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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持旧说，王说那就求之于外了。湛说：“若以格物理为外，那就自小其心了。”后来，王的学生方献夫还鼓动湛公开批评王的观点。
８．动转得势 用不加功
在南京这两年半，还是他韬光养晦的时期，客观上对他把功夫养得更“老”是大有好处的。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专制体制中，这种修练绝对必要。骤起终败的例子太多了，而且一旦失败便前功尽弃。但阳明并不这样以为，他早就觉得自己已一通百通了、战无不胜了。英雄性急，他当了半年多正卿之后，就上了《自劾乞休疏》。虽然是在京察大考之际，每个人都须述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上乞休书。就王本身的情绪而言，他的确并不以退休为苦，在滁州时，他就浩叹“匡时已无术”，想回阳明洞寻找旧栖处。除去牢骚的成分，也有几分真心情。在无机会成雄的时候，他自然就偏向成圣之路。
他的乞休书写的绝无故作姿态的虚伪气，尽管他并不想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还是真给自己找罪过：什么旷工呀、身体不好呀、才不胜任、不休了我让别人也生侥幸之心呀等等。古怪的是他说，若休了我，我就“死且不朽”了。皇帝没理他这个茬儿。这是正月的话。
等到十月，他又上了一道《乞养病疏》，说他正月上疏后，就等着开削呢，当时就病了。现在病得更厉害了。陛下应该把我休了以彰明国法。我也想为国尽忠，但自往岁投窜荒夷，虫毒瘴雾已侵肌入骨，日以深积，又不适应南京的气候，病遂大作。而且我自幼失母，算是跟奶奶长大，她现在九十有六，日夜盼望我回去，死前能见上一面。假如我复为完人，一定再回来报效君国。又白写了。皇帝看到了没有还是 个问题。
这年八月，他曾写了一篇《谏迎佛疏》，很长，两千多字。大意是：你在东宫时已有好佛道的名声，现在大搞这一套，对圣誉有损。这几年来在这方面已劳民伤财的过了份，弄得民情汹汹。你若真信佛，是用不着搞这一套的，等等。他自己也觉得无济于事，正德皇帝哪是能听进好话去的人？对牛探琴倒是小事，再惹恼大老官了，又得投窜荒夷。写完，舒解了内心的焦虑，便对得起了自己的“良知”。然后，掷于纸篓，去静坐养心去了。
这两年，除了养心、使心体更加纯粹、明澈，就是写信，与观点大体相同、可以在基本相同的语境中讨论问题的朋友、学生深入讨论本体、工夫的精微、玄妙的理致。古人的论学书，是中华文献中耀眼的珍宝。有时是比作者本人的文章、著作还重要。除了别的原因以外，最吸引人的是它能展现作者的感性思路。
在近代报章体文章出现之前，古人是很少专门来写论文的，贾宜的《过秦论》算是单篇文章之始，象韩愈的《原道》、柳宗元的《封建论》那样的文章在唐宋以文章为盛的时代也是少数。大多是有具体原因的广义的“应用文”。就说《王阳明全集》，除了语录、奏疏、记序，就是书信。没有一篇专门的文章。他这样的心学家自然感性大于理性，不会凿空立论，就是像王夫之那样的理性大师也是写“读后感”居多。文体不决定文章的价值。
阳明那些信的内容不好转述，现在也无多大必要转述，基本是上述语录的精密阐发。下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致良知”了。这一时期，他还有一个必须介绍的节目，就是坚持静坐又提倡必须事上磨练。
他在弘治年代筑室阳明洞就修习静坐。静坐，在各家各派中都是一种使主体获得清明状态的修持方法。坐禅是佛家的基本修习方式，道家讲究的“坐忘”当然未必是坐着以忘掉形骸，但也肯定是与静坐有关的修习方法。中国古有的气功也有打坐方式。《遵生八箴》等养生书中也讲静坐。
不管是否跟禅门学的，宋儒是讲究静坐的。二程兄弟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并教人静坐。陆九渊的弟子多做“澄默内观”的工夫。朱子反对专主静坐，但把静坐当做“始学工夫”，认为可以收敛精神，使心定理明，以便识理接物。
阳明在这一点上与朱子态度近似。正德五年，他从贵州回来，在常德、辰州的寺院中，教一群敬慕他的学生练习静坐。过后，给他们写信说：这样做，“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孥，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当时，他们在寺中静坐时，是以“自悟性体”为宗旨，与朱子稍异。心学总得比理学多出神秘的成分，否则就不是心学了。据阳明说，当时他们都能“恍恍若有可即者”了，就是能感应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了。恐怕不再是当年在阳明洞中练得那种能“先知”的道术，而是一种心学工夫，是对内心状态的体验。阳明本人没有描述过这种体验，湛甘泉的老师陈白沙描述过，就算不是一回事，也可参考：“此心之体隐然显露，常若有物。”阳明整天找心本体，也应该有点“物质”的观感吧。 在滁州时，他也教人静坐，教人在静坐中用正念克服杂念，这就与禅定不同，禅讲究不起念。阳明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他反对因为烦乱便去静坐，这像懒得看书但还是硬去看书一样，是因药发病。他像孟子一样追求“不动心”。一个学生问他孟子与告子「主张性无善恶」的差别，他说：“告子是硬把捉此心，要他不动。孟子是集义到自然不动。”所谓集义，就是用道德充实灵魂。他又说：“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
到了南京以后，许多老学生都聚拢过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徐爱也在这儿当工部员外郎，他像康有为办万木草堂的梁启超，给同学们当“学长”，负责一般性的事物及基本教学工作。阳明是不屑于管杂事的，他指点学生是即兴式的，当然出手就高，让他们跟着慢慢的佩服、消化去。《年谱》拉了一个很长的名单，有的在后来，给老师出过死力气，如周积，最后安葬了阳明。
