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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叫洛水的河穿城而过，将洛阳分为南北两个区；为连接南北，在洛水上建有天津桥、通济桥、利涉桥等四座桥梁。城内除洛水外，还有瀍水、伊水，并凿有几条漕渠，使得洛阳新城的水陆交通远比京师大兴更为方便。既然是傍着可以行船的河渠，还有可以卸货的码头，于是又有了南、北、西三个商贾云集人流熙熙攘攘的市场。据记载，北市“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周围还有众多的酒店旅馆，可以说是洛阳的繁华之所；南市则“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
在上春门外，还建筑了诸郡邸舍百余所，是接待各郡长官朝见天子的住所；建国门外则有四方馆，以接待外国和少数民族使者，相当于现在的钓鱼台国宾馆吧。
那时候的欧洲在干什么？写了那本《马可·波罗游记》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在几百年以后的元代来的中国，记载的自然也是元朝的景况，可即使那样，马可·波罗笔下神话般的中国还是让欧洲人大跌眼镜，以至认为写书的那家伙八成是个骗子。
要是他们知道早在他们看到那本书以前的几百年，在古老的中国就有个皇帝的年号叫大业，还有个城市叫洛阳，并且繁华如此，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呢？
现在的人们都知道，在权力高度集中，执政者、施政者无法被有效监督的体制下，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头头脑脑们，不仅能决定那里阴晴雨雪的小气候，也能决定那里的发展方向和风格。置民心国力于不顾，一味求大求全，一味大干快上，一味拼死拼活，力求面面俱到，实则面面俱失，最终好事变成坏事，可以说是杨广一朝最大的失误所在。执政之初，大业天子就表现出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端倪，这端倪在以后的日子里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大隋如同一支长势强劲全线飘红的股票，突然一下就头朝下倒栽葱来了个全面崩盘。但恶果在当时还没有显现，后来的事情不要说别人，就是杨广自己也无法预料。当时的他只是一味沉浸在自己为大隋勾勒的宏伟蓝图里，一边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一边不时被如同电光火石般涌出的灵感驱使着，这里那里地添加着、描抹着，目的是要使自己的大业宏图更加完美和完善。
和东都新城同时兴建的，还有规模大大超过长安皇家禁苑大兴苑的新的皇家禁苑——西苑，也叫会通苑或显仁宫。关于显仁宫，《隋书·食货志》记载：“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
除营建东都之外，大业天子还在全国许多地方修建离宫别所——包括对前朝行宫离院的修缮扩建，如北齐的晋阳宫、中山宫、汾阳宫，北周的同州宫、长春宫、蒲州宫等，在数年内建立起以洛阳为中心的宫殿群。据记载，那时候全国各郡有宫室二十六所，还有一个数字说是四十余所。这些当然都可以看做是营建东都的配套工程，也是杨广好大喜功的例证。
前边刚刚说过，兴建东都洛阳的工程是在大业元年（605）三月开始的，就是在工程已经开始之后，杨广下诏论政刑得失、考课虚实等事时，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提到兴建东都的目的：“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
躬亲庶政、好做巡游一直是杨广的执政风格和特色。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从洛阳出发，或西走关陇、或东达海岱、或北通燕赵、或南至江淮距离都大体相等的地理优势。也就是说，在杨广看来，经营洛阳，实际上也是在经营天下，他是拿这里当了他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啦。果然，由洛阳出发，分别向东西南北四个不同的方向巡视，在杨广几乎成了年年必做的功课。他实在是太喜欢在祖国大地走来走去看来看去现场办公了，以致无法理解南北朝时期成年累月泡在后宫女人堆里的陈后主等人，曾纳闷地问自己的大臣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
得到的回答是：“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既然如此，就是为了大隋江山能传世久远，大业天子也不能不更加乐此不疲兴致勃勃。
说到这里还应该有个补充，南陈亡国之君陈后主是在杨广甫一登基的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中旬死的。杨广追赠他为大将军，封长城县公，立谥号曰“炀”，充分表达了杨广对荒淫无度只知诗酒风流于国家全无建树的昏君陈叔宝的无比蔑视。
但天道无常，正像宋元之际的史家胡三省后来在《资治通鉴》有关条目上所做的批注那样：“谥法，好内怠政曰炀，帝（指杨广）谥陈叔宝曰炀，岂知己不令终，亦谥曰炀乎！”
此种现象按唐代诗人杜牧的话说就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感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堑壕驰道与长城
与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一样，堑壕驰道以及长城都是颇能说明杨广大业年间执政实绩的颇有影响的工程项目，体现的也依然是杨广“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的治理家国天下的理念。
大理念自然是大手笔。
大境界自然是大事业。
在后来成了“隋炀帝”的杨广当时的构想里，筑长城也好，修驰道也好，甚至也包括开凿大运河，其实都是一个统一国家密不可分的整体部署整体战略。
作为这个战略的第一步，早在仁寿四年十一月，就有了大业天子杨广即位后的第一个大工程，“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
