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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在山脚下聚齐的时候，有一队人先上山坡去踏勘，打下木桩，做些神秘的标记，探测土壤的软硬。然后是简短的讲话和指示，接着农民们排着整齐的行列往山腰上走了一百多英尺的光景。他们就在这儿开始干起来。
他们用鹤嘴锄和铲子在山面上掘着，用手推的小车把土运走。他们一直掘进长着灌木的坚实的硬土。掘到了坚实的黄土以后，他们又垂直地继续往下掘。
他们每天回到山腰，弯着身子干活，在土中掘成一个又长又高的岩架。最后，这个岩架差不多有二十五英尺高，沿着山面有几百码长了，这时他们就在那平滑的、笔直的墙上画下一排半圆圈，它们彼此间离着好几码，离着岩架的底部有十英尺。这些半圆圈就是以后窑洞的顶，这是他们用系在一根绳子上的木桩标画出的。
随后挖洞的工作就开始了。这些农民还是只用他们的鹤嘴锄和铲子，开始慢慢地、深深地挖进山腰，先从每间窑洞的顶挖起，然后再往下挖到它的底部。过了些天，他们就钻进洞里，在黑暗中往深处挖，直到后来每个张大着口的洞都变成一条空气流通的地道，二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十英尺高，有一个用不着任何支柱的半圆形的顶。
现在在山面上比第一个岩架低三十英尺的地方，又掘了一个岩架。在这儿，这些农民又垂直地往下掘，画出洞口的图样，再往山腰里挖，像一群巨大的蚂蚁似的。等他们完工的时候，两个岩架上有一百间窑洞了。接着就开始装修这些窑洞。
每间窑洞的门有三分之二的部分是窗户，用油纸糊着。白天有充足的光线从纸糊的窗户透进来。晚上点一盏油灯。夏天洞里比外面凉快；冬天用炭盆取暖。木炭由医院的工作人员自己烧。他们得先去伐木，然后把木头放在不久就要在半英里外建筑的特别窑洞里烧成炭。
为了装备窑洞内部，掘地的农民就又变成了木匠和石匠。他们在每间窑洞里做了五张简单的床，这是用两块宽阔的木板放在一个石头和泥土的架子上做成的。床上铺着一个草褥子，两条被单，一床棉被，一个枕头。他们又在床与床之间做了些低矮的桌子。有一些窑洞加以特别装备，作为厨房、办公室、手术室、俱乐部。附近山腰里又另外掘了些窑洞，作为医院工作人员的宿舍。手术室，由于它的特殊性质，是三间连在一起的窑洞，每间的内部都是用砖砌的。白求恩怀着一个眼看着梦想变成现实的人的兴奋心情，巡视了这个手术室。山脚下筑了一道厚墙，从大门口有小道通到上面各层。
模范医院在这一百间窑洞里重新安置好了，现在敌机看不见它，炸不到它，成千上万吨的土和石头围护着它。伤员搬进新病房的时候，白求恩兴高采烈地写信给马大夫说：“现在护士训练班成立了，百洞医院盖好了，新模范医院已开始工作，值得高兴的事情太多了！”
他当时想不到他所建立的第一个医院，现在成了一个窑洞的医院，还要来回地在北方的丛山中迁移二十次，然后才在永久的地基上成为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
四十八
这是一个寒冷的黑夜。一个奇怪的声音偶尔打破这个冀西的村庄的寂静。白求恩穿着衣服躺在炕上，他一面听着，一面心不在焉地忖度着这不知是那个伤员。
明天早上有许多事情得做——也许前线又有伤员下来。但是现在他在屋里躺了一个小时了，又累又饿，怎么也睡不着。他是不容易睡着的，因为在每间茅屋里伤员都由于没有吗啡而通宵翻来覆去，他们的伤像火焰似的烧灼着他们痛楚的身体。要是再有伤员从前线来到，该怎么办呢？现在每个老百姓的家里都已经住上了伤员，新来的人往哪儿住呢？而且他的药品差不多已用完了，他怎么来给他们治疗呢？
他一直在焦急地等候延安的消息，通知他纽约的援华委员会终于送来药品了。但是什么也没有来。这真是糟糕透顶啦！在重庆，蒋介石在他发表的关于全国一致抗战的言论里，是说得非常冠冕堂皇的，但是药品器材却通不过国民党的封锁而到达真正在抗战的人们的手里。没有什么办法：他必须去见郝尔小姐。他必须说服她，让她帮助……
一声尖锐的呼号惊动了他。这是一个怪熟悉的声音，他一骨碌爬了起来，走到外面的黑夜中，已经猜出这声音是从村子中央传来的。他追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嘈杂的语声走到了一间茅屋，屋里的暗淡的烛光从一扇纸糊的窗户透露出来。在屋里，屋主人举着一支蜡烛照在炕上，他家里的人蹲在临时铺在地上的被褥上。在炕上，一个伤员正在一面挥舞着胳臂，一面嚎啕大哭。他是前几天送来动截肢手术的三名伤员中的一个。白求恩迅速地准备了一针吗啡给他注射了。他等候着吗啡起作用，一面轻轻地握住伤员的胳臂，一面说：“这一会儿痛就会减轻，你就能睡着了。”
这个战士翻一翻眼，随后把双手绝望地伸向他的没有腿的残肢。他现在才第一次明白他已经失掉了他的双腿。
白求恩一直等到这个战士睡着，才疲倦地回到自己屋里。他在黑暗中在炕上坐了半天，然后长叹了一声，点着了那张粗桌上的蜡烛，拿出了打字机，用他个人的口气写了一封信给国际援华委员会。
这封信重复了他以前寄到加拿大和美国的许多信。所说的还是同样的题目：许多人垂危；药品器材差不多用完了；迫切需要援助……