在滁州的那帮学生大部分还在那里，但有从那边来的人说，他们热衷于放言高论，有的渐渐背离了老师的教诲。阳明后悔不已，他说：“我年来欲惩戒末俗之卑污，以拔除偏重辞章外驰心智的陋习，接引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故意标新立异的。我已悔之矣。故来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做省察克己的实际工夫。”
趋静者流入空虚；外弛者流于立异。有所得者则为静思、事功，日本的阳明学就有这样两派。阳明是将二者打并为一的。他在辰州教人静坐，就是主一，主敬存诚是一法；戒惧慎独也是一法。息息去私意，存天理，循此正道上达。
他们的境界已无须处理一般的为善去恶的问题，他们已经是正人君子，他们修习的是如何超凡脱俗，完成类似基督教所追求的那种“根本转变”。
陆澄住在鸿胪寺的仓房里－－许多来求学的人都吃住艰苦，陆澄接到家信，说他的儿子病危。他自然心中悲苦，忧闷不堪。用他除草时阳明说的“理”来说，此时当悲不悲也不对。但是，阳明对他说：“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平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刻磨练。父子之爱，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一般都认为天理当忧，但忧苦太过，便不得其正了。大抵人情在这种时候，受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有不及的。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才能得其正。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而圣人说‘毁不灭性’，这不是圣人强制，而是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有一个学生得了眼病，忧心如焚。阳明说：“你这是贵目贱心。”
阳明说：“人心一刻存乎天理，便是一刻的圣人；终身存乎天理，便是终身的圣人。此理自是实。人要有个不得已的心，如财货不得已才取，女色不得已才近，如此取财货女色乃得其正，必不至于太过矣。”
《红楼梦》中的袭人就是一派这种不得已。
有人问怎样克己省察？
王答：关键是守以谦虚，恢复上天给我的，持此正念，久之自然能定静。遇事之来，件件与它理会，无非是养心之功。谦虚之功与胜心正相反。人有胜心，则难当孝子忠臣，为父难慈，为友难信。人之恶行虽有大小，皆由胜心生出。胜心一坚，就再难改过迁善了。
问：有事忙，无事亦忙，这是怎么回事？
答：天地气机，原无一息之停。要有个主宰，若主宰定时，与天地一般不息。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又说：去了计较分量的心，便去了功利心。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便能大以大成，小以小成。
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
答：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第九回 时时勤拂拭 莫使惹尘埃
１．出东门
正德以他那种荒诞的方式当皇帝，居然不倒台，得感谢儒家给他教育出了那么好的官僚队伍，更得感谢那种除了皇帝谁也炸不起翅儿来的邪门制度。但是民不聊生，民自生变。老百姓一般情况下是遵守祖宗规矩和圣人教诲的，但肚子不饱了，灵魂就不再饥饿。明朝以民变开局以民变结尾，终明之世，民变无日无之。只是正德朝也特乱乎些。而乱世才出心学。换句话说，心学在乱世才显示出夺目的光彩。就像治世出理学一样。如果说理学象小吏多念律，心学则象老将不论兵
心学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时、谁也指望不上时，只得靠自己来独立面对世变时的精神胜利法、主观能动性。就像一个人被抛至旷野，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只能用自己的心、力来承受一切，他必须爆发出巨大生命力，才能置于死地而后生。这时，这个人就是个真正的心学家。
王阳明说：“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是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诈伪。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是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
王说：你终日向外驰求，为名为利，这都是为着驱壳外面的物事。其实视听言动，皆由你心。你心之视，发窍于目；你心之听，发窍于耳；你心之言，发窍于口；你心之动，发窍于四肢。心并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你看那已死之人，那团血肉还在，但他的视听言动在哪里？
当林黛玉跟宝玉说“我为的是我的心”时，她就是个漂亮的心学家；但那些造反的民众“出东门，不复归”时，他们是什么？用阳明学那一元化的标准说，他们也是漂亮的心学家。当心学与心学赤身相对时，他们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要么，一块喝酒；要么，你死我活。
在阳明整天像散仙一样活着，还觉得不舒服，还不断地打退休报告时，“南中盗贼蜂起”，谢志山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据 头，皆称王，都要当新时代的朱元璋。占领大庾岭的陈曰能、盘踞乐昌的高快马、称霸郴州的龚福全等等，都攻城略县，与此同时，福建象湖山的詹师富又随之而起。
这些地方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是红色革命的暴发地，是让国民政府元首蒋介石头痛的地方。江西与湖南、广东、福建交界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