不难看出，这又是一项意在拱卫东都的浩大的国防工事。这里被称作“堑”的，其实就是用来阻断交通——也就是阻隔北方游牧民族铁骑——的长沟。这条动用了数十万民夫挖出的壕沟绵延数千里，横跨如今的山西、河北、山东数省，可谓惊世骇俗匪夷所思，说成是古代中国的马其诺防线也是可以的吧？
即位伊始，就又是挖沟又是修墙，大业天子杨广显然是重在防守，并没有想着要对外扩张，这无疑又和他执政后期三征高丽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而后者又成了导致他丧家失国死于非命的直接诱因。找出这种前矛后盾变化中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真正深入深刻地理解杨广其人，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杨广三征高丽并终至亡国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堑壕挖好了，但毕竟作用有限，再说这条用来给敌人制造障碍的壕沟同时也给自己制造了一定的麻烦，所以需要再开驰道。
大业三年（607）四月，杨广下诏“巡省赵魏”，也就是在这次长达两年的巡幸过程中，大业天子于同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这是要从太行山横截开出一条从河北到并州太原府的驰道，既为了皇帝巡行的车驾能够通过，也方便战时调兵，当时汉王杨谅不就是在这一带举起的反旗吗？据记载，参与这项工程的大约有黄河以北十几个郡，按平均每两户抽一丁计，参与人丁在百万人左右，费时约三个月。
修建道路的工程哪里就是仅此一项？还有与上述工程有关的穿越太行山通往河内（今河南沁阳）的九十里直道；连接洛阳与长安也就是崤山与函谷之间，对原有“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的旧路改造后修成的连接东、西两京的新国道；修大运河时在运河岸边修筑的御道；再加上大业六年（610）所开的西起榆林北突厥牙帐，东达于蓟（今北京密云一带）的长达三千里的御道，工程总量与所耗人力物力无疑又是让人瞠目结舌的天文数字。
专制统一的极权国家，又恰逢政令通畅的黄金时代，最大的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皇帝的旨意可以得到迅速而彻底的执行，而这种顺畅又会极大地刺激专制君王更加专制，以为自己的意志真的就是天下人的意志，以为自己顺天应人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而永远不会有天怒人怨的那一天。当年的大业天子正是这样，一门心思想要让大地山河听从自己的调遣，在适合开河的地方他下令开河，不宜开河的地方他下令修路，为的就是在全国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的交通网，让自己的政令和旨意不折不扣地得以执行。
修筑长城，就是在这样的通盘考虑中被提上大业天子的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的。
众所周知，万里长城最早是和秦始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秦始皇将从前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西起陇西临洮，东到辽东，筑起一条长达万里的防御工事，万里长城从此便成了华夏古国延续千年的一道亮丽雄浑的风景。车同轨，书同文，还有万里长城，是秦始皇的大事业和大手笔，也是他留给后人泽被久远的遗产。尤其是长城，更是成了历代中原王朝薪火传承的接力棒，成了世界奇迹，直到人类登上月球之后，一度还传说长城是在太空中可以看见的人类有数的建筑物之一。
但当时修长城的人们可没有想要创造什么奇迹，他们只是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具体到后来被称为“隋炀帝”的大业天子杨广，修筑长城的目的也是为了防备和抵御突厥、契丹、吐谷浑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掳掠。隋文帝在位期间曾五修长城，但规模都不大，人数少则三五万，多不过十余万，一般也都是一旬或二旬而罢。大业天子杨广却是另一种带有鲜明个性的典型风格，虽说他执政期间修筑长城的次数只有两次，但两次都兴师动众——
一次“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另一次则“发男丁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
“城上一杆土，手中千万杵。”百万民工以死伤过半的代价，用十天左右的时间修筑了二百多里的长城，考虑到当时的施工条件和设施，如此速度，实在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但古语早就说过：“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地理上的长城就这样矗立起来了，人心也能随之而凝聚一处吗？由于修筑长城时周边各郡恰逢旱灾，此时征服劳役，而且是“发卒百余万”的大动作，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隋书》所说的“百姓失业，道殣相望”，一片凄惨。孟姜女哭长城说的是秦始皇时代，隋炀帝时代的孟姜女们肯定也少不了，肯定也是哭声一片。
这当然只是我等后来草民的草根观点，甚至连隔靴搔痒也谈不上，那就继续说事实。
那两次大修长城的时间分别是在大业三年（607）七月和大业四年七月。
大业天子并且前往塞北，亲自督促，显得相当重视，好像形势已经火烧眉毛了似的。难道真是突厥或者契丹再或者是吐谷浑又一次兴兵犯境，大隋之地已是狼烟滚滚？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作为西域霸主的突厥早在隋文帝时期就已被分化瓦解为东、西两部，东突厥已然降服，西突厥当时也没有侵扰之事，至于契丹或者吐谷浑单凭自身之力更是不敢也不能轻举妄动。联系第二次大修长城前后，大业天子曾派使者经略西突厥部和派兵深入吐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