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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我赶在晨祷之前回到房间，神清气爽。我挂在门上的那根头发还在原处。表面上没有人再动过我的东西。我使劲嗅了嗅房间里的味道。毫无疑问是有人进来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体味，我不会弄错。
我特别小心起来。我把壁橱门大打开，又搜寻了床底下，那儿连一只猫也藏不下。我又检查了窗户栏杆。一无所获。我用椅子顶了顶天花板，没什么异响，墙上和地板也没有。如果有人进来过，也肯定不在此地了。他不可能是从门口进出的，那他从哪来呢？不可思议。
我焦虑之下，决定马上出发。我得去一个偏僻的坐落在戈壁上的小村子，离这儿大概两个小时路程。如果我想早点回来不惊动探子的话，就不能再拖沓了。我把钥匙交到前台的时候，服务员凶巴巴地看了我一眼。不用说，这也是一个希望我整晚都老老实实呆在床上的人。
“小姐，昨晚睡得好吗？”他一边问，一边观察我的表情。
“不太好，我觉得很热，只好在酒店里四处走走。又不敢出去，太晚了。”
他的目光有所变化。看来这个这个解释还合他的心意。
“你是对的，在这儿不能太晚出门。但愿你今晚能睡得好一点。我叫人送个电风扇到你房间，这样能凉快点。”
我谢过他，两人对视一笑。各自都以为稳住了对方，所以各自都挺满意。接下来几个晚上我当然还是得和星星做伴。
我租了一辆美国车，六十年代产，在这里很常见的。开着这坦克似的家伙我脑子清醒了不少。路上每次停车和减速的时候我都很小心，对任何有异常举动的人都非常警惕。一出城，我总算松了口气。
在离目的地还有几公里的地方，我把车停在路边，尽量借助崖壁将它隐蔽起来，然后自己走过去。接头的人见到我很高兴，看来这一天的情况有了转机。我着手工作，任务开展如我所愿。
奔波了四十几公里后已是深夜，我找到自己的车，往城里赶。我在旷野里跑了好一阵子——即使那种尽是石头的荒漠——这时看到前面远远的路上有个亮光一闪一闪。大概不到二十公里的距离。转弯的时候就消失，但总又重新出现。有一会儿我心想，自己蠢到家了：这条黑糊糊的路上还有其他车亮灯，怎么就一定是同一辆车的呢。这两天被这些海湾人搞得太紧张，我患上强迫症了。可是不对，就像人说的那样，这个亮光“不对劲”。它的挪动速度很不规则，像是时而前进，时而倒退，时而又停了下来。因为行动计划所限，我往回开是不可能的，而且路边都是悬崖，没有其他路可走。我把害怕的“本能”压下去，继续向着那点亮光开过去。突然，那亮光不动了。
我熟悉这条路，知道现在这一段路况很糟，有一连串危险的急弯。第一段盘山路到了。在一个转弯处，我看到前面五十米停了一辆车，横在路上。里面好像有四个人。从旁边超车冲过去有和对面来车相撞的危险。就在这当口，我看到对面方向有车灯出现。两旁都是悬崖峭壁：无路可走。我一脚油门踩到底，从那辆停着的车旁边超了过去，险过剃头地飞身擦过对面那辆车。那司机吓得半死，骂个不停。一个漂亮的侧滑之后，万幸之下这美国车居然重新稳住了方向。这么出色的特技表演，那些摄像机都哪去了？还每来得及松口气，那辆拦路车已经跟了上来，企图超过我。为了避开那些大弯，我只好接二连三地偏来偏去，越来越失去控制，一心指着这辆老破车能顶得住。事实证明，这些美国人还真不赖！
我们一路这么“玩”过去，直到快要入城。我以为到此我算是把他们甩了，他们不可能再开飞车追上来。我高兴得太早了，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子弹雨点般落在我的车上。看来他们是不甘心让我就这么跑了。子弹擦过我的头顶。挡风玻璃碎了，车胎爆了，车突然一歪，在路上翻了半个滚。我从撞得乱七八糟的车厢里爬出来。一秒钟也没耽搁，我歪歪扭扭地往前狂奔，好避开子弹。前面几百米处就是城里了。我一头冲进最前面一幢楼，径直上了屋顶。我只管往前奔，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然后藏在一个角落，等那些追兵过去以后，我这才不慌不忙地从相反的方向离开。
这一场追逐很热闹，也很累人。这种把戏总是在大白天发生，酷日炎炎而我筋疲力尽，空气清新的早晨则从来不曾有过，那种时候我倒是很乐意开着车和他们溜达溜达。
我换了酒店。迫不得已之下，向几个接头的人示了警。眼下迫切需要找出谁是那个双重间谍。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安全感，不知道该怎么熬过这一夜。得了，上屋顶吧，睡个安稳觉。我喜欢屋顶。我可以完全放松，无忧无虑地睡上二十分钟。一旦恢复了体力，我就下楼老老实实守在房间里，等着不速之客来访。让脑子里塞满回忆，是驱赶瞌睡的有效办法。
“愚蠢。没有觉悟。不负责任。胆小鬼。犯罪。草率行事。”我的头儿们用了一打形容词来给我此次的表现定性。我一点没听进去，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安之若素。他们发怒的原因在于：我居然敢开车跑掉，而不是停下来表示友善。
他们自然是有一套既定方案的：对方有绑架的企图，说明我们被人出卖了，这个人要么是我们派到真主党内部的人，要么就是那些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中的某一个。怎么来确认呢？必须把这局棋下完。所以他们才希望我停下车，跟那些人走，让他们觉得我不是什么特殊角色。然后我积极配合，给对方看身上携带的东西，告诉他们我从哪里来——既然他们在路上堵住我，自然知道得很清楚——，可是即便我是一个谎言专家，也不可能让对方相信我只是来研究研究文化问题。
