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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屁不懂的嘉靖以自己的能力推断阳明那麽短的时间做了那麽多事情肯定是在自吹自擂，他又除了相信桂萼这几个拥立他的人，把满朝文武都视为敌人，凡说阳明好的都是在替他吹牛，那自然只有相信桂萼的判断了。他几乎忘了前不久的表扬，刚愎自用与出尔反尔是相互为用的，一个打掉狂者的盘算，在他脑袋里开始发育。不予奖励，是第一步。
阳明本来就防着这一手，还专门让宦官在前线对战绩做了审计。但那没用，整你的时候才有用。杨一清则说了几句，这个人好穿古人服装、戴古人的那种帽子之类的话，在聊天中贬低了刚刚立了大功的国家的栋梁。桂萼又说了些阳明居然敢非议朱子，他的心学是在妖言惑众，等等。这场“手诏”廷对遂结束，阳明那泼天的功劳便拿风吹走了，还埋下了后面禁毁心学的伏笔。
再高级的会议也保不住密。方献夫、霍韬、黄绾纷纷上疏为阳明鸣不平。他们从广西的地理形势、历史问题讲起，想教会皇帝懂得阳明干的这个活儿为大明家省了多少钱粮人命，保境安民，多么重要，阳明根据实际便宜行事，正见出他为陛下分忧的耿耿忠心，等等。但皇帝认为他们在替老师说情，所以他们的话听不得。个中逻辑其实是他想听的都是真的，不想听的都是假的。而且他当皇帝认定一个道道：必须按照自己的旨意办，大臣越劝越要顶住。为了给他的本生父母争正统，他廷杖、发配、罢黜的官员比刘瑾并不少。他并不觉得这个国是他的，只觉得这个家，必须把这个国的便宜占完，才没浪费了皇帝的权力。国亡事小，家不舒心事大。
黄绾的上疏言词激烈：“臣以为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讨平叛藩，忌者诬以初同贼谋，又诬其辇载金帛。当时大臣杨廷和等饰成其事，至今未白。若再屈于两广，恐怕劳臣灰心，将士解体。以后再有边患民变，谁还肯为国家出力，为陛下办事？”
哪怕你们说破大天，嘉靖皇帝心坚意定，淡淡地说知道了，便完事了。中国的最高决策大凡如此，指挥千军万马的王阳明在这里只是小菜一碟。阳明这只鞋，是被他们践踏的鞋。尽管他们践踏这只鞋是在败坏自家的基业，但这样做开心便就要这样做。别人徒叹奈何也是瞎操心。
嘉靖皇帝没看到阳明写的情深词切的《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这篇感人的性情文章被毫无性情的桂萼给压下来了。阳明写给皇帝看的东西等于给狗看了。这种事情常有，但这回是致命的。
阳明详细论述了他必须回去就医的原因。说他在南赣剿匪时中了炎毒，咳嗽不止，后退伏林野，稍好，一遇炎热就大发作。这次本来带着医生来到广西，但医生早已不服水土，得病回老家了。他还得继续南下，炎毒更甚，遂遍体肿毒，咳嗽昼夜不止。出发前脚上就长疮走不了路，后来更吃不下饭，每天只喝几勺粥，稍多就呕吐。但是为了移卫设所，控制夷蛮，他亲自考察地形，才敢提奏朝廷。他就用浑身是病的身体，硬是上下岩谷、穿越林野，确定下了让廷臣认为出格的改建城堡的方案。他的方案成了一章罪状，他的身体却从此一厥不振。被抬回南宁，就移卧于船上。他实在等不见朝廷批准了，他将从梧州到广州，在韶关一带等待皇帝的命令。他再三哭诉这样做是大不得已，请皇帝怜悯他濒临垂危不得已之至情，使他幸存余息，再鞠躬尽瘁。“臣不胜恳切哀求之至！”
