作的意义。因此，我很乐意分担你工作的一部分。这是神圣的工作。能够对你有帮助的事，我情愿多做。让那些法西斯卑污的灵魂，早点受到上帝的惩罚。诚如你所说的，这样才是耶和华真正赐给他的子民的福。
今天晚上，我在上帝面前为你祝福。
你的忠仆 郝尔
白求恩看完信，转身向着董。“你知道，董，”他沉思地说，“在基督徒当中有这么一说：每当一个灵魂得救，天上就欢腾鼓舞。今晚我在地上欢腾鼓舞，因为我们的军队得到了一个顶呱呱的新兵——郝尔小姐。她来到中国为了使人们信仰上帝。可是作为一个教徒，她自己反而成为我们的军队的信徒了。这多有意思，”他笑了笑，“我们的军队使天国和人间更接近了！”
一星期以后，敌人打到了宋家庄。在村子数英里外，一支游击队抵挡着进攻的敌人，这时白求恩正在小庙里给抬进来的伤员动手术。接着有话传来说我军正在退却，必须撤出村子，同时一颗敌人的炮弹落在庙前的空地上。这个小庙医院的一堵墙倒塌了，屋顶陷下了，但是等到烟雾尘土消散后，却一个人也没有受伤。一小时后，战地医疗队离开了宋家庄。
现在，敌人的装甲部队在他们背后推进着，他们向西朝山岳地带撤退。在沿路的村子里，他们集合着从撤守地区的后方医院转移到老百姓家的伤员。在冀西的山区里，他们就安全了。但是在到达安全地点前，他们必须通过白求恩在2月间偷越的日军封锁线。
能行动的伤员都打扮成了老百姓。不能行动的，都藏在农民的大车里，上面盖了草。他们一共把一千个伤员偷运过了封锁钱，经过日军占领的城镇和堡垒，进入了五台山区。等最后一个伤员安全地过了封锁线以后，白求恩才领着医疗队跟了过去。
回到了五台山区后，白求恩又把伤员疏散到村子里，同时做2月份以来战地医疗队的工作总结。现在是1939年7月。自从那晚他越过封锁线到冀中去，至今已有六个月了。六个月的战斗，急行军，战斗沉寂时的训练班，一个接一个令人鼓舞的胜利，然后是败仗和撤退。
他给聂司令员的总结报告中充满了苦闷和愤怒：
为什么，究竟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国民政府和国外的援助？想想看：这儿有二十万军队，有二千五百名伤员经常住在医院里，去年一年打了一千多场仗！而要应付这一切，却没有药品器材，仅有的只是五个医科学校毕业的中国医生，五十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中国“医生”，和一个外国人！
五十三
在冀西，白求恩现在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万分困难的局面。
延安方面终于传来了国际援华委员会曾一直从纽约给医疗队汇款的消息。宋庆龄也从南方设法运送了一批药品进来。但是纽约方面的款项仍然常常在途中被截住或耽搁，还有谣传说宋庆龄在重庆当局指令下被软禁在家里。国民党的封锁逐渐变成了军事包围，有消息说郝尔小姐的教堂已被日军烧毁了。
以后药品器材从哪儿来？医务部门怎样才能应付新形势下的要求呢？通过齐会的战斗，以及动手术不用防腐剂和麻醉药，通过日军在冀中的进展，以及他们目前向西对五台山区的进犯，白求恩终于得出了一些结论。8月间，他到聂司令员那儿去，把这些结论摆在这位晋察冀的军事首长面前。
“过去六个月当中，”他开始说，“我已深深感到晋察冀的医疗机构必须来一次彻底的改革。我们已经证明，我们是能够在现有的原始物质条件下建立起模范医院的。我们的战地医疗队证明了我们能够在前线替伤员动手术，救活许多生命。但是单靠这一切在今天是不够了。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一个战地医疗队，甚至六七个战地医疗队也不能担当起我们面临的任务了。”
聂司令员一直在踱来踱去，做着迅速的、紧张的手势，这时候坐了下来，一面用手指敲着桌面，一面仔细打量着白求恩。
白求恩继续说，这场战争将是长期的战争。前面还有好多年的战斗，军队也将随着越来越庞大。一大部分的战斗已经开始转移到晋察冀来了。一个外国人，不管他的经验多么丰富，加上五个医科学校毕业的中国医生，可能不可能继续做需要数千个受过训练的人去做的工作？非常明显的，不可能。
不仅如此，还有国民党封锁这个问题。他们把中国其他地方和国外友人给晋察冀的援助也切断了。因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及早解决有训练的医务人员和药品器材的问题。
“你建议怎么办？”聂殷切地问。
“最近几个月来，我时常考虑这个问题，”白求恩说，“特别在冀中有战事的那个时期。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们必须做出一个为目前以及为长期需要打算的计划。我们一面在前线继续使用战地医疗队，一面必须开办一个新的卫生学校，采用计划周密的课程，来造就出一大批受过训练的中国医生和护士。我深信以速成的方法训练成千成百个真正熟练的医生在今后将比我们战地医疗队能做的任何事情更为重要。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我们现在经常有二千五百名伤员住在后方医院里。我们有二十万部队。我们有一千三百万老百姓。一年以后，我们将有更多的伤员和更多的部队。如果我们的卫生机构得不到受过训练的人员，我们就等于没有卫生机构。不管我们还能弄进多少其他的外国医生，他们永远不能替代受过训练的本国人。”
“除此以外，我们必须突破封锁，在最近几个月内设法运一些药品器材进来，同时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合作工场，准备在当地至少制造出几种主要的器械和一些简单的药品。”
