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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铃木明果真能够浏览当时全部《生活》杂志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这里有证据。我所说的证据，就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号《生活》上，有一个标题，即《海外摄影——征服者日本军在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地狱般的一周”》，刊登了惨不忍睹的照片，并加了说明。这一期《生活》杂志在日本国内是禁止发行的（我是从《出版警察报》获知这一事实的），幸好在国际基督教大学图书馆里收藏了一套《生活》 杂志。 所以，我复印了一份，得以用作旧著《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的插图（见本书原著第一九四至一九五页）。所谓“在《生活》杂志上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报道一行也没有”，那是谎言。
铃木明还推测说，郭沫若在其《抗日战争回忆录》中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之所以一行也没有提及，乃是没有把它看作是重大事件（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三十六至三十七页）。然而，说是“一行也没有提及”却也令人莫名其妙。郭沫若乘船从武汉撤离时，在甲板上目睹着沦陷前夕的武汉三镇，感慨万千。他在叙述当时情景时，明确地写道：“忽然一片淋漓的血景展开在我眼前，使我不得不睁大眼睛凝视。那是南京大屠杀的血景！明天谁又能保定：不就在这武汉三镇再一次展开呢？……”（见《洪波曲》第十三章第六节——译者）
不仅如此，正如铃木明也知道的那样，郭沫若不是为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译本写了长篇序言，慷慨激昂地揭露过日本人吗？（参见本书第二四三页以后）
实际上，铃木明这种“什么也没有”的说法在杂志上刊登的原来的文稿中已有若干叙述，因而我想在此作些叙述。
铃木明提到了史沫特莱在她那《八路军从军记》中的记述。他说，我读了此书，发觉“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至一月九日，每天都有日记记述”，但“不知为什么，关于‘南京屠杀’的记述一行也没有”（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三十页）。不言而喻，他是说中国方面并没有把南京发生的事件当作重大事件。据铃木明说， 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中写道： “来自汉口的报纸要晚一个星期”，“电台广播传来重大事件”。但是，史沫特莱之所以什么也没有写，那只能看作是当时有关南京暴行的详细情况尚未传到八路军那里。南京沦陷后三天，《纽约时报》的记者德丁仍在该地采访，写下了关于十二月十八日（接着是翌年一月九日）那天南京悲惨情景的详细报道。难道还有人读了这篇报道后仍然不承认南京暴行是重大事件吗？
再有就是这样一段记叙：在三铃书房出版的《现代史资料》中有关南京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一篇也没有收编进去，由此似可得出“不存在南京事件”的假设（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十三页），依然是“什么也没有”。 关于这一点，且放在其他章节再作探讨。
在此，最后介绍一下铃木明随心所欲地搬弄资料的例子。他列举了如下两篇报道：
第一篇报道是：《东京朝日新闻》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七日作为“来自纽约”消息，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转载了这样一段内容：在南京的美籍飞行员佩特森说：“由于国军放火焚毁了南京郊区十英里内的村庄，现在南京因那些难民以及溃败的士兵等蜂拥而至，极度混乱。全市人口达两万的镇江成了一片火海。这是国军自己焚烧的，我认为全是毫无意义的破坏，也只能说全是令人可怖的破坏。”
第二篇报道是；埃德加·斯诺所著名《为亚洲而战》一文说：“逃回南京的国军纪律严明，没有作出抢掠等非法行为。所有的掠夺都是因胜利而耀武扬威的日本军队干出来的。”（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四十九至五十页）
铃木明把这两篇报道当作“同一情况”的报道，说；‘这两篇同是美国人写的截然相反的报道，该相信哪一篇呢？我不敢置喙。“这就令人奇怪了。一篇报道的是关于中国军队战术性地破坏南京城周围地区的情况，而另几篇则叙述了被围困在南京城内的中国军队纪律之严明。前一篇报道内容与军队纪律无关，因而两篇报道不是”截然相反的报道“。我认为，这两篇报道都叙述了真实情况。至于中国军队纪律之严明，那是留在南京城内的外侨一致公认的，而斯诺只是如实转告而已。
有关南京事件的第一手史料未必缺乏
在三铃书房出版的多卷本现代史资料中，有关南京事件的资料一行字都没有，因而我为此询问了这套丛书的编辑部，得到的答覆说，关于南京事件，几乎没有可认为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未能收编进去——铃木明这样说道（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十三页）。
日本战败后不久，外务省烧毁了所有有关日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资料。陆海军当然也对机密文件作了同样处理。由此看来，不妨认为有关南京事件的机密文件均已销毁。
在中央，有关南京屠杀事件的资料已被销毁，但参加南京攻陷战的部队官兵们的手记之类以及部队的记录等资料已有几种公开发表，而且似乎还可有待于新的发现。
事实上，在现代史资料中也收编了《第九师团作战经过概要》一文，里面记述了在南京城内进行扫荡时“歼灭七千余名散兵”（另有中国军队四千五百名战死）的情况。