第二天他就去见郝尔小姐。在他顺着一条小山道急速地走着的时候，他想着郝尔小姐，以及他该怎样向她开口。显然地，这需要机警、诚实和口才三者的巧妙配合。他回想起他们第一次的会面，那次她和好几十个中国人一起从山里赶来看那第一个从这地区经过的医疗队。他当时很高兴地发现，郝尔不过是村里的人称呼她的名字。她是从新西兰来的，她的中国话说得和英语一样流利，她主持附近一个基督教的布道所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们曾愉快地足足谈了一个小时，后来他接受了她的邀请去看望她。上次去访问的时候，他曾有意无意地谈到她作为传教士的工作，以及他作为医生的使命，可是当时没有再往下谈。在有些方面，他心里想，她使他想起他的母亲。她有修长的身材，直爽、刚毅的脸，举止端庄。每逢谈到她的工作，她总是很诚恳的。她从一开始就对他表示了坦白而恳挚的友谊，但是他今天要给她的考验是比友谊深得多的。他觉得她是一个为自己的信念而不为个人利害所左右的妇女。真的，倘使只有个人利害能左右她，她对于他就没有用处了。他打定主意，决心要把他所认识的真理摆在她面前；只有真理才能说服她。
布道所在半山腰，盖得像座堡垒。礼拜堂就在堡垒中央的院子里，是一座大得出奇的青砖建筑，尖尖的塔顶上有一个十字架在空中矗立着。院子四面是错落的砖瓦房。他走进大门，停了一下，便走向礼拜堂，这时钟声响了。他站在拱形的门口，看见十多个中国男女跪着祈祷，由郝尔小姐带领着。他看见一幅耶稣像，一张挂着黄缎子桌围的桌子，上面放着两只银烛台，香炉里的檀香升起轻盈的青烟。这一切对于白求恩都是熟悉的，可是在这偏僻的山沟里，日军离着耶稣的像如此的近，随时可以步行开到，这却有些不调和。他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恐怕打扰那些做礼拜的信徒。
他耐着性子一直等到礼拜做完，郝尔小姐看见他在台阶上，带着惊喜的神情前来招呼他，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我希望你没有等得太久，”她抱歉地说，“你能在这儿吃早点吗？我们可以一块儿聊聊天。”
她把他领到礼拜堂后面的一排三间平房。他在客厅里的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了下来，凝神地打量着她。她虽然穿着一件黑旗袍，头发梳的式样非常简单，可是当她坐在他对面的时候，却有一种安静娴雅的风韵。他猜她的年纪在三十五岁光景。
太阳已经升到山顶了。他从窗户可以看到十字架的细长的影子落在外面的地上。
他转过脸对她平静地说：“我要问你一个问题，郝尔小姐。你当初为什么到中国来的？”
她惊讶地望着他，就仿佛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她耸了耸肩膀。“我是教会里的人，来这儿传教……”
“我问的不是这个。你为什么做传教士？为什么又在中国？”
“因为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上帝，献给传播基督教真理的工作。因为世上需要拯救的灵魂太多。我加入传教的工作，为的是要尽我的一点力量，以使人由信上帝而得到拯救。”
“我了解，”白求恩说。“我出身在一个福音传教士的人家。你也许觉得奇怪，可是我自己多少也是一个传教士。你说你在这儿给上帝工作。你要拯救人们的灵魂，使他们死后进入天国。我也要拯救他们，使他们活在世上。不管我们两人当中哪一个人在这条路上什么地方与另一个分手，我们所走的路方向却是一致的，你觉得对不对？倘使你忠于你所信仰的上帝，而我也忠于我的信仰，那就一定是这样的。”
“是的，”她起劲地说。“但是还不限于此……”
“当然不限于此，”他打断说，“但是为着我的目的，为着我所要给你谈的，这就足够了。”
“你的目的？”
“对了，”他把身子凑近一点，急急地说，“这儿现在有迫切要做的事。就我所能想到的，你此刻是唯一合适的人。你知道我们多么缺乏医药器材。我们四面八方都给封锁了，虽然只有我们这儿在进行着真正的抗战。我给伤员动手术时，没有手套可戴，有时候没有适当的药品和防腐剂。现在我们的药品器械已经缺乏得到了危险的程度。我们必须弄到药品和器械——哪怕我们得用最冒险的方法。向延安要是没有用的——他们也是一点没有。而且我们得等多少个月，他们才能设法给我们偷运进来一点点。而我们在等着的时候，伤员就会遭受着无谓的痛苦和死亡。这就是你能帮助的地方。你以一个传教士的身份到北平去是不会给阻拦的。我会告诉你到什么地方去买。而且你以一个传教士的身份去买药品器械，把它们带回这儿，都是合法的……你肯做吗？”
郝尔小姐站了起来，走到窗户前。显然地，她内心感到极大的不安。她沉默了一会，脸背着他，好久才说：“我不知道如何来告诉你我的心情。我不能参加战争。我反对杀人，我反对战争。而且就单单从我在主持这个布道所这一点来说，我也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是应该守中立的。但还不仅是这样。我知道你一定觉得这太糟糕了，但是我不能参加战争。”
“我不是要求你参加战争，我是求你做一件救人生命的事情。”
她突然转过身去，把他领到一个小小的饭厅，一个中国仆人正在那儿摆着咖啡杯子、牛奶、蛋糕点心和一瓶葡萄酒。她觉得很尴尬，一言不发地低头吃着东西，躲避他的视线。然后她忽然抬起头来，笑着说：“安息日讲这些话让人太难受。你这人真难对付。我们在这儿安静地坐一会儿吧……不要再辩论了……”
第二天早上，她到村里来看他。她还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