就是有点怨仇，看到这样感人的文字，也会焕然冰释。但那是一般人，桂萼是特殊的小人。他跟阳明并没有过什么利害冲突，只有点反感而已。但他现在大权在握，主观好恶就威力大了。他也受过不公正待遇，但他并不因此增长己所不遇勿施于人的恕道，反而增加了仇恨人的歹毒心。他与嘉靖是君臣遇合，一对“猜人”。当他看到阳明表示要离开两广军门，只身回家时，嘴角上浮现出专琢磨人不琢磨事的吏部官员特有的微笑。这个因逢迎嘉靖而骤贵的马屁精，已感觉到皇帝对阳明不感兴趣，至少嫌他那股自大气，皇帝不舒服是大事，大臣的头等大事就是让皇帝舒服。他于是把阳明的手本，放到“留中”箧中：你不等朝廷准假就径奔老家，我偏匿而不发，坐成你个擅离职守之罪。
他和杨一清等也没想到，时隔不久，传来的竟是阳明客死南安的消息。他们心头的滋味是复杂的，既有如释重负的轻快，也有随之而来的空虚。桂萼说，我要参他擅离职守、江西军功滥冒。杨一清说，即使他还活着，我也要说服圣上查禁他的新学。若不查禁，大明江山非亡在这些异端邪说上不可。他们提议开会，清洗之。
其实，他们倒王的真正动力在于与张璁的矛盾。张援阳明入阁，以分杨、桂之势；杨、桂便来个先剪除新患再去旧病，唆使锦衣卫聂能迁奏阳明用金银百万通过黄绾送给了张璁，张璁才推荐阳明去两广。张璁、黄绾也不吃素，起而抗击。结果是聂能迁在锦衣卫的监狱活活被打死。皇帝也没别的高招，便用挂起来的老办法。按说应该颁发恩荫赠谥诸典礼，现在却什么也没有。嘉靖忘了他当初为了让阳明去两广，说了那些夸奖阳明的话－－鲁迅说流氓的特征就是没标准。皇帝一没标准，大臣就更没标准了－－宫廷成了唱大戏的舞台，后来他们之间互有胜负的斗了几个回合，忽而张、桂去职；忽而一清落马。反正一天也不能闲着。
阳明的沉浮，从一开始，真正的导演就是上层的这种权力斗争。平定江西后，张、杨同具揭帖，桂个人单具揭帖一致反对阳明入阁。阳明赴广西，杨与桂谋，他势必成功回京，张璁、黄绾还得推荐他入阁。于是让他巡抚两广，把他铆死在那里。有时加官是带锁。黄绾、方献夫等王门学生的存在也是他们必打掉阳明的动力。一查禁王学，他们就在皇帝面前成了伪学之士。否了阳明的事功，才能否了他的学说，否了他的学说，才能扫除列于宫廷的这些张狂的家伙。
嘉靖八年春二月，嘉靖郊游，桂萼密上揭帖，揭帖的内容还是那一套，什么擅离职守，事不师古，言不称师，立异为高，非议朱子，伪造朱子晚年定论，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悖谬弥甚。但平叛捕盗，功有足录。宜追夺伯爵，以彰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
喜不常居而怒则到底的嘉靖大老官，大怒，将桂萼等人奏本下转各部，命廷臣会议该定何罪。此时黄绾等阳明的学生被排挤到南京或说不上话，望风承旨的众臣自然以皇帝和阁臣的意见为意见，最后的结果就是：夺伯爵，禁邪说。事实上等于想将阳明的事功、学说都一扫光。
孙中山死后有副对联，大意是：举国哀痛，举国愤恨，若分清哀痛和愤恨是些什么人，便愈见先生伟大； 毕生功业，毕生学说，若分功业与学说是两件事，便非我党精神。
庶几可移赠阳明乎？
２． 悟透之后须物化
阳明走的问心无愧，他已经将各种问题都处理停当，暂时不会有任何变乱发生。他觉得自己的一系列措施夷夏交和，公私两便，都是保治安民的良方。若有能理解其含义的人好好奉行，必能长治久安。可惜朝廷不用人才，有治法而无治人，则百姓倒霉，国家生事，他们风光而已。只要有良知就能判断谁是人才谁是庸才，他们的良知哪里去了呢？怎么才能给予他们良知呢？