“问题是，”聂思索着说，“怎么去弄经费和物资来推行这个计划。”
“办法只有一个，”白求恩回答说。“我必须坐飞机去美洲一趟。我认识到，我必须亲自去弄到我们需要的经费、药品器材和助手……然后由我亲自把它们运进来。这事只能由这么一个人去做：他曾在这儿工作过，能够报道真实的情况，同时还要能够进得来出得去。针对着我们的需要，我已经为一个新的医院、一个新的卫生学校以及大批的医生和护士的训练问题拟就了一个五年计划。我估计过，连创办带维持这些机构五年，我们有五万美元就可以了。我以前为西班牙的医药援助募集到的钱比这个还多。我相信我在两个月当中，就能够在美洲募集到这个数目。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目前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
有好一会儿，聂坐在桌子旁一声不响地沉思着。随后他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最后他说：“我们必须和延安方面作进一步的讨论……我个人实在很难同意你离开——虽然只有几个月。”
最后的决定是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作出的。雨季来了，每天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山区和平原到处一片汪洋，战斗因而也沉寂了下来。白求恩就要离开边区去外面的世界了——如果国民政府不留难，由重庆坐飞机，不然，经过越南走陆路。他要在加拿大和美国住两个月，公开募集医药援助，然后回来实现他给聂司令员讲的那个计划。
但是启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是要照顾从冀中战斗下来的一千名伤员。其次是建立新的后方医院，训练医务人员，给战地医疗队在他返美期间的活动做一些准备工作。雨仍是下个没完，天气变得又热又闷，这期间他写完了他的《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接着又完成了一本关于游击战争中医疗工作的特征的较短的著作。另外还得筹办第一批制造外科用的纱布、夹板和假腿的合作工场。
那时候是9月中旬，他的行期已经定好是下一个月。
五十四
在他要动身的前两个星期，有一天傍晚在手术室里，他一直瞒着别人的恐惧被证实了。
他从早晨五点钟起工作到现在，不断地同疲乏和一阵阵的晕眩作斗争。其他的人觉得很奇怪，他好像变得心不在焉似的。到了傍晚，他在手术台旁不时停顿下来，向屋子四周望着，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蓦地间，他在上完一次药以后，从手术台旁往后倒退了几步，两手按着耳朵，使劲地摇着头，并扯掉白色的工作服，把小刀一扔，叫林接替他的工作，接着便像一个受检阅的士兵那样一转身，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到了街上，他全不理会窗户里传出的惊呼声，在夜晚的寒气中直挺挺地站了一会儿，像刚从水里出来的游泳的人一样摇晃着头，随后向他住宿的地方走去。
他在屋子中央站了好一会儿，灯也不点，体味着一种奇异的感觉。在黑暗中，他觉得似乎迷失在一片广阔寂寞的虚空里。他从墙上取下大衣，又走了出去。
他慢慢地在两行茅屋中间走着，同时大口地呼吸着冷空气。他到村边时，便继续往低矮的小山那儿走去，一面走一面不时举起手来拍着自己的耳朵。他挺着头向前走，两眼炯炯地发亮，仿佛在黑夜中搜寻什么东西似的。
在村子里的手术室内，董、林、方三人互相看看，然后问道：“他在做什么？”在小山上，白求恩用一只脚踢着土，仰起头去凝视天空的疏星，然后又倾听着。
他在倾听风声、小鸟的歌声、他草鞋底下土地的嚓嚓声。但是他的耳朵里只有一种可怕的突突声，似乎血液以一条远方的河流的怒号流过他的头部。
他举起手试试有没有风。不错，它和以前一样地刮着，但是没有声音，没有山腰里带来的回响，它是无声的、冰冽的气流。他捡起了一把石子，让它们从手指缝里落到地上。他聚精会神地瞧着它们落下，看到它们无声地碰着霜冻的地面。
他无力地靠到一棵树上，思忖起来。四周的黑夜和小山寂静无声。
他以前曾有过足够的预兆，他思索着——最初感到的不舒服，一阵阵的刺痛，几天几夜不休息后耳朵里的嗡嗡声，右耳特别难受时害过扁桃腺炎。这是在山西开始的；今天在这儿告终，世界上的声音他完全听不见了。
他纳闷着，是不是以后永远听不到生命的奇妙的喧嚣？是不是以后就只能在他自己身体内的噪音中生活，不再有音乐，不再有朋友的说话声，不再有田野上的声音、奔驰的马蹄声、军号声、欢笑声？是不是感染，慢性的虚弱，一种能够治好的病？或是长厚了的骨头把娇嫩的听觉结构给封住了，如同坠下的岩石堵住了魔洞的洞口？
他站了起来，直打着冷战，走回村子去。他的小屋子的纸窗里透露出一道灯光。屋子里，董在等着他，坐在一个椅子里打瞌睡。他摇摇董的肩膀，看着他脸上露出十分关切的样子，看着他的嘴唇在动，从另一个寂静的世界向他发出急切的问话，但白求恩一句也听不见，只是悲伤地说：
“我听不见你的话，同志。我聋了。”
这是一个寂寞、孤独的夜晚。在董走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