这都无关紧要了。狠狠的训斥。最主要是骂我怯弱，没有迎难而上，而我本可以利用那些机会，通过他们审问时所提的问题了解对方究竟知道多少，然后再通过我的回答或他们的漏洞来增加自己假身份的可信度。
“不跟他们走，反倒玩什么驾车高手的把戏，你把我们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
由于我对待批评的态度和他们所期待的效果相去甚远，多夫也被训斥了一通说是训练很不得力。他从没有挨过这种批，所以闷头想心事，没做反应。至于我……
“如果我不合适干这份工作，他妈的没什么，让我走人好了！”
“以前你干得很出色。只要你能说服自己回到原来的状态不就行了。”
乌里被要求担当起公正裁决的角色，他说，情况确实比较棘手，从战略眼光来看，顺从对方是比较有利的选择，而从求生的角度来看呢，我所选择的解决方案则比较保险。于是又开始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了。他问我：“为什么不试试挑战一下而选逃避呢？你完全能够应付那种处境。你必须对自己有信心，你得尽你所能去面对难度更大却更保险的选择。好了，勇敢一点！”
为了帮助我战胜自己，又来了一遍培训：睁着无辜的双眼马上随对方走，该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整整十五天的折磨，我的耳朵被磨出了茧子嗡嗡作响，几乎就要撑不住了。至于Krav Maga，他们没有提。到底是我全新的精神状态驱使我去参加Krav训练课，还是这种课程让我有了不同完全两样的思维方式？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新的精神状态，是不过是那种对生命和自由的渴望，在他们看来却是应该为之羞愧的东西。
这个星期我满三十岁了。我不敢想象自己还要继续干下去。一年后“合同”到期，好了，我可以重获自由了！我一点也不掩饰这种想法。我的要求被狠勊了一顿，什么不服从管理，不尊重上司，动机不纯。我倒不是最倒霉的。那些头头脑脑等着我回去探讨技术问题，指挥官为了批我把讨论会延误了。他从不把技术放在眼里，感兴趣的只有纪律问题。可他的同僚们不这么看，所以争执发生了。结果是我心平气和地等在一旁听凭他们大吵。互不相让。
指挥官输了这一会合。他被人取而代之。此后是没完没了的任务说明会，我都成会议的女仆了。这是新来长官的第一把火。他高瞻远瞩地着手树立自己的权威，因为他把前任的离职归结为我不服管理的结果，而他绝对无意步其后尘。
这种在压力之下有意为之的汇报一点意思也没有。为了搞点气氛，我开始和一帮同事胡说八道。我用一种讲故事的口气做开场白：“很久以前，波斯国里有一个穷鞋匠，叫做阿里巴巴。他勉强养活老婆和儿子，还有一头瘦兮兮的替他运木头的小驴子……”
一个同事纠正道：“他是伐木工。”
“伐木工？”
“如果他是鞋匠，要驴子和木头干什么？”
“他是个阿拉伯人。他用棍子打驴子，好让驴皮能变成棕红色。”
“有道理。”多夫也参加进来了。
新指挥官认为该他控制场面的时候到了。他面无表情地命令道：“现在开会。鱼儿，你先开始。你的报告不够简洁明了。那不是什么报告，是《读者文摘》的文章。”
我郑重其事地做出申辩。
“事实都在里面。”
“也许吧，但需要进一步提高。”
“如果我提高了，报告不就变成斯蒂芬…金的小说了。”
“我们之间有些误会。重新开始吧。”
这种前景展望迷惑不了我。我低声抱怨了几句。指挥官听见了，很生气。
“你在抱怨吗？”他质问，有点恐吓的意思。
“是的。”
“我记住了！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说，多夫，你先说说‘悖行训练’是怎么回事？”
他显然是想找茬。多夫试图平息事态。他说：“还不能完全说是‘悖行训练’。现在谈这个话题，时间和地点都不合适。”
“不，就现在谈！你还在学Krav？”新指挥官问我。
“是的。”
“要是勒令你停止呢？”
他真正叫我生气了。我决定要他好看。
“你真重视。”
“回答我就可以了，不需要评论。”
“要知道，两分钟前你还在说‘必须提高’。”
“如果勒令你停止，你还继续吗？”
他要想玩《Los Angeles法律》这套把戏，也得看看是和谁。我改变态度，换上博学之士一本正经的腔调，背了一段：“这个问题是一种挑衅，目的在于控告我有严重的罪名。我不欣赏这样的方式。所以，我拒绝回答并要求律师到场。”
“我同意她的观点。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提问。”多夫忍住笑，帮我强调了一句。
“你还要练多长时间Krav？”
“只要教官不反对。”
“不会太长时间，”多夫再次打断。“我们等会儿再说这个。转入正题吧。”
“不错，说说任务！如果这种悖行训练让她变得乱七八糟，那就是时候刹车了。”
我迅速纠正他：“恰恰相反，多做训练就是为了不至于乱七八糟。”
“我们不可能允许你把执行任务当成Krav的实习场地。”
“这是曲解。你偶尔也想过我怎么能够生还吗？并非低下脑袋束紧裤带就办得到。”
“这一直你的理由。”
“这一直是我的担心。我当然知道这和你无关，可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