阳明想除了普及我的学说别无良策。他又报病给山阴的学生写了信。对龙山中天阁的讲会能坚持下来表示欣慰。他大概预感到他死而不亡就要靠这种有组织的讲会了。一种思想不是它一产生，只要正确就能光照人间，还必须靠学生去广泛传播，必须有稳定、持久的教化方式才能大行于天下。悟透之后须物化。他能运用的方式就是讲学、办书院，改造旧书院。别看他嘴上说他的学说一人信之不为少，天下信之不为多，但他还是为拯救世道人心而不遗余力讲学、办学。《明史》卷２３１载：在王阳明的带动下，正德、嘉靖之际，“缙绅之士、遗佚诸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连淡泊的湛甘泉还走到哪里都大建书院以祀他的老师陈献章呢，他当然是为了扩大江门之学的影响，以补救白沙学门孤行独诣、其传不远的遗憾。这也表明建书院已成“形势”。
客观的说，起脚于弘治年间的阳明是赶上了开发搞活的年头，弘治广开言路，正德不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有了点多元共生的空间和张力。纯粹隐居求道的模式再也不会成为终南捷径，反而会湮没不闻。然而连孔子都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
讲学、讲会、书院是社会行为，不在官僚体制内运转，就其本质而言是可以不依赖权力系统的栽培，可以不靠行政力量就能推行起来，是可以依自不依他地发展壮大的。尽管有权能够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但那是量的问题，不决定事情的本质。王学的流行不靠科举考试等权力渠道，而是靠祖国各地的学生奇Qisuu書网，以及到各地去做官的学生。但能保持学魂与否不看官大小，而看其学的深浅精粗。
阳明的贴身大弟子，王艮是个不识字的灶丁，不可能参加科举走仕途，但他的泰州学派是推行阳明学最有力气的一支。钱德洪、王畿虽都当了几天小官，但他俩私语：当今之世岂是你我出仕时！遂很快退出官场，以在野的身份讲了三十年、四十年的学，而且无一日不讲学，周游着讲。一边当官一边讲学的，当了官又退出来专门讲学的更多，如刘君亮、聂文蔚、何廷仁、黄宏纲、邹守益、罗洪先、欧阳德、程文德，他们在广建书院和长期书院讲学的实践中，成为阳明学派的支派领袖，他们在政治、学术上的地位和影响，使阳明学以书院为中心向全社会推进。
有明一代的书院约有１２００余所，大多兴起于正德至万历年间，其中最著名的是稽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稽山书院是阳明创建的“母鸡工厂”，明中晚期霍霍有名的学派领袖多从此“黄埔”出身。阳明在江西时有意大力将白鹿洞改造成讲心学的基地。阳明赴龙场时，路过长沙，在岳麓书院住过，后来阳明的弟子季本将岳麓改造为阳明学为主导学术中心。那是在嘉靖十八年，作为长沙知府的季本，不顾刚刚颁布的禁毁书院令，大力修复岳麓书院，并亲自登坛开掘讲官方正在禁毁的阳明学，尔后不断有王门高足主教岳麓。东林书院以反王学末流、恢复朱子学为号召的，这证明了王学的影响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他们实际上推动了真王学的进步革新，日本学者就认为是挽救了王学。这是中国异端发展主流这一通则的又一次显现。而且诚如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所说的：“东林言是非、好恶，其实即阳明良知、立诚、知行合一之教耳。唯环境既变，意趣自别；激于事变，遂成异彩。若推究根柢，则东林气节，与王门良知，实本一途。东林所以挽王学末流之蔽，而亦颇得王学初义之精。”大哉斯言！
嘉靖十一年，大学士方献夫为抗议桂萼学的禁毁，公然在京城联合学派同仁「多是翰林、科道官员」４０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