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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还在横水建立了崇义县。规划土地建筑民房，鼓励山民修建梯田，以解决山多田少的矛盾。还凿山辟路，以通险阻，用扩大交通的办法达到开化民俗的作用。他的这些举措证明他是诚心让百姓好起来，不是单单镇压了事。所以不能说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因为他还是农民生活的建设手。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这样评说阳明：“当桶冈横水用兵时，敌侦知其讲学，不甚为备，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
反正每当他与民众在一起时，他就感到一种充实的发自内心的喜悦，这是心学有平民性的“内证”，也是心学受下等华人拥护的原因，因为它有种人情味、人道主义精神。这就很了不起了。
更让他高兴的是徐爱在 上买了块地，和几位同学在等着他同去过卧龙躬耕垄上的日子。他用喜情幽默的笔调写到：新地收获少，那么收税也少，咱们再学学钓鱼，－－但是我现在却须向千山万壑夜发奇兵。“百战自知非旧学”，我多么想跟你们在一起，然而，然而．．．。然而，他虽然知道徐爱病了，也甚为关切，几次写信垂问。但他没想到他的这位颜回，不久即到了别一世界。
而薛侃、陆澄等学生这一年都中了进士。阳明却说：“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摇动，如絮在风中，若不粘泥贴网，亦自主张不得。”就是希望他们有所依傍－－不是加入官僚网，而是在精神上有寄托，别滑坡。他知道官场是个销魂鬼窟，心志不“老”很难不受其斫伤。他很惦念他们，不知道他们他经得起这种害人的进步的考验不？现在，他顾不上管他们，唯有用过去的教育效果来安慰自己了－－“想平时功夫，亦须有得力处耳。”
他给别的同学写信时说，他们考上，我真正高兴的是可以日后一起隐居田间了。他之所以这么说，大约是因为不当几天官就没有经济能力去隐居。
５．心中贼在制度中
他给他的学生杨仕德写信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我来铲除鼠窃毛贼，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这才是大丈夫不世之伟业。”
他这两句话本来是他惯用的“仿辞”表达式，后来－－在新中国却名声大噪，成了他反动透顶的铁证。其实他的本意只是：让我来平定民间暴动，是杀鸡用宰牛刀；真正难办的是扫荡心中的邪恶。心中的邪恶之所以难除，是因为人们不以为那是贼。国事如此不振，人心如此不古，就是因为心中贼在做祟。他这话主要是针对那些把持朝政的奸恶之徒，自然也包括人人心中不可告人的毛病。本来人性是善良的，却因贼的盘踞而变了态。这个心中贼是指所有人都可能具有的道德缺陷，能破除之就是孟子说的大丈夫。他这是在激励学生去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并不反动。人人都能铲除了心中贼，则人人都是圣贤，就回到了羲皇上古、三代圣世。
相比之下，还真是属“山中贼”易破，去破山中贼的那一套“管理体制”的问题难破。因为山中贼是民，制度中的贼官。官比民难缠多了。他参劾一批失事官员，也奖励了一批官员。制度问题又大于官僚之间的主体间性。难办的还有财政，打仗是打钱呢。他想办法疏通盐法，以保证军饷。最最难的是，须得到上边的支持。他两次疏请旗牌，还是在特拔他的王琼力排阻力，才暂时给了。并把巡抚改为提督，使他有了可以现场发挥的自主权。
尤可恼的是，害群之马太监，见打仗就以为来了发财的机会，浙江镇守太监毕真走内线，让皇帝旁边的太监说服皇帝派他去当剿匪部队的监军。这是明朝的惯例，就像国民党派军统特务管地方部队一样。自然，太监监军并不从明朝始，但在明代是登峰造极了，也是明军在对外族时作战屡屡失利的原因。阳明那种最怕受羁络的英才，若顶上一个外行婆婆，便须带上镣铐跳舞了。朝里有人好做官，又是王琼保护了他，王琼说：“兵法最忌遥制，若是南、赣用兵而必待谋于省城的镇守，断乎不可！”但还得给太监一点面子－－若省城有警，南、赣军队必须救应。王琼打了个太极拳，算圆了这个场。要无王尚书如此知人善任，而且不避嫌疑地一再再而三地扶持他，他再有心学功夫也营造不出顺利的官场环境，从而即使是龙，也得变成虫。而王琼也知道他阳明成功也是兵部尚书的功劳，琼也是个别有奇情的干材，才能英雄相惜，他愤慨的说：“国家有此等人，不予以权柄，还将有谁可用？”
现在有了“势”，就可以作法使术了。他先改造部队编制，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他当年下过正经功夫，那时的纸上谈兵现在都可以“精神变物质”了。他说：“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这是兵法实相，不像小说家言那么渲染战将的神功，真正的战争不是《三国演义》式的阵前苦斗貔貅将、阵旁旁观草木兵的那种儿戏。将领的作用是决定攻防计划、组织部队去完成这个计划。
他的“治众之法”就是强化等级之间的权力和责任，即所谓“分数”。他的新编制如下：二十五人为伍，伍有小甲；二伍为队，队有总甲；四队为哨，二哨为营；三营为阵，二阵为军，军有副将。副将以下，层层管制。现代的科层制管理方式也是如此。这样做其实并无什么新意，尽管《明史》阳明本传中赫然录入，并说是“更兵制”之举。只是将每个单位的数目做了调整。