此外，应对南京事件负责、已在南京城外雨花台处以极刑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就南京攻陷战所写的“军情报告”，作为其旧著《机密日俄战史》战后版的附录，已公开发表。该报告也记述了惨无人道的歼灭战的情况。有一份中国方面的资料，作为南京审判战犯谷寿夫中将的有关记录，办法务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部收藏（《战争审判记录有关资料目录》，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页），包括给检察官的陈述书、给检察官的辩明陈述书、起诉书、对起诉书的申辩书、辩论、最终发言、判决书、申辩书（上诉书）、不服申辩书（补充上诉书）等。其中一部分收录在五岛广作编的《南京作战真相》以及郭歧所著《南京大屠杀》等书中。而且，据五岛广作说，谷寿夭中将的《阵日记》现存放在防卫厅战史室，尚有八万八千字的《血泪南京狱中记》之类的手记保存在他的遗族那里。
现在，我们可以翻阅一下两篇长短不一的手记，它们都是参加南京攻陷战的旅团长的亲笔记录。
其中一篇是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写的手记，他对攻陷南京时处置俘虏和残兵败卒的情况也作了忠实记录，收编在《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新版）中。另一篇则是第十三师团第一○三旅团长山田丹二少将的笔记，其中有关于在南京郊区草鞋峡大量屠杀俘虏的情况。对此，在铃木明所著《“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 一书中已有抄录和介绍（单行本《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九一至一九五页）。
在山田少将指挥下实际执行大量枪杀俘虏任务的是第六十五联队长两角大住。最近，在旧书展出目录中写着：“中国派遣军两角部队阵中日志，昭和十三、四年，四卷”，现归高崎隆治所有。既然有了这四卷日志，那么有关南京事件的可称为至关重要的记录——昭和十二年两角部队阵中日志也就可能被藏在什么地方了。
此外，我们还知道，在参加南京攻陷战的士兵日记中对南京事件也有某种程度的记述。例如，佐佐木旅团长率领的支队所属西田的手记，以及已故外贺关次（卫生队担架兵）的详细日记便是（参见本书第十八至二十一页）。这些材料尚未公开发表。
再者，佐佐木元胜更不是战斗人员，却以野战邮政局长身份从军。他在战前所著《野战邮政旗》里缀文描述了不知押往何处的俘虏和散兵的队伍、在下关发生的大批枪杀以及扬子江岸边的凄惨情景。此书内容竟能获准出版，令人不可思议。当然，有的地方也被删掉几个字，但它已于去年以新版的形式由现代史出版会出版了。
我认为，仅从上述介绍中就充分说明，所谓“几乎没有可认为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第十三师团两角部队对俘虏斩尽杀绝的“回忆录”
我的旧著《南京事件》以及本书关于南京暴行的记述，都是从介绍《东京朝日新闻》的报道开始的。《东京朝日新闻》报道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两角部队即第十三师团所属合律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在南京近郊的幕府山炮台附近俘虏了从南京城内溃逃而来的数达一万五千名中国士兵，包括士官学校大部分学生。而且，该报援引了该部队随军作家秦贤助的“回忆录”（载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号《日本周报》）说，这批俘虏数日后在扬子江岸边草鞋峡全被枪杀（枪杀地点为草鞋峡，是根据中国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词）。
不过，铃木明曾经对福岛、仙台方面的第十三师团有关人员进行过采访，他指责我们所说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并认为秦贤助所写的文章不可信（载《诸君》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
至为重要的“回忆录”作者秦贤助已经故世。于是，铃木明访问了坂本，打听秦贤助的情况。坂本在日华战争爆发同时，以《福岛民友》特派记者身份从军，参加华中战线的乡土部队（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于昭和十二年九月编成，十月出征）。据坂本说，秦贤助第一次前往中国时是昭和十四年。如果此是事实，那么秦贤助的文章便不是“回忆录”，充其量也只能是传闻记录而已。我曾根据秦贤助文章后面署有“原白虎部队随军作家”这一点，马上断定他的文章是“回忆录”，看来这是我的误断。由此来看，秦贤助的文章里的确没有片言只字说他是描述了在现场所目击的事实，这种传闻缺乏有力的证据。
我也看过秦贤助写的文章，有一点感到怀疑，即：两角部队既然已将为数一万多名的大批俘虏押进南京城内，却为何又从太平门押出城外，再把他们全部杀光。秦贤助说，两角部队将大群俘虏押进南京城内，当是入城之际，而且从四面八方陆续不断地进入市京城的部队都带着人数众多的俘虏。对于带着这些俘虏进城之事，铃木明说：“虽说‘从四面八方进入南京城的部队都带着大批俘虏’，但就连孩子也知道，带着俘虏的战斗部队是不能攻打南京的。我试向前面提到的许多记者查明此事，毋庸赘述，不可能有‘带着俘虏的部队’。”（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八七页）
我也知道，带着俘虏的部队从四面八方进入南京城，这件情况不合常情，但也未必不可能。“带着俘虏的战斗部队”并不是“进攻南京”，事实上却是在一部分部队在南京城的扫射大体结束后，众多部队无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命令，蜂拥而进入南京城。因此，这些部队将在城外“抓到”的若干俘虏押进城内，这种情况是可以想象到的。不过，仅就两角部队来考虑，这种情况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