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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传-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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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可说他堕于禅学之空虚;他若堕于禅学之空虚,就不可能尊德性了。

徐成之也是想追求全面、也是想学阳明的辩证术,但其术未精:朱“虽其专以道问学为主,未免失于俗学之支离;而其循序渐进,终不背于「大学」之训。若「陆」象山之一于尊德性,则虚无寂灭,非复「大学」格物致知之学矣。”阳明同样从其自相矛盾处教导之:真正的道问学是不会失于俗学之支离的,若失于俗学之支离,就不是真正的道问学。

阳明用一种绝对主义的纯正立场来点化这两位想辩证却流于相对、从而浮在表面的徒弟。他们俩的问题在于都各执一偏,必欲各分派朱陆专主一事。当然,这种分派是流行已久的“现成说法”,他们没有深入钻研便各取所需的各执一辞起来。王阳明认为真正的圣学是“尊德性而道问学”一体化的,这也是通儒的共识,三百年后,龚自珍也这么坚持。而将圣学分成侧重修养与侧重学问,是“后儒”们根据自己的特长形成的一种分疏,绝非圣学的本相。 阳明说: 现在的问题是“是朱非陆,天下论定久矣。久则难变也。”就是没有你徐成之的争辩,王舆庵也不能让陆学大行天下。你们这种这种争论是无聊的,你们要听我的就赶快“养心息辩”。

他写回信这一天,正好有客自远方来,须应酬,很乱乎,便匆匆搁笔,尽管就古人通信的常情而言,他写的已不算很短,就他本人而言,也是长信了。因为他也觉得有必要正视这个问题了。更准确的说,他也有实力、从而有兴趣为陆学一洗四百年沉冤了。

但是徐成之不满意,说先生漫为含糊两解,好象是暗中帮助王,为他的说法留下发展的余地。阳明读信,哑然失笑。他劝告徐:君子论事应该先去掉有我之私,一动于有我、处有我之境,则此心已陷于邪僻,即使全说对了,也是“失本”之论。

他用极大的耐心、诲人不倦的布道精神、平静的哲人语气,深入阐发了朱陆学说的精义。陆未尝不让学生读书穷理,他所标举的基本信条都是孔、孟的原话,绝无堕入空虚的东西。唯独“易简觉悟”的说法让人生疑,其实“易简”之说,出自《易》的“系辞”,也是儒家经典;“觉悟”之说,虽有同于佛家,但佛家与我儒也有一致之处,只要无害,又何必讳莫如深、如履如临呢?朱也讲“居敬穷理”,也是以“尊德性”为事的。只是他天天搞注释训解,连韩愈文、《楚辞》、《阴符经》、《参同契》这样的东西也注解,遂被议论为“玩物”「这显然是心学家的看法,文化山的建构居然被视为“玩物”,真了不得」。其实,他是怕人们在这些领域瞎说八道、便用正确的说法去占领之。世人、学者挂一漏万,求之愈繁而失之愈远,越折腾越麻烦,便掉过头来反说朱子“支离”。这乃是耗子眼里看上帝的流行病。--他现在已有了“拉”朱子入伙、万物皆备于我的意向。在他心里埋下了为朱子作“晚年定论”的伏笔。

他觉得朱陆之别只是像子路、子贡一样同门殊科而已,若必欲分敌我、举一个打一个,就太愚蠢了「这种强调对立的敌我意识、党同伐异的门阀作风其实是一种专制病,凋敝学术误尽苍生」。我对朱子有无限的敬仰深情,决不会再重复过去那种同室操戈的把戏,来故意抬高陆子,这有我平素对朱子的尊敬为证。但是朱学已大明于天下,普及于学童,已用不着我来特表尊崇。而陆学被俗儒诬陷为禅学、蒙不实之冤情已四百年了。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为他洗冤,若朱子有知,也不安心在孔庙受人供养矣。他深情的说:

夫晦庵折中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学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而象山辨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 ,以示后学笃实为己之道,其功亦宁可得而尽诬之!

朱陆之争是后期儒学一大公案,王阳明的对策是:领会精神、坚持原则。他不可能去做学案式的疏理,这不符合他的个性,他认为那样做是类似拔鸡毛而不在咽喉上着刀,解决不了问题。他干什么都主张简捷。像他这样单凭态度就要改变局面的做法,只能在中国师徒式教育中才可能有效。

他是靠立心学来破理学,最后也是以他独特的建树大面积的改变了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但谈何容易!

陆九渊不著书,主要靠自身修养立境界,靠门徒扩大影响。当时,他的学生有转而跟了朱熹的。朱的学生也有转而跟了他的。黄宗羲说,在徒弟互相转来转去这一点上,特别像王阳明、湛甘泉两家。王、湛同属大心学一脉,转换师门,大路子不变。由此是否可以推测:朱陆两家在当时人眼中可能也更多的看到了互补性,而非水火不容?

其实,世道循环,螺旋式重复:现在阳明颠覆朱子,犹如当初朱子颠覆流行官学也。朱子为扭转当时朝廷颁布的《十三经注疏》与王安石的《三经新义》而私下著《四书集注》,朱子所尊的程伊川之洛学,在当时也不是朝廷科举所尊的官学正说。伊川在北宋、朱子在南宋都是曾被朝廷当做伪学而加以禁止。

阳明为反对朱学造成的以章句训诂之学取科举功名的风气,而创办私学,注重实修德性,与当时的“应试教育”大异其趋,与当年朱子所为却异曲同工,目的都是为了振兴儒学。

朱子当年树异于汉唐儒学的“家法”、树异于宋朝的官方儒学,也是绝大的勇气与改革。阳明树异于朱、反本于陆,只是纠偏治弊,主张在实践中真去落实那些义理,反对纸上空谈义理。针对性极强,而且功不可没。禅宗的改革史也是如此。文学史上的流派更替也是如此。

在遭官方禁毁这一点上,他们的命运也是相同的。明末清初又有大师攻击王学亡国败教,又兴起新的“学术”来完成新一轮的推陈出新的工作。

一代有一代之学,江山代有才人出。批判并不是超越前人的唯一方法,整合消化才是成本最低的超越之道!