《周礼》记载周代的兵制是：五人为伍，五伍为两，递进为卒、旅、师、军。宋代的李纲则调整为伍、甲、队、部等。阳明这样改为了剿匪时分进合击的便利。他说这样做可以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这几句话李纲也说过。就像他的十家牌法是古代里甲制度的翻版一样。。
编伍完毕，发放兵符。每五个人给一牌，上写本伍二十五人的姓名，使之联络习熟，谓之伍符。每队各置两牌，编立字号，一付总甲，一留阳明的总部，叫队符。相递有哨符、营符。凡有行动，发符征调，比号而行，以防奸弊。平时训练， 战时进退都集体行动－－这是否是现代部队编制的先声？反正有效地改变了明朝地方部队一盘散沙，死了跑了都没人管的疲软局面。现在他可以治众如治寡，纲举目张了。
他有了权势以后是否也就有了心中贼了呢？这要看他拿权力去做什么。譬如眼下，是去杀人还是去救人。他还是根据他的理解去尽量做“抢救”工作的。
真正的贼还是在制度之中，制度中有贼性才使贼与制度同生共长。贼尽管无日无之，但“盗贼蜂起”就说明不但制度的性质有问题，而且状况也每况愈下了。毫无疑问的通则是：缺乏社会公正与有效的教育是产生民间暴动的基本原因。“乱自上作”，是集权国家的普遍事实。至少，这个国家的状况该由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统治阶级负责。
６．破山中贼的心中贼
磨到九月，才下达了至金至贵的上谕，给了他得以放手工作的权力。圣旨出于王琼手笔，自然要论证一番，在几省交界的山岭地区，盗贼不时生发，东追则西串，南扑则北奔。地方各省相互推托，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赏罚，以励人心。－－这些都是重复阳明的话，把他的奏疏变成了再传达下来的指令－－下学上达，下级教上级，能教会了还得谢天谢地。权力资源的垄断者授予他提督军务，调配钱粮，处理下级，杀死被捕贼人的全权。可以便宜行事，只是不要像过去的官员那样滥用招抚的办法。
没的说了，阳明按照他的哲学开始行动。
樟南平了，他将重点转到南康、赣州。这里西接湖南的桂阳、南接广东的乐昌，王认为这一带的桶冈、横水、左溪的暴动部队荼毒三省，威胁极大，若串入广东，形势更难平定。另外， 头上、中、下三个山头都是池大鬓「仲容」的势力范围。他们与横水的谢志珊部同是南赣最大的暴动部队。王想攻打横、桶，又怕 头的人过来夹击。遂想办法稳住 头这一头。只能用“抚”的办法。
当时，有人主张三省会剿。阳明不以为然。他明跟皇帝说：广东狼兵所过如剃，毒害民众超过土匪，会激起更大的民变。
他是真心爱民，与过去哄骗朝廷和民众的假招抚不同，他想和平解决而且是真正的解决问题。平完樟南之后，他想办法妥善安置“新民”就足见他是实心办事，从利国利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现在，他的第一个举措便是派人去招抚乐昌、龙川的 头人众。因为他真正的拿手好戏是攻心术。而且上次平樟南时，领着家属投降的人差不多都经阳明按置而复业了。他不愿意多事杀戮。他讲过，杀是为了不杀。－－历史上的清官最高也就是这样了。
他给山洞里的暴徒们送去牛、酒、银子和布匹，让暴徒们的家属先暂时食、用。并写了封可入历代名扎选的“告土匪书”－－《告谕 头巢贼书》：本院以弭道安民为职，一到任就有百姓天天来告你们的，决心征讨你们。可是平完樟寇，斩获七千六百余，审理时得知，首恶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其余的都是一时被胁迫，惨然于心，因想到你们当中岂无被胁迫的？访知你们多大家子弟，其中肯定有明大理的。我从来没有派一人去抚谕，就兴师围剿，近乎不教而杀，日后我必后悔。所以，特派人向你们说明，不要以为有险可凭，不要觉得眼前人也不少。比你们强大的都被消灭了。
然后开始运用心学理论：若骂你们是强盗，你们必然发怒，这说明你们也以为耻，那么又何必心恶其名而身蹈实？若有人抢夺你们的财物妻子，你们也必愤恨报复，但是你们为什么又强加于人呢？我也知道，你们或为官府所逼，或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歧途。此等苦情，甚是可悯。但是你们悔悟不切，不能毅然改邪归正。你们当初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现在改行从善，死人寻生路，反而不敢。为什么？你们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无法理解我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若轻易杀人，必有报应，殃及子孙。
但是，若是你们顽固不化，逼我兴兵去剿，便不是我杀你们，而是天杀你们。现在若说我全无杀你们的心思，那也是诳你们。若说我必欲杀你们，也决非我之本心。你们还是 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二人背逆，要害那八个。父母须得除去那两个，让那八个安生。我与你们也正是如此。若这两个悔悟向善，为父母者必哀怜收之。为什么？不忍杀其子，乃父母本心也。
你们辛苦为贼，所得亦不多，你们当中也有衣食不充者。何不用为贼的勤苦精力，来用之于农耕、商贾，过正常的舒坦日子。何必像现在这样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像鬼一样潜形遁迹，忧苦终身，最后还是身灭家破。有什么好？
我对新抚之民，如对良民，让他们安居乐观业，既往不咎，你们已经听说。你们若是不出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