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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是北方军事重镇，杨广征伐高丽时，这里就是屯兵之地，而永济渠也就成了给粮运兵的主要通道。
正是因为有了永济渠，有了北运河，远离黄河的涿郡蓟城后来才有了成为元大都的可能，也才有了后来和现在的北京。
古城杭州早就是中华版图上一颗十分耀眼的明珠，它的光彩照人熠熠生辉也是在与运河系统连接起来之后。按《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说法，正是运河本身“大大地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
南有杭州，北有北京，这一南一北闪耀在南北大运河两端的古城至今依然风情万种。可是不要说别人了，就是生活在这两个城市里的人们，能知道并偶尔想起杨广的又有几人呢？
开凿南北大运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大业天子杨广成全了大运河，但大运河却偏偏没有成全他。
大业年间，一条大运河使得天下百姓“不胜其害”，却又使得唐宋以后历代朝廷百姓“不胜其利”，杨广就这样集功过于一身，让人欲赞不能、欲骂不忍，不说不休、欲说还休！
《隋书·食货志》描写了开凿通济渠的大业元年，杨广从洛阳巡幸至扬州的情景——
又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
这已经是极尽招摇一路鸡飞狗跳了，就这犹嫌不足，还要向沿途各地开列征用物品清单，而且是珍禽异兽催要甚急，“征发仓促，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值十缣”。
缣者，细绢也。当年绢、缣之类布匹的计量单位大都为段，一根野鸡尾巴上的长毛，就可以卖出十段缣的天价，除了皇帝，还有谁能有如此大的能量，让全国和他一起发疯？
杨广是不是就是这样成了“隋炀帝”的？
一个人就这样与一座城、一条河乃至一个国家的一段历史难解难分纠缠一处，这能不能说成是“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呢？
《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在书中也引用了上述文字，同时又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不是真的，之所以会有那么夸张的叙述，是因为——
撰实录和修史的儒家官员一般不赞成中央权力过度扩大和统治的君主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他们的重农经济观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他们的政见和他们的历史记载强调对外军事冒险的劳民伤财和害处。历来皇帝既是所有官员必不可少的盟友，又是自然的对手（不论多么隐蔽）。就不得善终的炀帝而言，这种潜在的敌意就表现在以上所引的文字中。
究竟是西方人不能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呢，还是他们真的是旁观者清？
我宁愿相信他们是后者。
哪怕是贵为天子身为皇帝，在历史中他其实也是不自由的。信然！
不管人们如何对隋炀帝和他的大运河工程说三道四评头论足，静静流淌着的大运河就那么一路流着，大隋被它抛远了，大唐被它抛远了，宋元明清也被它抛远了；一个个王朝渐行渐远，大运河也告别了它无比辉煌的元明两朝的黄金时代，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了一道需要着力加以保护的远去的风景。
报纸报道，在2006年的全国政协十次会议期间，有数十名政协委员联名递交提案，认为京杭大运河应申请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年5月，国务院将京杭大运河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底，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京杭大运河作为其流域内的浙江等八省市联合申报的项目而名列榜首。
做总比不做要好。好得多。
威加八荒，威服四夷
把自己的年号叫做“大业”，这绝对是大业天子杨广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表现的也是他意欲超越秦皇、不让汉武的雄心壮志。大业之大，不仅要大兴土木大兴工役大修文治，同时还要威加八荒威服四夷方勤远略威震寰宇。
对杨广来说，这也叫内外都不放，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
和也许是“稍逊风骚”的唐太宗李世民相比，隋炀帝杨广自身的武功显然要差好几个等级，他用来威服四夷的方略手段也是以文为主重在礼教，颇有些扬长避短避实就虚的意味。个性鲜明的大业天子，就是在治国上，也表现出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
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因为历朝历代的天子皇帝都认为自己雄踞于天地正中，而四周的异族就分别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大隋朝的外患主要来自北狄。《隋书·北狄传》载：“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种落实繁，迭雄边塞，年代遐邈，非一时也。”
再具体一点说，所谓的北狄除了突厥外，还有铁勒、契丹等。由于后者基本上是惟前者马首是瞻，所以突厥就成了大隋朝对外经略的最大课题。