我看理学和心学都坚持了儒学的根本精神,都将信仰置于首位,置于知识学之上。这就是坚信通过个人修养能够成为圣人,过上可以值得一过的生活;相信人性中的“超我”能够战胜“本我”。他们的不同是同中之异,理学讲究读书明理,心学讲究明心见性,然而朱子也说“读书只是第二义的事”,关键还是切己体验圣学的道理,“向自家身上讨道理”。无论是叫做“仁”还是“良知”,都是人自身拥有的价值自觉能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正心、诚意等修养功夫得到它。运用这种能力就是个大写的人,不运用这种能力就是普通动物。心学家认为他们的方法能够更对头的找到这种能力,在运用这种能力本身发挥这种能力。而不是外在的讨求。

9.无我之勇 自得之学

调停朱陆之辨,举陆“改”朱,是为自己张本的重要举措。阳明现在感觉良好,他已经“通”了,不仅是学术贯通了,更重要的是他心体通泰,如金子出炉,过去是动心忍性的锻炼期,他本人也是左右突围,想既成真金又早点出炉。但他知道个中道理,知道拔苗助长与偷懒逃跑都无济于事,都会功溃一篑,或功败垂成。

过去,他大概没有想好如何让朱陆相通起来。单是与理学做对,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因为贬低别人并不能抬高自己。

仅停留在言辞之间的辩论,对自身心体的养育有害无益。他说,常在过上用功就是在补瓦盆,必然流于文过饰非。为求胜而争论是不善与人合作,那是好高不能忘己的毛病。真正善于养心的人,是要让心保持其本然的、未受蔽累的一物不着的状态。

“通”表现为敢于与诸派求同。他敢于说佛教、道教均与圣道无大异,均于大道无妨。这一立场一直坚持到晚年。敢于去统一别的主义是他成大气候的原因之一。在晚年他多次打比方说,世上的儒者不见圣学之全,不知把三间房都为我用,见佛教割左边一间,见道教割右边一间,是举一废百。他说,“圣人与天地万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所用,是为之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儒家同门的理学,过去的矛盾不亚于与释道二氏,现在,他也将他们调和到一条跑道上了: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这样,和则两美,同生共长。用不好听的话说就是敢于打乱仗,有信心在乱中取胜。不搞白衣秀才王伦式的关门主义。

他在仕途上也快通了。他这一代人也熬到了说话有分量的地步。去年,升他为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因为南京的官是摆设,他的朋友湛甘泉、黄绾跟冢宰即吏部尚书杨一清说情,就把他留在了北京的吏部验封司,虽然还是个主事,但吏部好于刑部,最关键的是在北京,他们可以早晚切磋、随时交流了。湛在翰林院,清闲,王也是闲差,经常聚为小沙龙。这个小圈子的要员除了黄绾,还有吕仲木。上班没事时,下班以后,公修日,他们便相聚讲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中说:“时阳明在吏部讲学,(甘)先生与吕仲木和之。”好象王的讲堂就按在吏部似的--自然他的意思并非如此。但烘托出了王大讲特讲的气势。

四十而不惑,他终于四十以后才明白--通天彻地的明白了。又经历发配边陲的、难说汉语的岁月。他现在是重返舞台,而且像是隐居深山修练成了的大侠、大仙,又重返江湖、一展身手。他自然不会肤浅的去招摇,他只是不避嫌疑的讲他已悟出的圣学至道,他大概有在做“法布施”的感觉。

而且身体一直不好的他,也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是否暗中觉得自己这一生差不多了呢?

这些俗人的感觉他不会没有,但也不会太多。除了他已有圣贤气象以外,还因为他一直有的仙风道骨、追求“物外情”的秉性。他一生最大的癖好就是讲学与游悠山水,北京没有什么佳丽山水,他就一而再的上香山,或住在香山的寺院中,写点“顿息尘寰念”之类的高蹈诗。但这只是一种休息方式而已。

不想白活一场的心气,使他有成圣成雄的双重压力。如今鬓已星星也,却还看不见现实的成功之路。他在香山的寺院中对自己承认“久落泥涂惹世情”,世情就是想成雄。但现状只是“窃禄”而已,治理庐陵一个小县对他的才华是个玩笑。当朝文武尽管各有所长,比较活跃,但让他“独服”的几乎没有。但不入任何帮派,任何势力得势,也想不到提拨他。

明代的政治已相当成熟,官场相当拥挤,没有人在最高层给你说话,千里马也只得拉驴车。阳明一生两次大功,一是靠王琼举荐平宁王叛乱,一是靠他的学生和同事方献夫推荐平思、田民变。阳明的气质秉性似乎不可能“挤”入宰辅行列,只能被动的等别人使唤。这是政治体制造成的。自己能获得的自由也只有思想自由。于是他只有大讲其学。再说,他刚上来,只是复苏、稍起,排不到前边来。

讲学也能讲出机会来。

方献夫,本来比他地位高,是吏部的郎中。原先,方热衷文学--就是喜欢词章之道。那时,他与阳明没什么关系,用阳明夸张的话说“若冰炭焉”。后来,方热衷于讲说,就是在沙龙中讲学论道、辨析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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