隋文帝后期，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与招抚，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已经臣服，同时还有铁勒、契丹等部向隋要求内附，大隋将他们统统置于由朝廷支持的启民可汗的直接管辖之下。由于背靠着强大的中原朝廷，曾经在部族内乱中落荒而逃的启民可汗逐渐稳固地控制了蒙古草原，启民可汗感激不已，一再向文帝表示“愿保塞下”，朝廷对突厥的政策也由最初的制造和利用矛盾以分化离间改为羁縻。
启民可汗果然对大隋王朝忠心耿耿。大业初年，契丹入抄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杨广诏韦云起率突厥兵讨伐，启民可汗发骑兵二万交其调遣，大胜而归。
大业二年（606），启民可汗以臣属身份入东都朝觐，大业天子为了让其更加心悦诚服，有意大肆夸耀中原的文明繁盛，不仅“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也就是让各地的绝活表演都来露一手的意思，同时还下令“大陈文物”。无数千变万化匪夷所思的玩意儿让来自草原的启民可汗等人大开眼界乐不思蜀，熠熠生辉的中华文物典章更是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启民可汗甚至两次向大隋皇帝“请袭衣冠”，也就是要移风易俗改穿汉装的意思。当年汉武帝经营西域，曾派使者给匈奴人带去中原的丝绸布匹以及服装，显然也有夸耀的意思，结果却被匈奴人马踏人踩，成了踏不坏踩不烂的兽皮猎装的反衬，现在的情形可是反过来啦！夸耀成功，大业天子得意之余不无感慨：“昔汉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贵，今衣冠大备，足致单于解辫。”
那一次大业天子虽然没有答应启民可汗的请求，但为了更进一步展示中原的物质财富，炫耀天朝大国的国力强盛，让更多的普通突厥人对天朝更加敬畏，大业天子决定要出塞巡狩，预定路线是先到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旗黄河南岸边），再出塞外，绕道由突厥走草原东至涿郡，也就是要在现在的内蒙古草原上兜一个大圈子。时间则在大业三年（607）三月。
由于本意就在耀武扬威，所以巡行队伍无比庞大，不仅文武百官跟随，还有军队五十余万，战马十万，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另外还有和尚、尼姑、道士、女官和百戏班子随行。五十万大军出塞，实属前所未有的亘古之举，为了怕启民可汗及其部众惊恐，事先还特地派出了宣喻使。
这次巡狩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耗时长久，从阳春三月一直到云淡风轻的九月，就这还没有走完预定的从涿郡回朝的路线，而是就近从楼烦关先入山西，后到太原。为了方便明年再次北巡，杨广下诏营建晋阳宫，并于返回途中开直道上太行山。一路巡游，所费极为浩大，于九月将近月底的时候回到东都。
这次巡游，除了打猎游玩、凭吊当年胡汉交兵的古战场，大发思古之幽情外，也的确做了一些“统战工作”。不仅启民可汗及义成公主率突厥各部首领来行宫朝见，吐谷浑、高昌也遣使入贡。后来，在启民可汗的牙帐里，大业天子不仅接见了附属于突厥的契丹、室韦等各部酋长首领，还见到了高丽派来私通突厥的使者。由于高丽并未臣服，杨广特意让人宣旨警告：“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
这其实是一段插曲。高丽王的本意只想私下与突厥交好，但启民可汗亲眼目睹了大业天子威风凛凛的巡行场面，不敢隐瞒，这才将高丽来使引来见了杨广。
趁着拜见大业天子的机会，启民可汗又一次上表奏请“变服袭冠带”，且言辞诚恳，一心想要“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但大业天子的目的哪里就是要让草原变郡县、牧民成编户？当时虽然没有民族自治一说，但大业天子实际就是那么做的，不顾群臣都认为应当同意启民可汗奏请的意见，大业天子以“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为由，答复启民可汗说：“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也？”
哪怕就是到了现在，我们也不能轻率地指责启民可汗数典忘祖，面对一种远远领先于自己部族的另外一种文明，他的反应不也是很正常吗？看看穿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西装、T恤衫吧，谁又能说我们也是数典忘祖？
让当年的启民可汗目瞪口呆艳羡不已的，哪里仅仅是宽袍大袖的大隋衣装？
就是在榆林郡城的草地上，按着大业天子的命令，将作大匠宇文恺率领来自中原的能工巧匠，仿照突厥可汗的牙帐形式，设立了一个能容纳数千人的大帐，与前者相比简直就是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可以拆装离合，下边装有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直让突厥人觉得自己只会骑马实在是算不得什么本事。
更让突厥人五体投地震骇莫名的还是大业天子的仪仗。
粗犷的草原马背民族对中原礼仪是生疏而隔膜的，为了迎接大业天子的到来，启民可汗亦步亦趋，但不仅忘了开御道不说，还连自己牙帐前的杂草也没有除。为皇上打前站的隋使长孙晟不好明说，便来了一次启发式教学，指着帐前杂草说：“这草很香啊？”
启民急忙去闻：“不香呀？”
长孙乘机开导：“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
启民可汗醒悟了，拔刀亲自除草，所部酋领“争仿效之”，启民可汗还发动全境牧民“举国就役”，为大业天子“开御道”。
一条长三千里、宽一百步的御道就这样诞生了。
大业天子的大驾就这样光临了——
宫掖百官列成方阵，外围是士兵，滚滚向北行进。天子与后、妃乘着“观风行殿”，百官乘“行城”，城周围两千步，四周有板，蒙上布，饰以丹青，有楼撸。行殿又和行城连接，外围铁骑，形成固若金汤之势。
如此阵势，让牧民们在十里之外就连马也不敢骑了，启民可汗更是“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大业天子又走了一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